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学价值论的三个基本问题

2011-09-22刘昌用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 2011年2期

刘昌用

摘要：价值本质、价值源泉和价值尺度是价值论的三个基本问题，它们决定价值论的性质，并通过价值论决定经济学的性质。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有两种路线，逐渐演化出两种对立的价值论和经济学体系。两种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隔阂和对立使价值论以不同的方式退出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对两种经济学的融合与突破提出了迫切需要，也提供了现实条件，这就要求对价值论展开广泛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价值本质；价值源泉；价值尺度；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财富论

中图分类号：F014.31；F0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1)02－0060－08

经济学说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价值论都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价值是什么?价值从哪里来?价值的度量标准是什么?分别对应价值本质、价值源泉和价值尺度。价值本质明确价值论的讨论对象，是基础的基础，不做出回答，就不能谈论价值问题；价值源泉探讨获得价值的基本途径，不做出回答，价值问题就失去了实践意义；价值尺度是度量价值的标准，不做出回答，价值论就难以真正回归实践。

一、问题的起源

在经济思想史中，价值论三个基本问题逐渐浮现的过程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的过程同步。17、18世纪的欧洲处于国家间激烈竞争和商业活动迅速拓展的时期，各国在竞争中的地位最终取决于经济实力，因此，积累财富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在为国家(或国王)增加财富的名义下，以财富为研究对象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纷纷涌现。这些早期经济思想面临三个基本问题：什么是财富?财富从哪里来?财富如何衡量?重商主义做出了回答，并以此开启了经济研究的道路。

早期重商主义由一些跨国商人以小册子的形式提出了直观的财富论。他们认为财富就是作为国际通用货币的贵金属，国家的财富来自于贵金属的净流入，黄金的数量自然成为财富衡量的标准。由此提出片面强调出口，限制黄金流出的政策主张。早期重商主义之后，更多人开始脱离财富直观的金属货币形式，认识到交换中的财富无非是吃、穿、住等物质条件，是生产超出消费积累下来的剩余产品。对于财富源泉的回答也逐渐脱离了商人的视角，不再归之于贱买贵卖，而是归之于自然或劳动，开始以国家拥有的人口(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禀赋来衡量一国的财富。在比直观的金属货币论更进一步的诸多财富论思想中，重农学派的财富论在理论形态上相对明确，与重商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在法国，重商主义政策导致了社会结构失调，农业凋敝，国力衰退，这促使法国人更深刻地反思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尤其是财富观，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寻找出路。在此过程中，法国重农学派建立了新的财富观。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把货币本身当作财富，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或工具，那些被人们需要且能够买卖的物品才是财富；他们认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社会新增的财富的最初形式就是农业的纯产品；在对财富的分析中，魁奈的《经济表》以本国货币标价的纯产品度量国家的年增财富及其流通。对有关财富的三个基本问题的回答体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基本对立。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从财富论向价值论的转变。当形式多样的能满足需要并能相互交换的物品取代金属货币成为财富的内容以后，对财富问题的认识客观上需要从千差万别的物品中抽象出单一的财富性质。古希腊哲学的抽象思维为这一需要提供了认识方法。借助于古希腊的抽象思维方法，配第、洛克、坎蒂隆、魁奈、加利安尼和孔狄亚克等人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发展了古希腊哲学中的价值思想片断，对财富的讨论脱离了表面的物质形态，开始探究其抽象的经济性质(客观的或主观的)。“价值”一词就用于指代使物品成为财富的经济性质，对财富的讨论逐渐转移到“价值”的名义下进行。最终，亚当·斯密建立起第一个相对完整的价值论，尽管其研究对象是财富，但基本概念是“价值”。以价值论为基础，斯密的政治经济理论具备了相对统一的逻辑体系，形成了独立的政治经济学学科。

价值论是财富论的抽象理论形态，价值论的三个基本问题也是财富论的三个基本问题的抽象理论形态。随着财富论的三个基本问题抽象为价值论的三个基本问题，早期经济思想凝结成了政治经济学。

二、古典派的两条路线

斯密对于价值本质和价值源泉的回答并不明确，或者说存在前后矛盾。对于价值源泉，斯密有多处明确的阐述，而对价值本质，斯密以自己的形式提出了问题：“构成真实价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么?”在讨论初期原始社会时，斯密认为构成价值的就是人们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劳动也就是价值的源泉。同时，在超出原始社会更一般地讨论价值问题时，他也明确提出过“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值，”“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从这一方面看，斯密认为价值的本质和价值的源泉是劳动。据此，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斯密的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但在引入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进入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斯密又提出构成价值的是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种收入，并明确表示“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这样价值本质和价值源泉又似乎是三种收入，斯密的价值论似乎是三种收入价值论，这是要素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的前身。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斯密对这两个问题的不明确的回答不但导致他自己的价值论和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矛盾，也成为此后价值论纷争与政治经济学分裂的一个重要根源。

