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玄,贾明龙,邓翌超

（杭州师范大学 a.教育科学学院,b.临床医学院,浙江杭州 310036）

教育与教学研究

道德认知神经科学对道德教育的启示

张德玄a,贾明龙a,邓翌超b

（杭州师范大学 a.教育科学学院,b.临床医学院,浙江杭州 310036）

道德教育在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新兴学科——道德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发现了大脑中与道德相关的神经网络,对理性在道德功能中的地位进行了重新审视,特别强调情绪和直觉在道德功能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独特的道德发展观和整合的道德教育体系。该学科认为道德为大脑的功能之一,良好的道德需要健全的大脑、理性的思辨、健康的情感反应和敏锐的直觉判断,这些发现对如何进行有效的道德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实践价值。

道德认知神经科学;道德相关神经网络;道德发展;道德教育

当今世界,人们普遍感到道德危机。道德危机主要有两重原因,一是社会价值观念变迁,传统道德体系瓦解,新的道德体系还未确立;二是道德教育不得要领,尤其是学校道德教育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例如在我国,学校德育主要还是采用灌输式,其教育方法几乎等同于知识的学习。结果造成学生知行脱节、言行不一,缺乏真正的道德感。如何才是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这是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教育家乃至心理学家孜孜求索的问题。

现在人们普遍承认,道德判断等与道德相关的心理过程也和其他心理过程一样,是以神经结构为物质基础的,有赖于人类神经系统的进化、发育和塑造。道德相关神经网络的发育和运作有其特定的规律,道德教育方法只有符合这一规律才能行之有效。为此,人们应用认知神经科学的观测技术研究道德相关神经网络的活动和机制,主要研究方法有脑损伤病人的行为观测和正常人的神经功能成像。这是一个崭新的、高度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被称为道德认知神经科学。神经科学研究至少能在三方面为道德发展研究与道德教育实践做出贡献。首先,正常的道德发展需要健康的大脑,而大脑的发育受到遗传和后天教养的影响。神经科学可以探索采用何种教养方式有利于道德相关神经网络的发育。其次,神经科学研究可以为现有的道德理论和教育方法提供依据或纠正某些观点。最后,神经科学可望研究出一些干预手段用于纠正道德行为异常,或提升道德水平。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以下分四个方面进行介绍。

一 有没有道德器官?

孟子认为人具有天赋的、道德上的良知良能,所谓“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那么人类是否像乔姆斯基认为的具有天生的“语言器官”那样,也具有天生的“道德器官”呢?寻找道德相关神经结构是道德认知神经科学的基本任务之一。

一方面,研究发现道德相关神经网络不同于一般的认知和情绪加工网络。功能神经成像研究揭示了几个道德相关脑区,包括：前额叶前部、背外侧前额叶、腹内侧前额叶等。这些脑区在进行道德相关任务时比做道德无关任务时表现出更高的激活水平。[1]（PP.779-809）腹内侧前额叶损伤的病人,往往表现出无视社会道德规范,行为粗鲁自私,但其智力不受影响。如果该脑区在幼年的 16个月以前就损伤,则患者终身无法获得道德功能,表现出明显的反社会行为,例如偷窃、性侵犯等。[2]（PP.1032-1037）另一方面,至今尚未发现某个脑区只和道德相关而与其他心理过程完全无关。道德相关的神经基础也是多个不同脑区的组合。这些脑区可能参与到别的认知或情绪加工过程,但它们组成的道德相关神经网络是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心理机能的神经网络。

此外,比较神经学发现一种纺锤状神经细胞,它是人类特有的神经细胞,主要分布于前扣带皮层和额叶 -脑岛。[3]（PP.660-667）在额 -颞痴呆病人中,这种纺锤状细胞特异性地损伤,病人也主要表现出道德功能的下降。[4]（PP.701-707）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人类特有的道德相关神经细胞。

总之,道德需要认知与情绪的参与,但有别于一般的认知与情绪,即道德思维有别于其他形式的思维,这就涉及道德是否理性的古老问题。

二 道德是理性的吗?

