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太光

去年秋天，我跟云雷、老何父子一起去五台山“朝圣”。诸事完毕，正不知如何安排下一步活动时，云雷收到了王祥夫的问候短信。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立刻异口同声地说：“找王祥夫喝酒去！”

把我们在五台山的消息短信告知王祥夫，过了五分钟，王祥夫打来电话，说晚上八位朋友将从四面赶来，一起找我们喝酒，不醉无归，并让我们帮他们预订好房间。不巧的是，第二天五台山举办一个盛大的佛教活动，各家宾馆，无论大小，均一室难求。再加上猜测他们大多已来过五台山多次，不宜再次“劳师袭远”。而且，这里的住宿和饮食又实在昂贵，在这里畅饮、畅谈两天，成本有点儿高——用我们的原话说就是“不如把钱省下来打酒”。于是我们就短信建议他们换个外围点儿的地方，我们赶到那里去跟大家会合。又过了五分钟，王祥夫再次打来电话，说：“到代县去！晚上六点！杨遥在那里！”

简短休整之后，下午两点，我们的车便离开了莽莽苍苍的五台群山，离开了缭绕的香火，离开了无边的佛声，带着一路烟尘，一路兴奋，驶向秋天的原野，驶向代县，驶向朋友，驶向杨遥……

两个小时后，沿着干涸的滹沱河道，穿越无数因枯萎而金黄的玉米，我们进入代县境内。一路陪伴我们的驾驶员郑大哥告诉我们，代县是一个特别有历史的县，而最为有名的大概就是“杨家将”了。果然，就在路边一个灰色的小村子里，我们遥遥地看到了杨家祠堂，而在另一个小村子里，我们又遥遥地看到了杨七郎的墓葬。于是，在村子里不时传出的高亢而又苍凉的不知什么名目的地方戏声中，儿时趴在树上（家里没有收音机，又想听得清楚些，就只好出此“上策”）听到的刘兰芳演讲的评书《杨家将》的内容便一幕幕浮上眼前……

就在这时，接到杨遥的电话。他告诉我们，他刚刚从忻州赶回来，正站在马路尽头一家宾馆门前等我们。在他指挥下，我们继续前行。五分钟左右，我们看到了杨遥。他站在午后的阳光中，憨憨地笑着，像一株秋天的玉米，或者别的什么让人想起朴素这个词语的植物。

由于其他的朋友还没到，杨遥便领着我们在代县城里转悠。还领着我们爬上了长城第一楼——边靖楼。杨遥告诉我们，宋朝时，杨家将跟金兵作战的主战场就在这一带。历史上，因为这里是战略要冲，因而往往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个时候，已是夕阳西下，远处群山如黛，近处城楼如血。看着城楼上那“声闻四达”、“威震三关”的巨大牌匾，那些史书上碧血染黄沙的场景又浮上心头。

就是在游荡的过程中，杨遥跟我谈了他的一些经历。谈他在乡村学校任教时的艰难与无奈。谈他在乡镇工作时的见闻与思考。他告诉我，在乡镇工作时，他们发现一个村里的许多人丧失了生育能力，经过反复调查，才弄清是由于村民们跟羊群喝同一个池子里的水导致的，经过挖深水井、人畜分开喝水等措施，才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听他讲这个故事时，我又感伤又高兴。感伤人们羊一样的命运。高兴在杨遥们的努力下，这些羊一样的人终于又获得了人的命运与生活。

杨遥还跟我谈了他创作中的苦乐酸辛，谈了他现在面临的生活与创作的双重困境，谈了他笔名叫“杨遥”的原因。当听着杨遥用他那朴拙、硬气而又不乏灵动的乡音讲述着他的家乡和他自己的故事时（尽管这样的故事不乏失望乃至绝望），特别是他的故事很容易地就被四周浮起的同样的乡音所融化，而他又很容易地就会“消失”在大街上的人群中，我就想，这是一个为家乡而写作的人。可是，大量阅读他的小说之后，我发现自己错了，因为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对家乡/此处的拒斥，而又充满了对异乡/别处的向往。

