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华 刘 慧

（浙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迅速提升，已经远远超过同等收入国家的水平［1］，而且越来越与发达国家接近［2］。采用这种“超经济发展水平”方式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已经成为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转变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一种重要手段［3］［4］［5］。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在资本、技术和熟练劳动力方面拥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因而更有能力生产和出口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高复杂度产品［6］，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国家实际上是采用了“逆比较优势”策略，杨汝岱和姚洋将这一策略称为赶超［5］。由于适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会对一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5］［7］，因此，出口技术复杂度追赶成为了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目前关于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产生的动因。多数学者认为类似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其实是一种“表象赶超”，并非实际赶超［8］，而这种“表象赶超”实际上是由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其原有比较优势的冲击造成的［9］。一些学者结合国内因素指出要素积累与赶超的经济刺激效应是赶超国执行逆比较优势战略的根本动因［3］［5］［10］。二是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的经济效应。现有研究主要分析了赶超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收入分配效应。杨汝岱、姚洋研究指出：适当的赶超有利于促进一国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赶超会收敛于本国比较优势，因而最大化赶超效应的有效方法是延长赶超的收敛过程［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