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康德,及至近现代的皮亚杰、柯尔伯格等,都继承了古典哲学崇尚理性的传统,认为道德是在理性驱动下产生的,当理性思考战胜自私的、动物性的本能冲动时,就体现出道德行为。我国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也是类似的观点。

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前额叶,尤其是右半球的背外侧前额叶被认为是理性的控制中枢,而边缘系统是情绪和本能冲动的中枢。[5]（PP.126-147）在格林等人的理性 -情绪冲突模型中,理性区域的作用是抑制情绪区域的活动。[6]（PP.389-400）理性的道德判断是由于理性区域成功抑制了情绪反应,而基于情绪的道德选择则是由于这种抑制作用的失败。

但实际生活中,道德上的知行脱节是常见的现象,也就是说有意识的道德思维并不必然地导致道德行为。神经科学方面的一些研究也在质疑理性控制模型。

诺奇等人让正常被试参加一种“最后通牒”游戏。[7]（PP.829-832）游戏规则是,被试每次和一个不同的对象分钱,分钱的方案由对方提出,被试选择接受还是拒绝,如果接受则按照对方所提方案分配金钱,如果拒绝则双方都得不到钱。分配方案可能公平 （例如 1∶1）也可能不公平 （例如9∶1）。因为每一轮游戏都是和新的对象进行,最理性的选择就是无论对方提出什么方案都接受。但实际游戏过程中多数被试往往会拒绝不公平的方案,体现出寻求公平的情绪反应,表现为脑岛的激活。当给一组被试的右半球背外侧前额叶施加经颅磁刺激以暂时阻断该区域神经活动时,该组被试对不公平方案的接受率相对于控制组显著提高。该结果说明,作为“理性中枢”的背外侧前额叶被抑制时,被试的选择反而更加“理性”。常常表现出道德低下的腹内侧前额叶损伤患者在进行最后通牒游戏时,表现出更高的拒绝率,也就是表现出更强的情绪冲动。[8]（PP.951-956）

最后通牒游戏说明非理性的情绪反应可能比理性选择更“无私”。在该游戏中,拒绝不公平的方案意味着自己什么也得不到,但被试仍然会出于维护公平的本能反应选择拒绝。与此相反,当被试接受不公平方案时其背外侧前额叶的激活程度大于前脑岛,说明这时实用主义的“理性”战胜了维护公平的情绪冲动。

以上这些结果至少说明,理性 -情绪冲突模型并不完全符合实际的神经机制。为此,摩尔等人提出了事件 -特征 -情绪综合体框架模型。[9]（PP.799-809）该框架包含三个主要成分：（一）结构化的事件知识,即关于事件序列的知识;（二）社会知觉特征和社会功能性特征。社会知觉特征提取自面部表情、语气和肢体语言等等。社会功能性特征主要是指独立于具体情境的语义属性。相关脑区损伤的病人往往不能正确命名别人的动作;（三）中心动机和情绪状态,指独立于具体情境的“非直接”的情绪,有别于针对具体对象的“直接的”情绪反应。在摩尔等人的模型中,道德认知有赖于事件知识、语义信息和知觉特征等认知加工过程,但如果没有与动机和情绪相关联,这些认知成分只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概念而已。例如认知系统会让你了解到某人受伤了,而中心动机和情绪状态则会引发同情情感,促使你去帮助那个受伤的人。因此道德功能是认知与情绪协同工作的结果,而不是理性战胜情绪的结果。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进行道德判断往往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而是凭着直观的感觉。例如黑德特调查人们对兄妹乱伦的态度,一般人都认为这是违反道德的,尽管被告知这是在双方自愿且不会造成任何不良后果的情况下,人们还是觉得这样做不对。[10]（PP.814-834）摩尔等人发现被试进行道德判断时,激活了眶额皮层、脑岛、前扣带皮层和杏仁核等区域。这些区域都和快速的、自动化的社会 -情绪加工有关。这为道德直觉提供了神经基础。根据黑德特的描述,道德直觉是突然出现于意识的道德判断及相应的情绪评价 （好 -坏,喜 -恶）,不需要取证、论证等有意识的推理过程。它并不等同于原始的本能冲动。

沃德寿勒和德斯得诺让被试评判自己和他人的不公平行为,发现被试对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厌恶程度低于他人同样的行为。[11]（PP.1334-1338）这种不对称的道德评判称为“伪善”。当被试的认知资源被同时进行的认知任务占用时,这种伪善现象消失。这说明伪善是由于“理性”压制了直觉反应造成的。因为理性的加工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认知资源,当资源紧缺时,理性控制的作用减弱。该研究说明,有时“理性”比“直觉”更自私。

综合上述,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理性在道德功能中的地位,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情绪和直觉在道德功能中的重要作用。单纯的认知理性不足以构成道德认知,这是传统的灌输式道德说教之所以低效的原因。就算不是灌输式的说教,而是通过讨论、思辨以培养“理性”的道德思维,也不足以养成真正的德行。不少学者认为道德有其独特的进化发展阶段,道德教育也应该是一套整合的教育体系。以下我们讨论基于神经科学的道德发展理论和道德教育方法。

