王永钦

现在想来，我应该是一个思想上比较早熟的人。早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1986年)，我就想到南北朝鲜、东西德国，除了社会体制不一样之外，其他条件(如文化、初始条件等等)基本都是相同的。所以，社会制度应该是决定经济长期绩效的最重要因素。当时我还经常向我的同学们灌输我的想法。现在很多西方的经济学者经常拿这些作例子来说明制度(而不是文化等其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巨变，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样的人，同样的文化，为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到底就是因为我们引入了市场这种制度。如果历史地看，西方世界在1300年左右人均GDP就超过了中国，主要的武器也是市场这种配置资源的基本制度，而且后来还发展出来了支持市场制度的法治和民主体系。这样它们在社会体制上便超越了中国，使得中国与它们的差距越来越大。而只有过去三十年我们经过长期的“折腾”又引进市场这种制度的时候，经济才有了起飞。但是，西方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市场制度需要法治等社会制度的支持，否则市场制度就会受到扭曲。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要大胆地引入被历史证明了的普适性的社会制度，如对产权的保护、法治和民主等等，中国才有希望在21世纪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现在应该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经济危机创造了社会共识，因而现在应该是改革的良机。在经济层面上来说，中国现在所处的局面有点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镀金时代”：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不满很多。在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审时度势，成功地实施了很多社会改革，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大力缩小收入差距等，恢复了社会正义，使得美国的发展又走上了正确的轨道。这被称为“进步主义时代”。罗斯福总统很清楚收入差距拉大对社会进步的坏处。他曾经说过，收入差距很大，人们在经济地位上不平等，我们辛辛苦苦争取来的政治平等就失去了意义。罗斯福总统当时实施的这些社会变革，中国现在也是完全应该实施，也是可以实施的。很多美国的史学家将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改革看成美国历史上的“defining moment”，即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变革。

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起点公平对于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其实，自立国之初，美国的政治家们(尤其是杰斐逊)就认为，初始经济禀赋的平等和相对平等的财产权利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这被称为“杰斐逊主义”，也是美国主流的政治哲学之一。后来的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这是造成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不同发展路径的根本原因。有意思的是，所谓的东亚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美国灌输这种哲学并影响了当时的东亚政府。日本在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下，成功地解散了大财阀并实行了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影响下，韩国和我们的台湾地区在1950年左右，也成功地实施了“耕者有其田”的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这样，初始禀赋的平等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后来的共享式增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台湾地区的基尼系数长期只有0.3左右。在政治上，初始禀赋的平等还使得利益集团问题不严重，容易达成社会共识，政府可以实施有利于社会的经济政策。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东亚模式的最重要特征可能是初始禀赋的平等，而从这一点上来说，也就算不上什么模式了，因为美国在历史上也是如此的。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地位上的平等，东亚模式下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平稳地进行了政治民主化，而且民主化之后政治比较稳固。现在经济学家基本上都认为，初始禀赋的平等加上好的制度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至关重要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平等的土地禀赋对于长期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东亚经济模式为人称道的一点，就是在经济起飞前先对要素市场尤其是土地市场进行了平等主义的改革，要素市场改革造就的起点的公平对于实现共享式增长和平稳巩固的民主化是很关键的。如果我们将眼光再放得更广一些，北美洲和南美洲经济发展路径的分野也是由于要素禀赋的分布不同造成的。北美洲的要素(特别是土地)的初始分布在人与人之间比较平等，这使得人们更有积极性来投资于人力资本；南美洲则刚好相反，土地等要素的初始分布高度不平等，这使得没有土地要素的人们在社会中的谈判力比较低，从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得到的份额就比较低，他们就没有积极性投资于人力资本。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差异就越来越大了。对于北美和南美经济发展轨道的分野，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在这一点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南亚的一些国家如菲律宾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与土地禀赋的高度不平等也有密切的关系。

与北美和东亚模式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在土地等要素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中国最终产品的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要素(中间产品)的市场化却严重滞后，如城市土地名义上为国有，实际上基本为地方政府所垄断。由于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原因，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度受到很大的限制。考虑到最终产品市场上的企业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基本上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本来利润率就极低，还要支付很高的要素价格，因而严重地挫伤了民营企业的营利能力及其就业创造能力，并加剧了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中国的要素市场化改革不仅是滞后的，而且在城乡之间的改革也不对等。城市居民虽然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拥有土地之上住房的所有权，由于土地的价值可以通过房地产市场“资本化”到房子的价格中，因此，城市居民实质上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而农村居民却没有拥有土地所有权，这加剧了城乡之间原本就存在的收入差距。劳动力市场和信贷市场在城乡之间的市场化也是不对称的。城市居民拥有更高的劳动力流动性和更多的信贷资源，而农村居民则要受到更高的劳动力流动限制、拥有较少的信贷资源，这也加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还导致了掌握要素支配权的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这也产生了收入差距。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已经快接近0.5了，而东亚模式的国家和地区的基尼系数要低很多，像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长期只有0.3左右，日本则长期只有0.2多一点。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纠正，收入不平等对于中国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未来的政治转型都将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通过要素市场改革和其他方法来降低收入差距，应该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虽然引进了市场体制，但是在初始禀赋上，人们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是高度不平等的，所以发展的结果是高度的不平等，基尼系数快达到0.5了。如果中国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就必须要通过各种改革，使收入差距降低下来，其中要素市场的改革迫在眉睫。台湾的土改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的变革，尤其值得学习：政府先从地主那里将土地买过来，再分给农民；但政府没有付出一分钱，而是让地主持有国有企业的股份。这是一举三得的做法：不仅做到了耕者有其田，而且将地主阶层转变成了企业家阶层，同时也完成了国有企业的民营化。

现在国内有些学者因为看到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等现象，而反对土地私有化，我觉得这种看法是因噎废食。贫民窟现象不是土地私有化本身引起的，而是由于不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政治腐败而引起的。记得2002年夏天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当有人问杨小凯类似问题的时候，杨先生也是这样回答的。如果任由现在的土地制度延续下去，则会加剧土地市场上的腐败，也会加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城市土地由政府垄断还扭曲了房地产市场，造成城市化的畸形发展。

中国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加大要素市场化的步伐，完成要素的市场化。“局部的市场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最危险的，而且越拖到后面越危险。拉丁美洲的问题是起点的不公平加上不彻底的市场化造成的(正是起点上的不公平导致市场化的不彻底)；东亚模式的成功则是起点的公平加上有序的市场化造就的。中国现在的改革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进行平等主义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将有助于我们走上“包容性增长”的轨道，不进行平等主义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将使我们重蹈拉美的覆辙。中国现在应该抓住机会进行改革，因为在目前促进公平的改革，同时也是增进效率的，例如实行土地改革、打破国有部门的垄断、实现城乡融合、提供社会保障和惠及全民(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教育和医疗改革。同时因为从上到下都有改革的共识，现在应该是推进这些改革的大好时机。错过了这次改革的良机，利益集团的阻挠会使得将来的改革越来越难，中国将很难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摘自《经济学家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