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黄天才

胡兰成生前照

我称不上是胡兰成的朋友，虽曾相识，但交往不深，相知也不够，只是在195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初期那段时间，他像伏枥老骥一般窝在东京的时候，我在东京担任台北《中央日报》驻日特派员，经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了。一度，他高估了我，以为我在台湾政界及文化界人缘很广，可以帮助他来台栖身及发展，所以毫不隐讳地多方接近我。起初，由于他的背景及经历，我还多少有点戒心，但接触较多之后，我发现他的确是一位颇有文采而并不讨人厌的人物，遂很热络地交往过一阵。后来，大概是他发现我的能力有限，无法帮助他来台，我们才慢慢疏远。他和我不再联络之后，过了好一段时间，忽然听台湾来的朋友说胡兰成已经到了台湾，在大学里教书，更出版了几本轰动一时的著作。我很为他高兴，可是，不久又听说他被“赶出”了台湾，去到香港，辗转又回到了日本。他未再和我联络，我也未再找他。最后他的死讯，我还是看日本报纸才知道的。

最初介绍我和他认识的，是香港一位能文能画的朋友，说一口无锡腔国语的薛慧山。

大概在1962年底或1963年初，薛老从香港来到东京，我电话约他餐叙，他一口答应，并说要带一位一定会让我“相见恨晚”的朋友同来，我以为是一位和他一起从香港来的朋友，当然表示欢迎。及至他们如约来到餐厅，但见和薛老同来的，是一位身着中国式缎面丝绵袍、肤色较黑的清瘦老者。棉袍半旧，老者面孔虽不能说是有饥色，却毫无神采。我的初见印象是:历史巨变后跑到香港的落拓文人吧。薛老抢前一步，挥手介绍说:“胡兰成，我的老朋友。”

我吃了一惊，听到胡兰成这个名字，看着面前的这位老者，我不仅没有如薛老所说的“相见恨晚”的喜感，反而是惊愕与失望的成分多些。

对胡兰成，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是因为读张爱玲的小说，迷张爱玲的小说，才知道有胡某这个人的。我于1950年代末被报社派驻东京，到后不久，就听说“汪伪政权”时代在南京做过官的许多“汉奸”，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都逃到日本来了，胡兰成是其中之一。令人纳闷的是:东京侨界朋友们在谈论侨界的人或事时，不时会谈到胡兰成，但都是谈他的过去，从未听人谈到他的现况，一般都猜想他深居简出，来到东京养老的吧。他似乎从未参加侨界的任何公开活动，也未听说他在侨界有什么时相往来的朋友。

当年，东京华侨人数不多，老中青加在一起，也不过五万多人，但成分复杂，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大区分即亲台湾、亲大陆或两岸均无特别亲疏关系的中立者外，三大区分领域之中，又各自混杂着“二战”以前就久居日本或曾入籍日本的台籍老侨。“二战”后迁日的第一代新侨，与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到日本的第二代新侨，此中又混杂着暗获日本包庇的“汉奸”，或暗受日本支持的台独”分子。此外，更有不同省籍的各地同乡会，如台湾同乡会、福建同乡会、宁波同乡会等，都很有实力。“东京华侨总会”就有完全同名的两个，一个亲台湾的在银座，一个亲大陆的在新桥，两会只隔地下铁一站，步行不过十分钟。

成员分子如此庞杂交错的华侨社会，对背景及身份都十分特殊的胡兰成来说，深居简出应是可以理解的。这一次，要不是薛慧山很冒失地把他带来参加我的餐叙，我还真不知道怎样的机会才能让我和胡兰成相见相识呢。

不过，毋庸讳言，薛老如果在电话中预先就告诉我，他会带胡兰成同来，我虽不能预知自己是否真会如薛老所说的“相见恨晚”，但我对于有机会和胡兰成相见相识，内心深处确是有所期待的。

对胡兰成，我真是太好奇了。

他既能赢得玲珑剔透的张爱玲的芳心，成为了她的初恋情人及夫婿；却又能容忍及接纳上海七十六号女魔头” 佘爱珍，心甘情愿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他究竟是怎样一个男人？从张爱玲的角度去推想，胡兰成应该是一位风流倜傥的白面书生；从佘爱珍的角度去推想，他应该是一个俗不可耐的伧夫。如此相异的两种人格特质，怎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这样一位人物，当然希望有机会见上一见。