在价值论的三个基本问题中，斯密对价值尺度的回答始终如一，即以交换来的劳动作为价值尺度。在初期原始社会，交换来的劳动与耗费的劳动相一致，都可以作为价值尺度。但是，一旦出现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那么商品可以交换来的劳动与它所耗费的劳动不再一致，斯密放弃了耗费的劳动，只把交换来的劳动作为价值尺度。

李嘉图批评了斯密在价值论上的不彻底性，在坚持财富的基本性质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上，以更彻底的方式发展了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前后一致地坚持一切社会中价值都由耗费的劳动决定，这个判断将价值本质、价值源泉和价值尺度统一于劳动。但是这种逻辑上的统一性的代价是损失逻辑与现实的一致性。几乎在每一个与现实相对照的重要逻辑环节上，李嘉图都遇到了现实中的反例，迫使他在严密逻辑与重要现实之间保留了大量的“例外”。更沉重的代价是，在逻辑回到现实的核心环节——真实价值尺度上，李嘉图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李嘉图在他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终生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而不可得。尽管耗费的劳动可以作为价值理论上的内在尺度，却无法成为衡量现实中价格相对变动的真实的尺度。在现实中，同样的劳动耗费在不同的生产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以极不相称的比例进行交换，商品的价格并

不与生产它耗费的劳动成比例，而是与投入的资本成比例。因此，李嘉图是以牺牲理论现实性换取逻辑一致性的方式建立了他的价值论和政治经济学体系。

萨伊采取了与李嘉图不同的方式，沿另一个方向发展了斯密的价值论和理论体系。萨伊反对李嘉图过多脱离现实的假设和过度的抽象演绎，更加强调理论与现实的一致性。他批评斯密对重要现象的考察不够，以至于认为只有劳动创造价值。萨伊认为，使某物成为财富的内在价值是这种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他称之为效用。一切价值都是来源于劳动、自然力和资本的共同作用。价格是物品价值的尺度，价值又是衡量效用的尺度。归纳一下，萨伊认为价值本质是效用，价值源泉是劳动、自然和资本三种要素，价值尺度是价格。从这三个方面看，萨伊的价值论既有效用价值论的色彩，又有要素价值论和供求价值论的痕迹，其中供求价值论更能兼容其他两种价值论。身跨多种价值论，使萨伊对各种现实问题都能做出解释，但也使他的理论暴露出致命的弱点：缺乏逻辑一致性。对于逻辑上的欠缺，萨伊自己很清楚，但他认为只要出发点与基本事实一致，假以时日，一旦出现类似牛顿那种具有超常智慧的人，必然能够发展出和牛顿力学一样坚固的政治经济学。与李嘉图相比，萨伊是以逻辑一致性换取理论现实性的方式建立了一个与劳动价值论对立的多元价值论和一个通俗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古典派在逻辑一致性和逻辑与现实一致性之间的两难选择最终威胁到了古典价值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存在，使它们被新的价值论和经济学体系取代。

三、马克思与新古典派的价值论

马克思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以不同的方式走出了古典派的困境，发展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学体系。马克思继承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赋予劳动价值论新的立场，重建了逻辑关系，对现实做出了更合理的解释，在逻辑一致性和逻辑与现实一致性两方面都超越了古典派。新古典经济学家则继承了萨伊以效用为基础的供求价值论，把萨伊的作为物的内在属性的客观效用改造成作为人的心理感受的主观效用，借助于边际方法构建起新的效用价值论，也在逻辑一致性和逻辑与现实的一致性两方面超越了古典派。但是，这两种价值论和经济学体系之间的隔阂也比李嘉图和萨伊时期更大了。这种隔阂集中表现在对价值论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上。

总结古典政治经济学走过的道路，马克思认为李嘉图在价值论的基本逻辑推理中就将工资、资本、利润等引入分析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这使得研究为表面现象所困扰，不能深入地研究资本主义的本质。因此，马克思采取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先抛开具体现象，以抽象概念为基础进行抽象演绎，建立起抽象逻辑体系，揭示出作为本质的阶级矛盾之后再回到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的各种具体中去。

