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顺周期形成机理与逆周期监管工具研究

2011-09-19陈华刘宁

创新 2011年1期

陈华刘宁

陈华刘宁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银行业发展和监管面临严峻挑战。在宏观审慎监管下，实施逆周期监管，以缓解顺周期性对银行的影响。对金融系统顺周期性和银行逆周期监管的相关理论做了简单评述，重点分析了银行顺周期的形成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逆周期监管工具运行的基本原理、存在的缺陷以及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的问题。这些工具主要包括资本约束工具、风险计量补充工具以及政策和制度改进工具等。

银行顺周期性；逆周期监管；形成机理；工具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给全球带来灾难性影响的同时，也凸显了金融监管的缺陷和不足。在对危机的反思中，银行顺周期性成为各国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关注重点。强化对银行逆周期监管已成为共识。

一、金融系统顺周期性、银行顺周期性与银行逆周期监管相关理论评述

根据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的定义，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是指一种相互加强的正向反馈机理。在这种机理作用下，金融系统可以放大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同时反过来可能导致或加速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状况。FSB认为顺周期性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风险为为基础的资本监管方法；二是遵循“实际损失”原则的拨备计提方法；三是采用“公允价值”原则的会计方法；四是金融机构高管薪酬问题。

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与萧条长波理论，明斯基（Hyman P.Minsky，1992）提出了“金融体系脆弱性假说”，并简单地分析了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他指出，正是繁荣时期贷款人的贷款条件越来越宽松，而借款人积极地利用宽松有利的贷款环境扩大借款，银行和企业都会认为繁荣的趋势会继续下去，从而对未来有更加乐观的预期，贷款规模盲目扩张，导致了金融脆弱性不断积累，在经济繁荣时期就已经埋下了萧条的种子。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不必依赖于外生冲击，而只是取决于资本主义融资体系的特征和内部运动。[1]克劳迪奥·博里奥（Claudio Borio，2001）和威廉·怀特（Willliam R White，2006）等人分析了金融体系中的顺周期现象，说明了风险的认知、风险承担意愿等都会随经济波动而变化。存贷差、资产价格、银行内部风险评级以及诸多贷款预期损失的会计测算都是顺周期性的，这些顺周期行为与实体经济的运行相互作用，放大了经济波动①William R.White.Procyclicality in the Financial System:Do We Need a New Macrofinancial Stabilisation Framework?，BIS Working Paper 193，January 2006.。在经济上升期，越容易获取贷款，资产价格越高，然后这些高价的资产作为抵押品又可以获得更多的贷款；在经济衰退期，获取贷款的难度增加，资产价格不断下降。

对大部分国家而言，银行是最主要的金融中介，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也更多地表现为银行的顺周期性。对于银行顺周期的研究，国内外文献大都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实证方法检验银行顺周期的存在性和显著性。基于1979～1999年的相关数据，Craig Furfine和Bikker，J.A等人曾先后对OECD的部分国家做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信贷数量和银行利润在经济繁荣期增加，在经济衰退期下降。而银行损失准备的计提和资本充足率在经济繁荣期下降，在经济衰退期增加。银行经营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王胜邦认为银行顺周期的程度取决于银行采用的内部模型方法和预测时间。二是分析银行顺周期的形成机理，其中以研究巴塞尔新协议的顺周期性居多。okivuolle、Peura和Anson J.Glacy等人认为巴塞尔新协议中的内部评级（IRB）和风险价值（VAR）等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使风险计量更加科学，但同时也使得资本约束更具有顺周期性。[2]孙天琦和张观华对巴塞尔新协议中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文献综述，并阐述顺周期性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另外，赵光毅和王锐分析了顺周期性的根源，认为除了风险度量和时间尺度问题，激励机理扭曲和集体效应问题是导致顺周期的重要因素。综合国内外文献，可以认为，银行的顺周期性是银行顺周期的内生性、资本监管、贷款计提规则、公允会计准则以及激励机理的顺周期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三是如何解决资本的顺周期问题。建立动态的资本监管机制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共识。Naoyuki Yoshinot等人从理论视角分析了如何根据各国具体国情及经济周期的变化情况来构建动态资本，实现资本监管的逆周期。Bernanke则认为建立前瞻式的拨备制度是缓解顺周期性的一个可行方法。但如何在促进银行合理计提拨备的同时，限制相关的道德风险和不影响相关财务指标的透明度，还需要银行部门和会计、税收部门的合作。[3]周小川认为，对金融机构尤其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中，资本充足率要求是最重要的约束机理之一。为了克服现有资本充足率的周期性，可以让负责整体金融稳定的部门发布季度景气与稳定系数，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可以使用该系数乘以常规风险权重后得到新的风险权重，进而得出资本充足率要求和其他控制标准来反映整体金融稳定的逆周期要求。[4]对于银行逆周期监管工具专门和系统的研究，目前的文献还较少。