结果，我们见面了。第一眼，却让我大感意外及失望，我眼前的胡兰成，既不是风流倜傥的白面书生，却又一点也不粗鄙。我的实时印象是:一个毫不起眼的糟老头。

上了餐桌，我对他的印象逐渐改好，他很深沉，不多话，眼色很锐利地看着薛慧山和我。薛老兴高采烈地谈着他旅游东南亚的见闻。后来不知怎样的，话题转到了中国书画，那更是薛老的专长，我插不上嘴，胡兰成倒是不时应和着。我在一旁端详他们两者，看上去，年纪差不多，应该都是六十上下的人，薛老可能还要大上几岁。当时，我还不过三十六七岁，觉得和他们两老不是同时代的人，一直未多发言。

那次餐叙，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胡兰成临别时特地向我索取名片。我们做记者的人，绝不吝于给人名片，但那天我是主人，他是薛慧山带来的客人，他似乎倚老卖老地不给我名片，我也就装作不在意，未给他名片，但最后他向我索取，我给了他，他仍然未给我名片。

过了十来天，忽然接到胡兰成电话，说薛老要回香港了，他给薛老饯行，邀我作陪，在同一家中国餐馆。我想他这是借口回请我吧，我应邀去了。三人坐定后，他俩之间的几句寒暄，却引起了我的兴趣。薛老大概是说:为他饯行，何必破费到餐馆来，府上“爱珍嫂”的手艺比这儿高明多了。胡却看着我说:黄先生是新识，怎好屈驾到舍下去。我顺口答说:有机会，一定专程叨扰。胡却没有答话。

其实，我非常希望他说一句“欢迎随时来指教”之类的话，我就可以打铁趁热问他地址。因为，我对“爱珍嫂”这位人物，更是十分好奇。

当年在东京，每有人提到胡兰成，就会谈到佘爱珍。有关佘爱珍的传说，比胡兰成还要多，据说这位“上海七十六号女魔头”凶狠无比，能两手开枪，杀人不眨眼，“七十六号”抓到女人犯，都由她拷打审讯，不死也得脱层皮云云。尤其是她来到东京后，竟然和胡兰成搭上了，更增加了这一对男女的传奇性。

如此一位人物，如有机会见识，我当然会争取。那天的餐会上，胡兰成虽然没有表示欢迎我登门拜访，却留下了一个有意和我继续交往的伏笔。他主动提及在《中央日报》航空版上看到过我写的通讯文章，非常佩服，接着说他也喜欢写写东西，很想寄几篇杂文向我讨教。我当然表示极愿拜读，请他即速寄下。

果然，一两个星期后，他寄来了一大堆文稿，有的是杂志的抽印本，也有手稿的复印，杂文居多，也有谈论日本政情的，我看后，非常意外，对他的文采不禁大声喝彩。尤其是那些杂文，谈人生，谈哲理，谈风花雪月，都有妙处，都有神来之笔，我对他的印象完全改观，不再称他“糟老头”。

他很可恶，一直未告诉我联络电话，我只好照他寄文稿给我的地址，给他写去一信，谢谢他，并以相当保留的语气捧了他几句。 （他说曾在报上看过我的通讯文章“非常佩服”，我一听就觉得是敷衍之词，我怀疑他根本没看过我的文章，所以我不想在信里捧他太过火）接着，在信里我邀约他×月×日中午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餐叙，我担心他不来，故意说他的一些文章引起我颇多感触及意见，希望向他当面请教。

他如期来了，还是穿的那半旧棉袍。

入座之后，我看得出他颇为局促不安，大餐厅中，他是唯一一位未穿西装的人，客人绝大多数是白色洋人，俱乐部的官式语言是英语，连菜单都是英文的。我特地先向他解释，此次之所以约在这儿见面，主要原因是我没有把握他是否会赏光，如果约在中国餐馆，订下座，万一他不赏光，我会很尴尬；而这儿比较随便，我几乎每天都来，餐厅很大，大小桌面很多，我提前来占住这个餐桌，两人用餐正好，万一他不赏光，我就挤到那几台专为外国记者会员保留的大餐桌上去就是了。我接着向他解说，俱乐部是专业性很高的国际社团，采取会员制，会员限于日本外务省登记有案的外国记者，及各国驻日外交官，不搞社交活动，在这儿比较自由自在，不必受拘束。