马克思从他的唯物史观出发，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视角下关注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并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人与人关系，通过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和分析过程，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基本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剥削劳动时间的关系。为此，他赋予古典劳动价值论新的灵魂，以“劳动”作为价值的本质，它是人与人关系的目标。以这种思想为基础，他从千差万别的现实劳动中抽象出“一般人类劳动”概念，这是他克服李嘉图逻辑与现实矛盾的一个重要逻辑变换。马克思认为价值本质，或者说价值实体，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价值源泉是抽象劳动，价值尺度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马克思比李嘉图更加自觉、彻底地将价值本质、价值源泉和价值尺度统一于劳动。这个“劳动”是自觉地上升到抽象层次上的劳动。这种价值论构成了马克思与前人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人与人之间剥削劳动的社会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以抽象劳动概念和劳动价值论为逻辑起点建立起《资本论》第一卷的抽象理论体系，这是透过现象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再现。借助于这种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马克思暂时回避了李嘉图在演绎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逻辑与现实的矛盾。但是，在抽象逻辑体系最后回到具体的时候，逻辑与现实的矛盾仍然要暴露出来。马克思认为劳动时间是内在的价值尺度，其表现形式货币是外在的价值尺度。但是，只有这种外在尺度才是普遍的经济实践直接向我们展示的。从唯物的和实践的观点看，实践中的外在尺度应该是检验理论上的内在尺度的标准。但是，马克思仅仅通过劳动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完成了从内在尺度推导外在尺度，对价格现象做出逻辑阐释的过程，而没能成功地把内在价值尺度通过外在价值尺度放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价格实践中得到验证。因此，马克思没有提出能够准确测度和预见价格运动的价格理论，也没有真正解决李嘉图面临的基本问题——价格问题上逻辑与现实的一致性。历史地看，马克思不打算为行将就木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提供有实践意义的价格理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任务是发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症结，指明社会进步的方向。马克思抓住了这一时期不平等社会关系和竞争无政府状态两个基本特征，预言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经济危机，引导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得益于马克思的理论指导，大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工人运动推动的社会改良和经济计划化对干预主义的启示。

新古典经济学从萨伊的客观效用转向了主观效用，这一重大转变，使效用价值论得以克服萨伊面临的困境，将主客观结合起来，在三个基本问题上取得逻辑一致性。最早有戈森，后有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和马歇尔等人相对独立地提出了基于主观效用的价值论和经济学体系。他们的理论体系相互之间有许多重要差异，能够把他们同“新古典”一词联系在一起的重要依据在于他们的价值论，特别是他们对价值论三个基本问题做出的一致回答。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价值本质是人的欲望与满足欲望的物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含义包含在“稀缺性”一词中；在价值源泉上，他们强调非等价交换，特定的禀赋在生产技术给定的条件下，市场上的自愿交换能够提高每个人的满足程度(主观效用)；价值由每个人的主观感受来衡量，这个价值尺度是内在的，但它本身却是可感知的、真实的。最终，主观效用、自愿交换和主观感受通过边际效用联结起来，回到价格现象，完成价值本质、价值源泉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形成新古典经济学的内核。这个统一，不但化解了古典派的危机，还使得经济理论有了数学分析的基础，极大地吸引和鼓舞了自由放任主义的支持者们。尽管这些新古典理论的先驱与奠基者们并没有否定劳动与生产的意义，但劳动和生产的意义都以主观感受的价值关系为最终归宿，以取得效用的代价或负效用的形式进入经济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坚持了古典派的自由主义，为自由放任的主张提供了更为科学的论证。然而，新古典经济学成功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战胜历史学派的时期恰恰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日益激

化的时期。新古典派的自由放任对经济危机的解决毫无助益，而是火上浇油。但是，新古典派从基本的人与物的欲望满足关系发展出来的价格理论取得了成功，它能够比古典派和马克思的交换理论提供更精致、更准确的价格分析。

马克思和新古典派的根本分歧在于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不同认识，这种分歧通过价值论进入整个理论体系。马克思从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认为人类社会第一位的任务是征服自然，这个任务的发展程度决定了社会中人与人的各种关系，其中，直接由征服自然过程决定的生产关系又决定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中，个人为历史地发展着的社会所决定，因此，马克思的基本价值判断是“社会决定个人”。在他的价值论中，价值的基本规定性是一般人类劳动、社会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特殊劳动、私人劳动和个别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社会利益的代表者，所以他站在无产阶级(劳动者)立场上，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价值本质、价值源泉和价值尺度统一于劳动。新古典派则从个人与可欲物的关系出发，认为永恒的基本关系是(个)人与物的欲望满足的关系，社会关系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都必须从这个基本关系演绎出来，最大程度地追求个人利益才能实现最大的社会利益，即“看不见的手”原理。因此，新古典派的基本价值判断是“个人决定社会”，保障个人凭其财产自由获得报酬的权利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所以必须坚持财产权利。当然，这种权利的大小以个人拥有的财产为限，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这种观点所能代表的只能是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在理论上，新古典派从个人的享受(消费)规律出发主张每个人自由地交换和运用自己的所有物，将价值本质、价值源泉和价值尺度统一于边际效用，体现了个人决定社会的基本主张。

