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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情的极限:郭沫若诞生 (上)

2011-10-13北京李兆忠

名作欣赏 2011年31期

/[北京]李兆忠

引言

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那几个月,无论对郭沫若本人,还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极为重要。受“五四”运动和惠特曼诗风的激荡,一连串气势磅礴的诗篇从郭沫若胸中喷发而出,在中国诗坛猛烈地爆发,宛如横空出世。这种气势,仅从标题就可看出端倪:《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天狗》《匪徒颂》《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第一人称的“我”,赫然飞舞的惊叹号,感叹词“呀”、“哟”,充塞于字里行间,它们与温柔敦厚的中国古典诗词截然不同,与正在嬗变中的中国新诗也大相径庭。时过境迁,八十年之后重读这些诗篇,人们依然感到惊异,比如《天狗》:“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疯狂,又是何等的自由!这样的作品不仅中国诗歌史上从来没有,即使在世界诗歌史上也很难找到。由于它的出现,步履蹒跚的中国新诗革新运动突然加快了节奏。不久这些作品以“女神”名结集出版,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席诗人的地位一举奠定。

其时,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是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二年级学生,这是郭沫若留日的第七个头年,从中国近代海外留学生写作的角度看,这是水到渠成、开花结果的时节。差不多经历了相同的时光,鲁迅写出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胡适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不过具体到郭沫若,还是有点区别。如果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都是经过长时间冷静思考研究的结果的话,那么郭沫若的《天狗》就是苦闷压抑之下激情的喷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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