胡兰成听了我的解释，态度显然放松不少，用餐后，又见我喝咖啡，抽香烟 （当年抽烟是时髦，不抽烟反被视为异类），放言高论，和外国人打招呼或谈话，用英语；和他用中国话谈话，并未压低声音，也无人引以为异。同时，在我们用餐前后，到桌前和我打招呼的外国人，我都为他介绍，果然都是外国重要媒体的驻东京记者或外交官。在这“往来无白丁”的高级知识分子社团环境中，他终于被这种开放自在的氛围所感染，让他和我相识以来一直拥抱着的那份深沉与矜持，完全抛开了。

餐后喝完咖啡，我领他到俱乐部的数据室，书籍、杂志、报纸几乎全是英文的，却有两份中文报:台湾《中央日报》航空版及香港的《香港时报》。他如获至宝，看完了架上的近期报纸，还想借过去的合订本来看。在数据室待了两个多钟头，我们回到餐厅喝咖啡聊天。他问我这地方他可以自己来吧？我说原则上是不行的，因为这是会员制，但是，如果你到数据室看书报甚至坐坐休息，不会有人管你，尽可自由出入；但不能去餐厅吃喝东西，这儿不收现金，必须会员签账单，月底结账。

我看他很失望的样子，连忙告诉他尽可以常来，我每星期至少有五天在这里，我们这些“单枪匹马”的特派员都不会有办公室，白天写稿、发电都在这儿的工作室里。而且，我们也可以约好在这儿见面。

他几乎从没有一个人来过，但每次我到了之后，打电话到他家找他，他都会欣然而来。他来了先去看中文报纸，我在工作室写稿，中午时分，我带他到餐厅用餐、喝咖啡、聊天。如此，我们每周总要见面一两次，他很健谈，我总是让他多说话，但他很慎言，谈的话题都是张爱玲或世界两个阵营争斗，我听腻了，问他一点旁的，他都很巧妙地避开。他似乎很关心台湾的事情，在闲谈中曾问到台湾的政情和社会情况。其实，交往两三个月之后，我对他已失去兴趣，我还不愿放开他的唯一原因，是想见一见佘爱珍，看看这位女魔头是什么模样。但我发觉胡兰成似乎总不愿意让我见到佘爱珍，我想他羞于让长相凶神恶煞的佘女见外人，这种心理，应是可以理解的，我也不想再为难他了，遂放弃了要见佘爱珍的念头。

恰巧这个时候，台湾与日本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外交冲突”，我忙得不得了。遂有三四个星期未和胡兰成见面，却把他弄急了，以为是他不小心得罪了我，忙着来找我解释误会。

原来在1963年2月到4月间，大陆向日本洽购一座整套的尼龙制造工厂，金额庞大，大陆向日本进出口银行洽借巨额购厂资金；进出口银行是国家银行，台湾当时与日本尚有“邦交”，极力阻止日本政府核准进出口银行的此项贷款，但日本工商界和舆论界却在对日本政府强加压力，逼促日本政府尽速核准贷款。

台湾方面警觉事态严重，紧急打出王牌，连续派出超重量级的政治外交人物赶赴日本，与日本政府高层直接进行交涉。于是，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中国国民党常务委员兼《中央日报》董事长陶希圣、“中日合作策进会理事长”谷正纲等，先后来抵东京，东京的政治外交情势绷得紧张万状。

那段时间，我忙得头昏眼花，每天都是早出晚归，马不停蹄，难怪胡兰成说四处找不到我，误以为我在躲避他。

5月初的某一天，我忙到晚间10点多钟才回家，一进门，赫然看到胡兰成和一位身着中国旗袍、体型略胖、皮肤白皙的中年妇人坐在客室中等我，不用介绍，我断定这妇人就是佘爱珍了。非常让我意外，她一点也没有凶神恶煞的样子，大大方方，脸上淡妆，泛着和善的微笑，是一位典型的中国江南一带的普通家庭主妇。