二、银行顺周期发展态势形成机理分析

（一）银行顺周期性内生形成机理分析

现实中的信贷市场往往是不完美的，在不确定性前提下，银行行为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主要表现为在经济扩张时期信贷显著增加，在衰退期信贷规模的下降速度更快，甚至会导致信贷崩溃。导致银行产生这种顺周期的内生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银行融资渠道和融资成本与经济周期平行。在经济上升期，基于银行经营状况好、盈利水平高的现况，市场投资者往往对银行的未来作出乐观判断，进而纷纷增加对银行的投资。同时，银行筹集资本的风险溢价也较低，进而为所需资本支付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在广阔的融资渠道和较低的融资成本条件下，源源不断的流动性资金进入银行，为银行作出扩张的信贷决策提供了支持。在经济衰退期，宏观经济恶化加之银行风险暴露增多，银行融资渠道收窄，融资成本也升高，银行信贷规模紧缩。二是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银行对风险的评估存在偏差。在经济上升期，市场对资本需求旺盛，利率较高。同时抵押品的价格也较高，借款人的财务状况较好。基于此，银行对借款人的偿还能力作出乐观估计而低估风险，在竞争和利润的驱使下，银行往往也会放宽信贷条件，扩大信贷规模。在经济衰退期，银行往往怀疑借款人的偿还能力而高估风险，进而导致银行的“惜贷”行为。三是“羊群效应”放大了银行的顺周期性。银行在放贷之前需对贷款人作出必要的贷款调查，并由此产生一定的调查成本。同时银行之间的信息搜集能力和处理能力也存在差别。信息搜集和处理能力较强，愿意承担调查成本的银行可以称为先行动银行，而那些信息收集处理能力较差和不愿支付调查成本的银行可以称为后行动者。显然，后行动银行的最优选择必然是模仿先行动银行的行为决策。当先行动银行的行为决策存在顺周期时，这种基于调查成本和信息学习的羊群效应会将顺周期性传递到整个行业，使得在经济上升时，出现群体性的多贷，在经济衰退时出现群体性的拒贷，银行的顺周期效应被明显放大。

（二）资本监管顺周期性形成机理分析

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主要体现在对三大风险的界定和计量上。

1.信用风险的识别——评级制度的顺周期性

银行信用评级是衡量银行发展状况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是消弱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制度安排。新资本协议中，对信用风险的识别也主要是通过评级的方式实现的。评级的方法主要有标准评级法和内部法，内部法又分为内部评级初级法和内部评级高级法。

标准法主要采用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计算风险资产。巴塞尔委员会为各类风险设定固定权重（0、20%、50%、100%、150%）。市场中，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大同小异，具体的评级相关性较高，最终评级结果的叠加成为助推银行顺周期的强大力量。经济繁荣时，则市场情绪乐观；经济衰退时，市场则被悲观所充斥。

