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忠江

摘要：对河南省18个地级市2004—2008年的实证分析表明：在控制了城乡收入差距、工业化水平、医疗服务状况之后，我们仍旧能够观察到由城市偏向的教育支出导致的人口城市化。这个结论的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局部均衡的角度来看，政府可以在一定的范围与程度内，自主调节城市化的速度与节奏；二是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看，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其实现的过程可能较为艰巨，需要不断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长期的努力。

关键词：人口城市化；教育支出；自主调节的城市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偏向支出

中图分类号：F291.1；F8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1)02－0036－06

一、引言

跟许多其他经济问题一样，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也是其成功发展的产物，而非发展受挫的结果。改革开放30年以来，尽管有过短暂的反复，中国人口城市化的整体趋势是快速发展。特别是2000年以来，伴随户籍制度的松动，发展速度就变得更明显(赵忠，2004)。但是这种发展与宏观经济整体的协调性、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可能还并不完全匹配。因此，发展的成功带来了更大的发展要求。

如何更好地实现人口城市化?促成人口城市化的原因包括什么?就成为发展中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既有的研究是在特定的经济、制度背景下展开的，随着这些条件的改变，我们必须深化既有的研究以回答上面的问题。

既有的研究多是在“城乡公共服务是均等的”这一假定的背景下展开的，进而集中于对户籍制度、经济因素的分析(参见图1)。稍早的研究十分关注户籍制度的各种影响分析，比如对城市、乡村居民的福利影响；此后，关于如何改革户籍制度的研究则明显增多(黄季煜等，2008；Fan c Cindy，2008)。此外，关于经济因素作用的分析也很多，经典的拉尼斯－费模型(Ranis-Fei model)中关于工业部门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基于经济因素的人口城市化过程(Ranis Gustav，Fei JohnC H，1961)。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了关于农村推力一城市拉力的研究文献以及对具体国家的实证分析。研究中，受到特别关注的就是城乡收入差距造成迁移与城市化(王格玮，2004)。

本文则抛弃上述的假定，以更加现实的视角来展开分析，即在公共服务存在差异的条件下(教育、医疗等福利支出偏向于城市而非农村)，分析这些差异是否会促成人口城市化。这是本文与其他研究的重要区别(参见图1)。

城乡公共服务的差别(支出与福利存在城市偏向)是客观的事实，其被不同的研究所关注(陆铭、陈钊，2004；王珂、张磊，2009)，也被新近出台的政策所默认并希望加以改变(新华社，2009)。因此基于这一现实的研究会比以往的研究更有意义。

本文的理论框架类似于委托代理分析的框架，不过并没有以信息不对称为分析的重点。本文强调了城市主导的自我选择过程(参见图2)，这个过程具有一定的历时性。首先，在T₀时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的教育支出更偏向于城市地区；同时城市部门设计(或者可能已经存在)不同的合同，承诺某类人群符合何种条件后，就可以实现城市化。然后(T₁时刻)，不同的乡村人群认知并识别城市偏向性教育支出的各种效果与好处。在T₂时刻，不同人群采取行动，促使自己满足邀约的各项条件要求，进而向政府提出城市化的要求。最后(T₃时刻)，政府批准满足条件的合同，兑现承诺，部分人实现城市化。这样，由于城市偏向的教育支出导致的城市化过程结束。

二、数据与分析模型

1、变量与数据来源

我们使用河南省18个地级市2004—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验证。选择河南省的地级市，主要是其不存在因行政区划的改变而导致的城市化。此外，如果在所有省级行政单位中确定与整个中国最相似的一个，那么一定非河南省莫属，因此可以通过河南推断全国的情况。以2004—2008年为样本期，除了数据可得性的考虑之外，还因为这段时期内河南省的通货膨胀率很低，如此，则分析中使用的价值量的名义值与实际值相差无几，会使分析的结果更有意义。数据来源均为《河南统计年鉴》(2005—2009)中的条目，样本容量合计5年×18个=90个，详细说明见表1。

2、控制变量选择的理论说明

为了清楚说明“城市偏向的教育支出会促进城市化”，我们必须控制一些其他的变量，以避免由这些变量而非教育支出引致了城市化的提高。需要控制的变量可能有很多，但是限于某些原因(比如是否能够获得数据)，我们选择了其他研究中经常提及的最重要的三个：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工业化水平、医疗服务状况。当我们控制了这三个变量之后，就能够减轻它们对本研究内部效度的干扰。

(1)城乡人均收入差距(DI)。以图1为参考，这一控制变量主要与图1右侧的推力一拉力因素有关。来自城市的较高的收入与农村相对较低的收入的差距，是促进城市化重要的经济因素之一。如果不考虑这一因素而展开分析，很可能会高估教育支出的作用。