在杨遥的小说中，“家乡”简直就是一个令人无法直面的存在。比如，在《闪亮的铁轨》中，那个名为“弧”的家乡的自然风景是那么的迷人：“北方二月还是寒冷的时候，地里光秃秃一片。黄昏最后一缕阳光打在土坯墙上，像展开一幅黄色的画卷。屋顶上炊烟已经飘起，与滹沱河的水汽一起笼罩在村子上空，干燥的烟味变得湿漉漉的，春天像捉迷藏的小姑娘一样，已经站在人们背后了……”然而，在这美丽的风光里，发生的又是怎样荒谬的故事：那个石头一样沉默着的少年，那个用蓝墨水在左胳膊上刺着“恨”在右胳膊上刺着“找我妈”的少年，那个不识人间温情的少年，最后不也刺激出了村人们空前的恐慌与仇恨吗？他们不是要么纵火要么放出疯子驱逐这个少年吗？最后，他们不是将少年捆绑起来，隐藏在麻袋中，送到遥远的远方去了吗？这篇寓言一样的小说，通过这个怪异少年的奇异遭遇，将这个名为“弧”的小村的封闭、落后、愚昧，甚至残忍，展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在《闪亮的铁轨》中，作者对“家乡”的拒斥还有所节制的话——“弧”里的人们对那少年毕竟施与了有节制的温情，而他们对那个少年的防范乃至驱逐也是有节制的，那么，我们可以说，《二弟的碉堡》就是作者对“家乡”的强烈拒斥开出的荒谬之花：那个被自己的母亲命名为“二弟”的女人，本身就是一种荒谬的逻辑的产物，而她将自己的三个女儿分别命名为“老头子”、“二圪蛋”、“三老头”，更是荒谬中的荒谬，可这“先天”荒谬的一家人在鸟镇的“后天”遭遇，却让我们看到了荒谬的极限，体味到了黑色幽默的真滋味。特别是当读到“二弟”家那碉堡一样的新房子在村人的嫉恨与阻挠中落成后村人纷纷趁着暗夜在周围堆放垃圾时，会时时感到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恨意洋溢在“鸟镇”上空，而这仇恨，似乎又来得毫无道理，可就是这毫无道理的仇恨，竟将小说推至这样的情境：“月亮一上来，人们端着簸箕、挑着箩头、推着平车、开着三轮车，神秘地向二弟家进军。二弟家的灯好像还没灭，人们就开始轰轰地倒垃圾。有的人干脆把二弟白天清除了的垃圾又拉回来，他的做法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很多人模仿他，把二弟白天清除了的垃圾又拉回来。鸟镇的人从来没有如此兴奋，也没有如此团结，干到半夜时，不知谁组织的，女人们竟然送来了夜宵。”这女人们送来的夜宵，这助纣为虐的夜宵，竟让人出离愤怒，忍俊不禁了，而二弟的举动则简直让人捧腹了：“她让二圪蛋拿出一根竹竿，把一块绣着乌鸦的刺绣挂在上面，高高地插在屋顶上，看得聚天目瞪口呆”，她还念念有词：“让那些狗日的倒哇，我不信他们倒的能超过这只乌鸦。”然而捧腹之后，这堆积的垃圾，这飘扬的乌鸦旗，让我们禁不住追问：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村庄啊？

杨遥对家乡/此处的拒斥，除了表现在创造、呈现一个封闭、冷漠、隔膜、残酷的世界之外，还在于他小说中的那些小人物身上往往于沉默中突然爆发出一种扭曲的暴力，就像他的小说《铅色云城》中的主人公蒲说的那样：“你写这样灰暗的作品，让人有一种十分绝望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你对人会有这样一种狠毒的看法？和你相处，感觉你很和善呀？”这段话，与其说是杨遥虚构的人物“蒲”发出的疑问，不如说是熟悉他的朋友们读过其作品后发出的疑问：杨遥的确是一个和善的人，一个智慧的人，一个朋友们都喜欢与他在一起的人，可在小说中，他怎么就对人有那样一种“狠毒”的看法呢？在《结伴寻找幸福》中，他让一群流浪汉“集资”去找小姐；在《丢失了的，永远丢失》中，他让沉默温驯的大明突然成了爆发的野兽；在《谯楼下》中，他让一直卑微着的成七于无声中成了杀人者与被杀者……