内部法主要是采用银行内部二维的信用评级体系，即借款人评级和债项评级，全面评估银行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借款人评级对应的是违约概率（PD），其测算借款人违约的可能性；债项评级对应的是违约损失率（LGD），即在违约发生时有多少损失发生。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违约风险暴露（EAD）和期限（M）共同构成了风险权重函数的输入参数体系，银行将风险估计值输入风险权重函数可以测算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和资本充足率。[5]内部法与银行的顺周期性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基本逻辑：宏观经济形势—内部法的主要风险参数—风险资产—监管要求和信贷供给—宏观经济。主要风险参数强烈的顺周期性是该逻辑脉络成立的关键。在宏观经济繁荣时，PD、LGD和EAD较低，由此计算的风险加权资产就较低，在满足资本监管要求的同时，银行能够抽出更多的资本进行放贷，银行信贷供给的扩张推动了经济的繁荣。在宏观经济衰退时，由较高的PD、LGD和EAD计算的风险加权资产增多，进而导致资本监管要求的变高和银行信贷能力的下降，最终加剧宏观经济的恶化。此外，大量实证表明，PD和LGD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风险参数之间的这种正相关性必然在风险权重函数内部产生一种倍加力量，助推银行的顺周期性。内部法又分为内部评级初级法和内部评级高级法，二者的区分标准在于风险参数的来源。在内部评级初级法下，银行只使用自己测算的PD，其他参数由监管部门给出。在内部评级高级法，所有的风险参数均由银行自己测算，因此内部评级高级法比内部评级初级法具有更强的顺周期性。

扩大银行顺周期效应的另一因素是时点评级体系。评级方法的选择是影响银行顺周期效应强弱的重要因素。现有的评级方法可以归为跨周期评级（TTC）和时点评级（PIT）。跨周期评级是指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范围内（至少包含一个经济周期）全面考察债务人状况，尤其是债务人在经济衰退时期的最坏状况，并进行经济衰退情景测试。因此TTC评级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对银行的顺周期性起到缓释作用。时点评级是运用借款人当前的信息进行评级，一般期限较短，通常是估计一年内的PD。时点评级提高了风险敏感性，从而加剧了银行的顺周期效应。需要指出的是，时点评级对银行有即时的信息支持作用，满足会计周期要求，所以大部分银行都采用时点评级。而大部分银行的内控系统是外包的，普遍性的外包造就了银行评级模型的同质性，并由此引致银行行为的同步性，进一步强化了银行的“羊群效应”。PIT体系内外双重同向力量的叠加必然放大银行的顺周期效应。

总起来说，标准法、内部评级初级法到内部评级高级法的风险敏感性是依次增强的，由此带来的顺周期效应也是依次增大的。

2.市场风险的识别——VAR的顺周性

VAR模型考察的是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在未来一定的持有期和给定的置信水平下，单个头寸或者投资组合可能面临的最大损失。VAR模型产生顺周期的原因主要是数据的历史观察期过短。由短期的历史数据所计算的交易账户的资本要求具有显著的波动性。同时，VAR模型关于正态分布、市场具有充足流动性以及其他市场参与者不足以影响市场价格、行为独立和不会采取同方向行动的假设均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导致模型结果在经济上升时期低估风险水平，所要求的市场风险资本偏低，促使市场交易活跃，进一步推高市场价格和杠杆率。在市场情况恶化时，用VAR模型计量的风险水平和资本水平又迅速增加。[6]

3.操作风险的纳入与识别——风险敏感度提高

操作风险在银行兴起之初就存在。随着现代金融的发展，操作风险暴露逐渐增加。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认为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并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的范畴，由此得出资本充足率公式：资本充足率=（资本－资本扣除项）／（信用风险加权资产＋12.5倍市场风险＋12.5倍操作风险）。但新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率仍然是不低于8%，在资本充足率要求不变的情况下，操作风险的纳入使分母上的风险资产总额增加，进而带来监管资本相应增加。在经济上升期，监管资本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释银行的顺周期性，但在经济衰退时必然“雪上加霜”。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操作风险的计量提出了三种方法，即基本指标法、标准法和高级计量法（AMA）。其中高级计量法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但需要指出的是，高级计量法下的银行操作风险准备金要低于其他两种方法，操作风险准备金的降低激励银行信贷的扩张，助推了银行在经济上升期的顺周期性。高级计量法下，风险管理能力优秀的银行可以得到降低资本监管要求的激励，但金融市场的“合成谬误”说明对部分银行风险内控的激励并不能实现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这与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还是有差距的。