四、价值论之后

两种价值论建立之后，在此基础上的两大理论体系也逐渐建立起来。但是，这两种体系也遭遇了新的困境，处理这种困境的主流方式导致对价值论研究的忽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困境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立即消除了商品交换的现实性，实践证明市场是必需的，因此现实的价格理论是必需的，但马克思没能提供。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在于，自由放任的理论体系与社会矛盾激化和总量经济危机极不相称，理论能够解释价格现象却对解决社会问题难有助益。

两大理论体系困境的理论根源在于它们的对立。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强调社会决定个人、生产决定消费、生产关系决定其他社会关系，因此个人利益、消费需要和交易意愿被忽视，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低效率、官僚主义、消费品短缺和个人自由受侵害的认识根源；新古典经济学强调个人决定社会，消费决定生产，认为自由竞争市场“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带来社会和谐，因此，社会利益的协调、经济总量的平衡和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被忽视，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在解决社会问题与宏观经济政策上缺乏力量的认识根源。这些认识根源通过价值论作用于理论体系，通过理论作用于实践，最终由实践冲突的形式对理论做出否定的回答，产生了理论的困境。

随着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各自在一个社会阵营成为主流，而在理论与实践都根本对立的历史条件下，两大主流理论对其面临的困境主要不是通过相互间的交流与融合的积极方式来解决的，而是采取了消极的方式：保持各自理论的核心逻辑与基本立场，回避、搁置理论与实践在价值论层次上的根本矛盾。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主流“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实践的过渡性为依据，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设想之间寻找回旋的余地。但是，为适应实践做出的理论调整以不危及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基本原理为限，掩饰了价值论层次上理论与实践的深刻矛盾。这种消极方式虽然在理论形态上保持了价值论的纯粹性，但却使价值论越来越脱离实践，成为政治信仰的评判标准，而不再与丰富的社会与经济实践密切联系。离开了价值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只能具有松散的逻辑结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对经济建设不同方面基本政策的陈述，而不是以价值论为基础的逻辑一致的经济学体系。名义上这样的“政治经济学”仍坚持劳动价值论，但实际上取消了劳动价值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功能。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古典派从萨伊、西尼尔、穆勒到凯恩斯的方法论传统，试图以区分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方式分离出纯粹的经济科学，以“科学”的名义，以剔除价值判断的方式，恢复自由放任主义的威信，应对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威胁。内维尔·凯恩斯的实证经济学为新古典经济学脱离社会问题而专注于价格现象的理论发展方向提供了方法论支持；而弗里德曼工具主义则强调预测的判定性意义，这更彻底地否定了位于价格理论前端的价值论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使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由早期的关注社会发展方向与制度合理性的交换与分配理论转向了解释价格机制的价格理论，学科范围由政治经济学转向了交易学(Catallactics)，这种交易学只需要从交换现象研究交换规律，不需要一个背后的价值论。梅纳德·凯恩斯和新剑桥学派都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革命，但他们更加坚决地认为经济学的价值论没有存在的必要。

五、价值论三个基本问题的性质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价值论是否真的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性了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如何定义。如果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经济政策的精练，那么这门学科更需要经验归纳，而不是抽象的演绎，因此作为逻辑基础的价值论不再必要；如果认为经济学是澄清价格决定机制的交易学，那么经济学就不讨论社会发展方向和经济政策的规范原则，因此提供基本价值取向的价值论也不再必要。但是，没有逻辑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不能超出经验的局部、特殊、具体的限制，缺乏一般性和预见力，这就失去了一门科学的基本素质；没有价值取向的经济学丧失了自身的目的和方向，脱离实践，所能达到的“科学”形态只能是形而上学。无论被称为政治经济学还是实证经济学，经济学都应该是实践的科学。价值论对于这门学科的意义在于，价值论的基本问题为这门实践的科学提供了实践的基本方向和科学的逻辑基础。