是怎样的遭际、怎样的痛楚、怎样的绝望，让和善的杨遥、智慧的杨遥、朋友喜欢与之相处的杨遥，在内心里孕育出一些这样的“狠角色”？看着这些“狠角色”在小说中走向远方，甚至走向世界之外，再想到那往往长时间地沉默着而一旦张口又总是令满堂大笑的杨遥，一种熟悉的陌生感，一种荒谬的真实感或真实的荒谬感便涌上心头。

然而，更加悖谬的是，尽管杨遥始终把家乡当作异乡来剥离，而又把异乡当作家乡一样来建构，可他却从来没有找到一处可做家乡的异乡，或者说，他越试图把自己从家乡剥离出来，他就越紧密地把自己嵌进家乡的版图中去了。难道不是吗？在他的小说中，走得最远的人物是到了“巴黎”的剃头匠阿累，可说到底，这个“巴黎”不过是杨遥以自己生活的小镇甚至小村为蓝本虚构出来的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而那个阿累，简直就可以说是作者自己了，他日复一日重复的枯燥生活，不就是杨遥不止一次诅咒过的生活吗？而阿累回顾自己在“巴黎”的日子，能想起来的就几天：刚来那天。第一次剃头那天。治疗枪伤那天。顾客主动让自己剃头那天。自己把顾客割伤那天。还有另立门户那天。“许多的日子加起来竟然只有六天能回忆起来，一个礼拜还不到，而且肯定还有要忘记的。阿累不知道活一辈子有多少天可以回忆起来……”这样的日子不正是杨遥一直在逃避的日子吗？

就是这篇作者将故事放置到“越南”、放置到“下龙湾”的小说，难道不也是作者以自己生活的小城为背景建构起来的？那个在自己的家乡丧失了恨的能力，甚至丧失了爱的能力的“我”，只有到了遥远的异乡——绿得令人疲倦“下龙湾”——才恢复了爱的能力，难道不正是他在那个“寒冷”的“北方小城”的困境催生的？

“几天前，我待在中国北方一座小城市，每天为调动工作的事情发愁。觉得自己慢慢变成卡夫卡《城堡》里的土地测量员K，在白雪皑皑的小城无望地等待。我甚至坚信不疑，有一天早上自己醒来，真的会变成一只大甲虫。”

当然，他没有变成卡夫卡的“甲虫”，而是变成了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他生活的世界，也没有变成K的“城堡”，而是变成了温暖的开阔的“下龙湾”。在那里，他将弥留之际所有的爱，奔涌的海浪般的爱，普照的阳光般的爱，都洒在那个忧郁的小女孩身上。从深层次看，温暖的下龙湾，不仅是对现实的北方小城的抗拒，而且，更是对一个开放的、温暖的、能让人爱的世界的呼唤。其实，通过在想象中逃逸的方式，他更实在地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写到这里，突然又想到了第二天我们离开代县、离开忻州与杨遥告别时的情景：游玩一天后，我们要返回太原，再从太原乘火车返回北京，杨遥也要返回忻州去上班，他搭我们的顺风车。车到忻州与太原高速路分叉的路口时，我们把杨遥放在路口，他一个人步行去市里，去单位，而我们还要沿着高速路一路狂奔。看着杨遥一个人孤独地站在那里，他的周围是曲曲弯弯迷宫一样的高速路，我禁不住有一种眩晕感，伤感也涌上心头。当有人说杨遥的小说模仿了卡夫卡时，他非常智慧地辩解说不是他模仿了卡夫卡，而是他的生活模仿了卡夫卡的生活。其实，他的生活也没有模仿卡夫卡的生活。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高速旋转的时代，是一个旋转得令人眩晕的时代，是一个眩晕得令人困惑、令人绝望、令人逃避、令人不知所措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只有牢牢地立足于我们脚下的大地，然后才有可能从个人的眩晕中走出来，观察时代的眩晕与疯狂，呈现时代的眩晕与疯狂，也才有可能走向灵魂的深处，走向世界的尽头……

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我还是更愿意听杨遥讲他“家乡”的故事，听他讲二弟们、成七们、钟飞们、孙金们的故事，听他讲雁门关下小村里那些草根一样、羊群一样的人的故事……因为，在这样的故事中，不仅燃烧着他地火般爱恨交织的情感，也隐藏着向远方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