（三）公允会计准则顺周期性形成机理分析

要厘清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性的形成机理，首先必须了解现行会计制度下对银行两类不同账户的划分。巴塞尔委员会在进行市场风险管理的实践中，将银行的表内外资产分为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资产两大类，交易账户记录的是银行为交易目的或规避交易账户其他项目的风险而持有的可以自由交易的金融工具和商品头寸。与交易账户相对应，银行的其他业务归入银行账户，最典型的是存贷款业务。这两类账户的计量目标和要求是不同的。在稳定的经济环境下，区分两个账户的计量目标和计量要求是合乎银行经营逻辑的。但不稳定的环境可能导致两个账户产生顺周期效应，并通过资本监管，银行的风险管理以及心理因素等路径将顺周期效应传递到银行业。

交易账户的顺周期性主要体现在，在经济上升期，通过盯市会计对交易账户的资产计量，必然增加账面利润，提高银行资本基础，资本基础的提高通过信贷扩张对经济产生进一步的推动力。在经济衰退时，通过盯市会计对交易账户的资产计量，必然确认大量的账面损失和估值损失。在资本监管要求不变的情况下，大量的账面损失和估值损失会侵蚀银行的资本基础，资本基础的弱化会迫使银行售出资产，进一步导致资产价格下降，并成为新的公允价值确认基础。最终形成“资产价格下跌—出售资产—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并由此引发市场产生悲观情绪，悲观情绪的蔓延反过来又会加剧这个恶性循环。

银行账户的顺周性是通过单独评估法和组合评估法下测算的贷款减值拨备进而影响银行的信贷投放形成的。在经济上升时，借款人的财务状况较好，违约率较低，单独评估法和组合评估法测算的贷款减值拨备较少，而银行较低的信贷成本，较高的利润回报，以及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必然会弱化银行的风险防范意识，刺激银行信贷规模和经济的继续扩张。相反在经济衰退时，通过单独评估法和组合评估法下测算的贷款减值拨备较高，最终抑制信贷规模的扩张和经济的复苏。

（四）存款保险制度顺周期性形成机理分析

存款保险制度是防范银行挤兑和银行危机的重要制度安排。但存款保险机构的融资模式往往会刺激银行的顺周期性。存款保险机构的融资管理模式可分为事前融资和事后融资。但事前融资会加剧存款保险制度自身的道德风险。由此部分保险机构可能会选择事后融资。事后融资是指存款保险机构并不收取保费，当银行倒闭的时候才向银行体系收取保费赔付存款人。这种方式的特点是成本集中、一次性支付。但当经济下行时，必然会给银行体系造成更大的压力，甚至银行财务困境更加恶化，给经济带来更大的下行压力。此外，浮动的保费率也具有顺周期特征：在经济繁荣时，报废率会很低，银行资金充裕可以发放更多的贷款，促进经济繁荣，在经济衰退时则恰好相反。如存款保险机构采取浮动保费率，其顺周期性会通过信贷资本的调整放大银行的顺周期效应。

（五）银行激励机制顺周期性形成机理分析

银行业激励机制的扭曲是产生银行业顺周期性的根源之一。在所有者和经营者相分离的现代公司制度下，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其中代理人追求更高的货币收入以及其他隐性收入，而委托人追求的目标是资本收益最大化，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即股东和管理层追求目标的差异，扭曲了对管理层的激励机制。目前，很多银行在对管理层和员工进行绩效考核时，都将薪酬与银行当期效益挂钩，无法实现薪酬安排和银行长期承担风险相一致，也不能反映潜在的风险和损失。在经济上行时，银行在支付高额薪酬时，只关注当期的盈利水平和股价，较少甚至不考虑银行账面利润的真实可靠性和银行运营的安全稳定性。在薪酬与当前收益相挂钩的激励机制下，银行管理层的短期行为日益严重。他们往往不顾股东的长期利益，采取大胆冒进的顺周期经营策略，过度承担风险，以实现管理层的短期利润最大化，而忽视了其对银行未来经营产生的巨大风险。在经济下行时，由于银行薪酬激励机制的非对称性，银行盈利时，管理层获得高额的薪酬；银行亏损时，管理层却不会因此而受到应有的惩罚，促使了管理层过度追求短期回报，形成银行激励机制的顺周期性。