胡兰成先向我道歉深夜来打扰，实在是因为时间很紧，事情很急，他讲话很慢，我还真想不透他有什么“急”事情找我。他接着说:从报上看到张群先生到了东京，他拜托我带他去见张群。我大吃一惊，急忙问他有什么事吗？他说他有很多事情要向张群先生报告，诸如日本政情啦等等。我不等他说完，就几乎骂出口来:“神经病！”但看他一副真心诚意的样子，我不忍心骂他，勉强抑压住心头火气，问他以什么身份去见张群，他支支吾吾了一会，答说:“张先生应该知道我吧。”至此，我决意不再和他纠缠，我明白告诉他:要见张群，绝对不可能；我们记者也不是每天可以看到他，都是找他的随员或秘书进行采访。日本报纸也报道了他此行的目的，可谓是任务重大，困难重重，行程排得密密麻麻，紧不透风。他是年近八十的老人，已有五年未来日本，你想，日本各界多少人在等着见他，他又必须要找日本政界多少人，哪里还有你我的机会。

我这番话说得极其诚恳实在，说完我即起身送客，胡兰成还想说话，佘爱珍轻轻拉着他走了。佘爱珍除了初见面时的几句寒暄外，全程未说一句话，只是专注地在一旁听着。我的印象是:对情势的分析，佘爱珍显然比胡兰成高明。

张群的行程中，排定有一天中午要到外国记者俱乐部午餐、演讲，并接受记者发问。我告诉了胡兰成，胡希望我带他去参加，并问有否机会和张群谈谈话。我告诉他交谈的机会不大，恐怕连靠近张群的机会都没有。到了那天，我为胡兰成买了餐，订了座位，我没有和他坐在一起，我坐在前面的记者会员席，他坐在后面的来宾席。那天的演讲和记者会都是用英语，张群用餐后，亲自念了预先准备的英文讲稿，然后由记者发问，由“大使馆”的一位职员翻译。记者会结束后，张群立刻被人前呼后拥上车离去，坐在后边来宾席上的胡兰成，果然连靠近张群的机会都没有。

胡兰成在东京就只这么一次远远地听过张群演讲，始终未能和张群说上话；我也一直未向张群提过他。

过了一两天，陶希圣先生到了东京，我到机场接机，在从机场到旅社的路上，我即向陶先生报告，胡兰成在东京，曾拜托我引他去见张群。我话未说完，陶先生提高了嗓音说:“不可以！”我答说:我已拒绝他了。我随即问陶先生，“如果胡兰成要求见您，见不见？”陶先生未答话，我知道他在考虑中。

到了旅社安顿好后，陶先生才对我说:“胡兰成，我可以见他，由你去安排时间。”说着，陶先生从沙发上起身站立，右手掌五指并拢，手臂横摆左额前，一面说话，一面右手臂从胸前往下一切，说道:“胡兰成和台湾的接触，到我这儿为止。”

陶先生已为我和胡兰成划下了界限。

我问陶先生的行程，以便安排胡兰成来见他的时间。

我到记者俱乐部打电话找了胡兰成来见面，他已从报纸上看到陶希圣来东京的新闻，果不其然，他立刻要求去看陶，我用电话和陶先生联络，安排第二天上午10时在陶先生旅社见面。

他们原已认识，毋须我介绍，第二天，我陪胡到陶先生房间，就托词离开了，他们两人谈话内容我不清楚，我不在场。

当天的傍晚，陶先生找我去旅社陪他晚餐，他简略地讲了他和胡兰成谈话的情形，主要是胡讲述他在日本的生活情况。陶先生说:胡兰成十分恳切地要求陶帮忙让他住到台湾去。我问:他准备到台湾干什么？陶说:他希望去大学教书。我说:可能吗？陶先生说:办不到！台湾怎么可能收容他，何况，他还带着一个佘爱珍。

胡兰成要为陶先生介绍他所熟悉的一些日本评论家。最好能举行一次座谈会，陶问我的意见。我说:胡的这般评论家朋友我都大致见过，可惜多已过时了，都已不再有舞台，我建议陶先生如有时间，也不妨和他们举行一次座谈会。

陶先生嘱我安排一次茶会座谈，到了二十来位日本评论家，胡兰成很高兴，觉得很有面子。

十多天后，台湾来的政要们先后离日回台，日台“外交关系”却未见好转。外交问题多，记者们一定大忙特忙，胡兰成偶尔还会到俱乐部找我，几次扑空，他可能又误以为我在躲避他，后来，甚至我到了俱乐部打电话找他，他也推托不来了。由疏远而淡忘，他去了台湾，如愿到大学教书，又因“汉奸”背景被轰出境，再回到日本，这一连串事情，我都是事后才知道。又过了若干年，我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个小框框消息，说原籍中国的评论家胡兰成去世。这是何年何月的事情，我现在也记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