(2)工业化水平(IND)。很多文献从定性的角度说明了“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但是却很少有研究给出统计分析与经验证明。本文控制了工业化水平对城市化的影响，实际上也是利用大样本统计分析对“工业化促进城市化”这一命题给出定量证明；除此之外，也可以减轻其对本文分析的干扰。这是对图1右侧“经济因素”中的其他因素的控制。

(3)医疗服务状况(D)。平均而言，城市中的医疗服务水平高于农村地区，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医疗服务水平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其也会引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对部分老年人而言，这种差异更有吸引力。最近有报道说，某地放开城市户口半年多，有近1／5的城乡移民是寻求更好医疗条件的老年人。因此，对医疗服务水平进行控制是必要的，其涉及图1中“其他因素导致的公共服务差异的影响”。

总之，我们利用上述变量来控制图1中可能的干扰因素；除此之外，还需要对户籍等制度因素做一简单说明。我们利用下面提及的城市“固定影响”来尽力削弱各类制度变化所造成的干扰。尽管不能完全排除，但这种设定通过时期差分可以做到削弱其部分影响。

3、模型设定与研究预期

为了准确捕捉城市偏向的教育支出(EDU)对城市化水平(U)的影响，设定的面板数据模型为城市“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其基本设定形式如下：

U_i,t=C+β₁EDU_i,t+β₂DI_i,t+

β₃IND_i,t+β₄D_i,t+λ_i+ε_i,t

其中：c为公共截距项；β₁～β₄为待估参数；i为地区下标，i=1，2，3，…，18，代表郑州等18个城市；t为时间下标，t=l，2，3，4，5，代表2004—2008年；λ_i代表各城市的“固定影响”数值；εβ_i,t代表纯粹随机扰动。表2是所有变量定性结果预期的汇总，我们期望各变量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都起到积极的促进。

三、分析结果与讨论

本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回归结果的描述，分析表明各变量的符号方向基本符合研究预期；二是讨论我们的研究与其他研究的联系；三是进一步讨论研究结果的两个含义，即：在局部均衡视角下探讨了城市政府对城市化进度与节奏的自主调节问题；在一般均衡视角下探讨了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艰巨性问题。

1、回归分析结果：研究预期得到确证

使用Eviews6.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除指明的设定外，均使用默认设置，结果报告在表3中。首先，各方程中城市偏向的教育支出(EDU)的符号均为正号，而且显著异于0，符合前文的理论假设。我们对后三个方程分别做了“β₁=0.10”的假设检验，经简单计算后，可以保证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三个系数是统计意义上相等的，这证明我们的估计也是稳健的。这一结果意味着在局部均衡的条件下，如果教育支出偏向于城市人口的话，那么乡村人口会通过各种方式识别出这种“城市偏爱”的状况，进而努力争取实现城乡迁移，最终会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乡村人口识别出这种“教育支出的城市偏爱”的方式可能有很多，比如：(1)城市中的各种升学率都比农村高，原因在于教育质量更好；(2)城市中有更多的图书馆、博物馆等物质设施，更加有利于子女的成长；(3)在城市中更有可能接触到素质高、层次高的人，有利于发现更多的发展机会。此外，乡村人口实现迁移的途径也有很多，而且成本差别很大。比如：在个别城市户籍松动的短暂时间内，采用投靠亲友的方式，这种办法成本相对较低；采取贿赂相关户籍官员的方式，争取使自己满足最低的移民条件，这种方式的成本相对较高。

此外，控制变量由于可能存在的共线关系，导致估计并不稳健，但是从方程2、3分别来看，也可以认为研究预期得到了确证。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控制这些变量，则很有可能造成对教育支出(EDU)的有偏估计，即很可能高估教育支出的作用，把本来是其他因素促成的城市化归结于教育支出的作用；方程1正说明了高估的情况，直观上几乎为真实数值的16倍左右。

概括来说，在控制了城乡收入差距等重要的因素后，我们仍旧能够观察到城市偏向的教育支出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这是本文的重要研究发现。

2、与其他研究的联系

与本文类似的研究很少，我们选择相关的研究，探讨本文与它们的联系。

首先，本文与陆铭和陈钊(2004)的研究存在很强的一致性。他们的分析表明，“文教科卫事业支出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这一指标会加重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此外，陈甬军等(2002)针对福建省的研究也表明，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基建投资等各项支出会有力地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些研究都与本文的结果相类似。