三、银行逆周期监管的实现工具及其选择

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供选择的银行逆周期监管工具有以下几种：

（一）资本约束工具

资本约束工具的实施原理是消弱风险计量时的顺周期因素，建立动态的资本要求，并以非风险计量因素作补充，实现资本约束的逆周期操作。

1.调整风险权重函数和风险参数

风险权重函数中主要风险参数（PD、LGD和EMD）的顺周期性是引致银行顺周期的重要因素。对风险参数做出调整，可以缓释银行的顺周期效应。调整的方式可以分为事前调整和事后调整。事前调整主要是采取长周期和跨周期的计量方法平滑风险权重参数。事后调整是将风险权重函数的输出结果乘以由宏观经济形势确定的逆周期乘数。具体的操作原理是：在经济繁荣时，将逆周期乘数设置成大于1的数值，要求银行多提资本，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在经济衰退时，将逆周期乘数设置成小于1的数值，缓解资本要求和资产损失的压力，保证银行信贷的连续性。由于事前调整可能无法克服风险权重函数本身存在的缺陷，事后调整应是实际应用的重点。此外，也可对风险权重函数的斜率做出调整，使其更加平缓。

在实际应用中，调整风险权重函数和风险参数这种方式面临诸多难点。一是历史数据的时间跨度问题。必须有较长的历史数据做支撑（至少包含一个有经济衰退在内的完整经济周期）；长周期和跨周期的评级方法本身也存在技术上的难点。二是逆周期乘数确定和调整时机较难把握。在实施事后调整时，做好宏观经济变量的选取，确定有效的逆周期乘数，并对逆周期乘数调整的时机做全面系统的研究十分必要。三是在实施的效果上，这种工具只能对银行的顺周期性起到部分的缓释作用，并不能彻底消除银行监管的顺周期性，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最好的例证。

2.调整监管资本的质量

调整风险权重函数和风险参数的方式实质上是对监管资本数量的调整。对监管资本质量做出调整，也是缓释银行顺周期的重要工具。银行的监管资本可以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核心资本主要包括普通股和留存收益，用于弥补银行的非预期损失。现实中，留存收益往往会被持续的股利分配所侵蚀。为了保持银行经营的稳健性，通过银行的留存资本建立超额资本准备是十分必要的。巴塞尔委员会（2009）对此提出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框架（见表1）。但如何确定超额资本准备的范围和限制留存收益的发放是该工具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

表1 银行资本水平占超额资本范围比例对应最低留存比率（单位：%）

针对附属资本，可以建立动态损失准备金机制。银行贷款的信用损失一般是由资本和准备金来弥补，资本用以弥补非预期损失，准备金分为一般准备和专项准备，用以弥补预期损失，即常规损失。在现行损失准备计提制度下，经济繁荣时，银行计提的损失较少，刺激了信贷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进一步扩张，相反在经济衰退时，银行计提的损失较多，信贷规模的收紧加剧经济恶化。现行的损失准备计提制度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

在解决损失计提制度的顺周期效应方面，西班牙实施的动态损失准备金制度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2005年以后，西班牙动态损失准备可以表示为：动态损失准备金的变化t=a×荪Ct+b×Ct－荪特定准备=新增贷款的内在损失＋长期平均特殊拨备－根据会计标准计提的专项准备。其中：Ct=贷款存量，a=整个每阶段的内在损失，b=在长期预测期内的平均特殊准备金率。[7]a和b的值可由内部模型法和标准法确定。在经济上升期，会计计提的专项准备较少，计算的t为正值，银行需要的动态拨备增加，监管资本增加，进而抑制银行的信贷规模。在经济衰退时，会计计提的专项准备较多，计算的t为负值，银行需要的动态拨备减少，监管资本减少，缓解银行信贷资本收紧的压力，刺激经济复苏。