价值本质不是外在于社会的抽象物、神秘物，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生活所关注的焦点，是经济生活的基本目的。价值源泉也不是神秘的东西，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取得相应价值本质的基本途径，是达到基本目的的基本手段。价值尺度的现实原型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以经济手段达到经济目的选择依据和评价标准。价值本质、价值源泉和价值尺度无非是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目的、基本手段、目的与手段的基本评判标准的理论抽象。

价值本质、价值源泉和价值尺度中都包含有一定的逻辑特点和价值取向，它们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和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决定了建立其上的经济学的逻辑一致性和立场一致性。这种逻辑一致性和立场一致性的根本保证在于对三个抽象概念进行抽象的过程是否建立在充分认识社会和充分运用先进社会知识的基础上，也就是取决于从具体到抽象过程的可靠性；对一致性的最终判定要通过相应逻辑体系回到社会实践，通过解释历史并指导实践的过程来进行，也就是取决于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中体现的实践能力。两个过程是相互依赖、交替发展的过程。由于逻辑体系从之出发和意欲指导的是同一历史时期连续的实践活动，所以这些一致性的来源和判别标准是一致的，一切来自于实践，并以实践为最终标准。所谓逻辑一致性和立场一致性，归根到底，无非是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而不是理论与理论、理论与信仰的一致性。价值本质、价值源泉和价值尺度越是在最大限度上从实践中来，那么它们的逻辑一致性和立场一致性就越能够得到保障，也越能够成功地回到实践，建立其上的理论才能实现与实践的一致性。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研究和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的过程，就是经济学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的过程。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在认识、回答、交流、争论、综合的反复过程中，对三个基本问题的认识越来越适应于实践的要求，才能逐渐达成共识，形成相对稳定的价值论。这样的价值论提供了这门学科存在的基本的合理性和逻辑形式，不同的价值论成为区分这门学科的不同派别的基本判别标准。

无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现代实证经济学，作为一门可识别的、有实践意义的学科，它们仍然没有真正脱离价值论。它们的基本概念、逻辑关系、分析思路、明显的或隐含的价值取向都是特定价值论的衍生物，只是在完全漠视或敌视另一种社会经济体和另一种经济学体系存在的合理性的情况下，各自的价值论基础成为不言自明的常识或绝对的真理，退出了人们关注的视线。但是，在两种社会经济模式和两种经济学发生碰撞的地方，价值论总会浮现出来，价值论并没有真正消失。

六、结论

当前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学界恰恰是两种社会经济模式和两种经济学激烈碰撞的领域。在这样的实践条件下讨论价值论及其基本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这样的环境，需要通过价值论的研究解决重大的社会发展问题，同时也是激发价值论研究与创新的有利环境，而价值论的研究与创新必然会带动经济学的繁荣。

中国逐渐朝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已进行了三十多年，与社会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相比，两种经济学在基础理论层次上的冲突不够激烈，没有形成重大的突破。两种主流经济学对待价值论的基本态度弱化了本应该集中在价值论领域的冲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劳动价值论视为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国内学术界出现过几次突破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尝试，无不遭遇广泛的批评；现代实证经济学强调对具体市场经济问题的形式逻辑推理与经验检验，把价值论视为多余之物，这在国内学术界也已然成为主流。这两种倾向共同排斥对价值论做深入的理论研究，否定价值论研究的实践意义。应该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暂时搁置价值论有积极的意义。作为经济学的基础，价值论的形成是个长期的过程，价值论的更替也是长期的过程。在旧的价值论逐渐脱离实践基础的过程中，新的价值论并不能迅速成熟取而代之，在这种情况下，搁置价值论可以让经济研究有更宽广的拓展空间，更加自由地从实践出发进行理论创新。但是，搁置价值论只是一个中间环节，当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将集中在价值论层次，价值论将不容再搁置，并且，实践的深入发展也会提高对价值论基本问题的认识水平。这时，被搁置的价值论应该回到经济学的焦点上来，并适时地放弃旧的价值论，构建新的价值论。

当前的中国社会实践和理论发展到了转折的关键时刻。实践的新变化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矛盾越来越集中于劳动价值论，继续搁置将使这种价值论彻底地成为一种政治信仰。脱离了它生根发芽的经济土壤，劳动价值论必然是不能生存下去的。而实证经济学在符号与数据支撑的方法背后暗含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与中国社会历史中形成的价值取向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对新古典价值论的反思也势在必行。总之，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特殊实践对新的价值论和新的经济学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必须通过价值论的比较、探索、争论和创新来正面应对理论与实践的根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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