其次，本文与部分研究(陈爱民，2002；朱农，2005；骆许蓓等，2006)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研究使用的变量，或是“财政支出总额”，或是“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结果都为它们不能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本文的结果与他们的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这些研究分析的样本期主要集中在1999年之前，那时户籍制度仍旧较为严格。而本文的研究则是在户籍制度已经松动的条件下展开的，这样的话，各类财政支出的促进作用会表现得十分明显。因此，存在这样的差异也就是自然的了。此外，正如文章作者自己解释的那样，由于分析的样本期较早，那时的财政支出可能主要表现为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公务员的工资支出等，因此有可能造成了它们对城市化没有影响的结局，尽管文章作者都预期它们应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3、两个含义：局部均衡视角与一般均衡视角

上文的研究结果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下面就从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的角度做简单说明。

(1)局部均衡：政府对城市化速度与节奏的自我调节

局部均衡的条件是指，假设农村居民只能被动适应城市化，而不考虑其“提高农村教育水平、缩小城乡教育水平差距”的主张。在此条件下，即使不存在户籍制度的制约、不存在城乡收入的差异，农村居民仍旧有积极性向城市迁移，原因在于政府偏向的教育支出所导致的教育水平的差异。

基于这样的分析，只要政府有意识地将偏向城市的财政支出的指标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该范围要满足上述的局部均衡的条件而且不会引致乡村人口的抗议，那么城乡迁移的人口数量就会被有意识地控制，进而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对城市化水平、速度与节奏的控制。或者说，在局部均衡的条件下，在一定的范围内，政府可以自主调节城市化的发展方向；同时，如果配合以适当的户籍制度放开速度等其他制度与经济措施，则政府对城市化的自主调节会更加有效。事实上，近几年很多城市政府就是通过这些措施的综合运用，来挑选满足自己特定要求的迁移人口、控制城市化水平的。

(2)一般均衡：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艰巨性

局部均衡分析的缺陷就是不考虑乡村居民的反应，如不考虑其对城乡教育不公的抗议。这个假设可能是不符合现实的。最近，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都希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的之一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就是考虑了乡村居民反应的一般均衡视角。

然而，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是较为艰巨的。首先，存在城乡公共服务差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以此为共识展开分析；接下来，我们考虑“均等化”的具体含义与目标是什么。

“均等化”的具体含义与目标至少在现阶段还是较为模糊的。如果其是指城乡居民享受到的“物质设施是相同的”，比如都利用同样的体育馆获得服务，那么很可能农村居民的服务水平会更高，因为一般而言农村居民的人口密度比城市小；这样，同样数量的物质设施就可以为农村居民提供更高的服务水平。如果其是指“货币支出的数量是相同的”，比如城市与乡村每人获得的服务都值一元钱，那么实际执行的结果也可能与预期不符。比如修建体育馆，农村可能因为运输费用高而降低其他方面的支出，致使后继的服务水平比城市低；也可能因农村的人工成本低致使同样的支出可以修建比城市更好的体育馆，这样我们就很难判断实际的结果与预期的结果是否一致。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发现，达成理论的共识并展开具体的操作都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可能会有

一定的艰巨性。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通过牺牲一部分群体的福利来提高另一部分的福利，实现的均等化可能并不是我们需要的。

为了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目标，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展开了相关研究(浦川，2010；胡耀宗，2009；王晓征，2009；丁元竹，2009)。这些研究关注于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服务均等化。这都是很重要的研究问题，但是也存在部分不足，如均等化的目标不清晰、政策建议缺乏操作性等。这恰好可以证明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艰巨性与继续展开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四、结论与改进的方向

本文利用河南省18个城市2004—200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偏向城市的教育支出对人口城市化的影响。使用“城市固定影响”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城乡收入差距、工业化水平、医疗状况之后，我们仍旧可以发现由教育支出差距所导致的人口城市化。

这个结果的理论意义有两个方面：从局部均衡的角度来看，其意味着城市政府在一定的条件下与范围内可以自主控制、调节城市化的进程；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会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目标，我们不应低估其中的理论难题与操作困难。

本文研究也遗留了部分缺陷，这些缺陷是改进研究质量的重要方向。首先，本文忽略了跨城市的迁移导致的人口城市化，而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归结为同城迁移的结果，这可能使结果与研究预期产生差异，进而需要后继的研究。其次，从理论上讲，城市化水平与教育支出的因果关系可能是双向的，也有部分研究揭示了由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导致的教育支出的增加，这说明本文如果能够确定教育支出的工具变量，进而使用工具变量法等方法来改进估计，则效果会更好。最后，数据的质量也是一个问题，如果可以对“教育支出的偏向性”进行更好的度量，并且排除掉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导致的城市化，那么也会得到更精确的结果。这些都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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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元竹，2009，我国现阶段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初步评估[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6)：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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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季焜，等，2008，制度变迁和可持续发展：30年中国农业与农村[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3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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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夏冬；校对：段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