动态损失准备金机制顺利实施需要会计制度和税务制度的调整和配合。会计记账中的历史成本原则规定对于拨备的计提必须建立在客观发生的损失基础之上，而动态损失准备金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对未来可能发生损失的一种估计，其与会计制度相冲突，需对会计制度做出调整，为动态损失准备金制度提供实施空间。还必须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规避商业银行利用动态损失准备金机制操纵利润。此外，税务部门可以通过税收优惠的方式激励银行提足损失准备金。

3.引入非风险标准

基于风险的资本充足率的顺周期性是造成资本监管顺周期性的重要原因。在资本监管要求中，引入非风险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能缓释银行的顺周期效应。例如，对于杠杆率，可以设定最高的杠杆融资比率，若银行的杠杆率达到了设定的标准，即使其资本充足率符合要求，也要求其对资产负债表进行收缩调整。即通过杠杆率的补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校正资本充足率的不足。杠杆率规定了股东应承担的最小损失，可以约束银行在经济上升期过度扩张的行为。此外，杠杆率计算依据是公开财务报表，与商业银行内部风险计量和评估程序无关，可以规避由内部风险计量和评估程序本身导致的顺周期性。[8]

但不可忽视的是，杠杆率也具有顺周期性的特征，这种顺周性很大程度上是由“公允会计”导致的。因此，在使用杠杆率这一工具之前，必须对“公允会计”做出相应的调整。单独实施杠杆率监管对银行顺周期的约束也是非常有限。杠杆率应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补充工具，在发挥资本充足率主导作用的同时，约束银行信贷的盲目扩张。该工具的实施效果取决于杠杆率计算方案的科学性和监管标准的合理性。因此，这一工具同样面临着复杂的技术问题。若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极有可能对银行造成负激励，加剧银行的顺周期效应。

（二）风险计量补充工具

1.压力测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委员会（BCBS）以及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BCGFS，2000）等机构将压力测试定义为：利用一系列方法来评估金融体系承受罕见但仍然可能的宏观经济冲击或者重大事件的过程。在金融监管中，压力测试是VAR的重要补充工具，其缓解银行顺周期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压力测试关注的是被VAR忽略的尾部风险，尤其是在经济上升期，对尾部风险的准确计量，能够促使银行提前做出应急方案，提高银行经营行为的前瞻性。二是针对历史资料的不完整性（尤其是历史资料不能覆盖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压力测试可以通过特殊的敏感性分析或情景假设的方法对未来的市场情况进行理性预测，弥补风险模型计量的不足。

Howard（2009）讨论了每种风险衡量模型中所必须的数据最小集合，在此基础上，巴曙松（2010）等人总结了压力测试的数据最小要求，为历史数据不充分的发展中国家和规模较小的银行提供了一个数据积累的范本。[5]欧盟、美国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巴西实施的压力测试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相关的国际实践规范。尽管如此，压力测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主要集中在压力测试无法准确描述压力测试事件发生的概率。Best（1998）和Schechter（2000）甚至认为即使对概率做出了准确估计，由于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非常低，银行也不能据此马上采取相应的行动，压力测试的实施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2.回溯测试

回溯测试是指将市场计量方法或模型的估算结果与实际发生的损益进行比较，以检验计量方法或模型的准确性、可靠性，并据此对计量方法或者模型进行调整和改进。若估算结果与实际结果近似，则表明该风险计量方法或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较高；若两者差距较大，则表明该风险计量方法或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较低，或者是回溯测试的假设前提存在问题；基于这两种情况之间的检验结果，则暗示该风险计量方法或模型存在问题，但结论不确定。[9]回溯测试是通过提高风险模型的准确性和资本计提来缓释银行的顺周期效应的。巴塞尔委员会推荐的标准做法是将过去一年（或以上）发生的实际损益与VAR模型的预报结果相比较，如果实际发生的损失值超出了VAR预测值，则视为模型无效，最后计算检验期内模型失效比例，并以此为依据决定乘数大小，以银行VAR预测值与乘数的乘积作为资本计提标准。

巴塞尔框架下的回溯测试具有明显静态性质，与实际动态组合不相适应。回溯测试方法也无法辨别适度的高估和过度的高估。钟伟（2006）等人从最优角度研究了回溯测试模型的改进方法。Engle和Manganelli（2004）等人提供了VAR模型的高级回溯方法，试图弥补现有回溯测试的不足和缺陷。

此外，改进风险计量模型的其他措施还有实行有差别的风险权重，如按照行业来设定不同的风险权重，在经济繁荣期和衰退期实施不同的风险权重等；[10]加强风险预警，帮助银行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准确识别和系统防范，降低经济周期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缓解银行的顺周期效应。

（三）政策和制度改进工具

1.改进公允价值会计制度

改进公允价值会计制度，实施公允价值的逆周期监管，不仅可以缓释公允价值会计制度本身的顺周期性，也是使用其他逆周期监管工具的前提。首先，应明确不活跃市场公允价值准则，对流动性不足的金融产品估值时，要准确评估其风险溢价。其次，根据FSB、IMF和FSA从监管层面上提出应对顺周期效应的策略，弱化资本监管时对会计数据的依赖，以降低公允价值会计的估计误差波动和混合计量波动放大金融波动的潜在效应。再次，银行监管机构可以对银行的估值方法、模型和程序进行严格监管，这是由于当运用公允价值对交易不活跃的金融产品估值时，银行往往具有较强的主观性。通过对其估值方法的监管，可以促进银行改进其估值方法和风险内控。最后，要加强对银行信息披露，尤其是加强银行公允价值表外披露，包括公允价值是如何确定的，所用估值方法预计存在的变动、所用模型的假设、导致价格变动的原因以及风险披露，从而实施透明化监管。

2.完善薪酬激励机制

逆周期激励监管机制目的是，要求银行将经营决策风险引入薪酬机制，使高管薪酬遵循风险和收益相匹配的原则，并将高管薪酬与银行长期绩效挂钩，建立起动态、持续、跨周期的业绩考核和薪酬分配制度，平滑经济周期波动对公司员工薪酬的影响，使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相结合，避免管理层为了追求短期薪酬最大化而采取短期化行为。

对于银行业薪酬激励机制的逆周期监管，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量：一是增加股东大会在高管薪酬上的发言权和董事会下设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加强银行的风险内控和薪酬管理。二是从整个经济周期的角度对薪酬发放进行统筹安排。在业绩考评中综合考虑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鼓励在经济扩张时期适当降低对其利润分配的比例，新增一定数量的利润留成，以供资本补充和经济下行时期薪酬发放之需。三是在薪酬体系中引入风险调整政策，包括风险抵扣、风险延期和风险止付机制。鉴于经济扩张时期的风险往往只有到经济衰退期才能显现，因此，银行高管薪酬发放中应引入延期支付机制，使薪酬不仅能反映银行当期的利润和风险，而且能反映潜在的长期可能风险和损失。同时，建立对银行高管问责制等约束机制，实现高管和重要岗位员工薪酬安排与长期风险承担相一致。[11]

3.增强监管机构的独立性

在金融监管过程中，银行监管机构的决策制定和执行一方面可能受到政府部门的干预的约束；另一面也容易被金融利益集团所“绑架”，监管部门的非独立性不仅有效地缓解甚至放纵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为此，在监管制度的设计和改革中，应增强监管机构的独立性，防止监管机构“形同虚设”和对银行顺周期的“推波助澜”。[12]

4.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逆周期调节工具。首先，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利率、再贴现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工具实现对银行经营行为的逆周期调节。其次，具有逆周期性质的宏观经济政策，对银行具有信息提示作用，可以促使银行采取前瞻性的措施，建立逆周期的发展模式，从而消弱银行的顺周期效应。

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同样面临诸多问题。一是政策的时滞问题。通常情况下，财政政策的内在时滞较长，货币政策的外在时滞较长。政策的时滞可能错过最佳的行动时机，致使政策的效果不显著。一些消极政策支持者甚至认为，由于政策的时滞，成功的稳定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是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按规则实施还是斟酌处置？基于规则的方法可以减少金融失衡判断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社会成本，提高政策的有效性，但可能导致监管套利。斟酌处置的政策能及时捕捉金融市场的变化，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但容易导致政策的前后不一致性，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总之，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其他外部力量的影响，使得政策应该按规则实施还是斟酌处置，权衡决策时变得更加困难。

四、主要结论以及前瞻性思考

逆周期监管是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维度，厘清银行顺周性的形成机理是进行逆周期监管工具设计的前提。银行的顺周期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这是由银行顺周期的内生性所决定的，也是保持市场多样性的需要。如果在经济上行或下行时，大部分甚至所有的金融机构都采取相同的逆周期操作，必然导致其市场行为的趋同性，行为趋同的市场是一个无效的市场。逆周期工具功能的设计应主要基于消除导致银行顺周期的外部因素，如资本监管、公允价值会计、薪酬激励机制等。任何逆周期监管工具都存在弊端，或在实践中面临一些问题，工具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利用逆周期工具进行监管是一项系统性工作，不仅要做好逆周期监管工具的设计，也要注意各个工具存在的缺陷和相互联系，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进行工具组合，来缓释银行的顺周期效应。

尽管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可能有助于金融体系发挥缓冲器的作用，“吸收”外部的经济冲击，实施逆周期监管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金融体系缓冲功能，对经济繁荣时期的银行利润造成不利影响，但从长期而言，逆周期的监管思路有利于平抑银行业利润大幅波动，提高资产质量和风险抵御能力，降低系统性风险，提升行业综合竞争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运用逆周期监管工具前，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确定逆周期机制是基于何种周期，即是基于普通周期还是资产价格周期还是其他周期，依据周期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如果是基于普通的经济周期，各国央行实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逆周期工具；如果是基于资产价格周期，就需要界定进行逆周期监管的资产价格边界。二是需要解决监管机构独立性和机构之间的协调性问题。监管机构的独立性是制定中立政策的保证；加强各监管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可以消除不同机构对周期判断的差异，避免不同机构使用不同逆周期监管工具在目标上的冲突。三是需要确定逆周期工具的目标。像货币政策是基于一定的通货膨胀目标来调节利率一样，逆周期工具的实施也需要一个量化指标作基准。[13]

可以看到，由于全球银行的情况并未全面好转，目前各国监管机构工作重点首先是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同时国际资本监管体系的修改和调整也是各国政府博弈的结果，各种逆周期监管工具的真正实施还需时日，但这不影响以逆周期监管为核心的宏观审慎监管成为未来金融监管的方向。

[1]郑鸣.金融脆弱性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15.

[2]许珊珊，王谊楠，黄朔.Basel II下资本亲周期问题研究——一个解决方案[J].经济研究导刊，2010，（16）.

[3]曾刚，万志红.巴塞尔新协议顺周期性特征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10，（2）.

[4]周小川.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J].中国金融，2009，（8）.

[5]巴曙松，朱元倩.压力测试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应用[J].经济学家，2010，（2）.

[6]李文泓.关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逆周期政策的探讨[J].金融研究，2009，（7）.

[7]巴曙松，邢毓静，朱元倩.金融危机中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挑战与改进[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126.

[8]王兆星，韩明智，王胜邦.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改革（三）：建立杠杆率监管标准弥补资本充足率的不足[J].中国金融，2010，（12）.

[9]钟伟，沈闻一，李宜洋.新巴塞尔协议市场风险管理的回溯测试综述[J].南方金融，2006，（12）.

[10]张强，武次冰.商业银行资本监管与金融稳定[N].光明日报，2010-03-23（010）.

[11]刘超，刘志威.保险业顺周期与逆周期监管：理论评述、形成机制与应对策略[J].保险研究，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