三 基于神经进化发育的道德发展观

在道德认知中起关键作用的前额叶,其发育在 8个月时加速,在 2岁时进入平台期,到青春期又开始发育,直到大约三十几岁才基本完成。伴随儿童认知功能的发展,道德功能也在逐步发展。柯尔伯格依照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把人的道德发展划分为三个水平：前道德水平、角色依从水平和道德原则水平。每个水平又分为两个阶段,共三水平六阶段。[12]柯尔伯格的理论在道德心理学和道德教育学中具有深远影响。但柯尔伯格主要从认知发展的角度来描述道德发展,对情绪的作用认识不足。

最近纳沃兹在麦克莱兰三位一体大脑模型的启发下,提出三位一体伦理理论 （TET）。[13]（PP.310-327）麦克莱兰三位一体脑模型指的是人类大脑由内而外的三层基本构成,反映了人类祖先作为脊椎动物进化的三个阶段,即爬行类、低等哺乳类、高等哺乳类。新的大脑构成总是在旧的基础上进化而来,且新旧部分互相联通,因此称为三位一体。最古老的部分是“爬行脑”,包括小脑和皮层下神经结构。这部分脑主要和争夺领地、遵守规范等有关。第二部分是“情绪脑”,包括下丘脑 -边缘系统轴在内的内脏 -情绪神经系统。这部分系统主管情绪、个体现实感等,并向爬行脑施加情绪色彩。最高等的部分是新皮层,主管高级的认知活动,即所谓“理性脑”。麦克兰认为人脑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不是理性的新皮层,而是情绪的边缘系统。情绪脑对理性脑的想法进行“好”或“坏”的评判,并影响着认知加工过程。因此情绪脑相当于摩尔道德认知神经模型中的“中心动机”成分。情绪脑在生命的早期就开始发育,发育的过程离不开与养护者的交互。养护者对婴儿的行为决定了婴儿情绪调节系统健全还是不健全。过于严厉、粗暴、缺乏温暖的养育方式会养成儿童残酷冷漠的行为模式。

与三位一体脑相对应,TET的三套伦理系统分别是：安全伦理、亲密伦理和理性伦理。安全伦理基于“爬行脑”,以保证个体生存和生存空间的拓展。当个体的生存或地位受到威胁时,安全伦理上升到第一位。亲密伦理对应于“情绪脑”,主要是建立和维持亲密关系。理性伦理则对应于“理性脑”,用于理性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情绪冲动而使思考建立在逻辑和推理之上。该伦理系统调节亲密伦理和安全伦理的直觉和本能,撤销盲目的直觉和本能的冲动。TET从道德伦理的生物学起源出发,强调直觉和情绪在道德伦理功能中的作用。TET认为,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个体表现出最高品德的必要条件是,亲密伦理和理性伦理系统运作正常,而安全伦理系统处于平静状态。因此对于儿童的道德培养,首先要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同时对于儿童的需求给予及时恰当的回应,这是对合格的养育者或教育者的基本要求。

四 整合的道德教育体系

在西方,长久以来理性道德观在道德教育中占主导地位,到了柯尔伯格,更是系统地应用道德两难问题训练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但事实上道德上的知与行不一定同步,高超的道德思维能力并不必然地导致高尚的道德行为。

基于 TET,纳沃兹提出一套整合的伦理教育体系 （IEE）。[14]（PP.703-732）

第一步,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教师像父母一样善待每个学生,使学生处在安全、温暖的学习环境中。这时学生的安全伦理系统处于平和状态。如果缺乏这种安全的依赖关系,学生的安全伦理系统就会占主导地位,学生耗费更多的精力用于自我保护,而不是投入于学习之中。

第二步,创造良好的班级氛围。教育者精心营造一个公平、安全、团结、向上的氛围,使每个学生对班级和学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健康的教育氛围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一）学生能够自治、自我管理;（二）学生之间良性地交往、合作、讨论功课;（三）每个学生参与到班级的日常事务中。学生在这种健康的环境之中就可感受到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做的。

第三步,以循序渐进教学法在课堂内外教授伦理技能。IEE主张以培养道德专家的方法进行道德教育。所谓专家,不但有系统的理论知识,还有敏锐的直觉和熟练的技能。因此教育者不但要重视外显的理性道德思维的训练,也要重视内隐的道德直觉的培养。内隐学习可以通过榜样的模仿和环境的反馈等途径,而外显的学习可以通过理论学习和案例讨论。

第四步,培养学生的自省和自律能力。通过自省,多数学习者能够检查自己解决问题的策略优劣,并在必要时作出调整。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出一个能够“自我立法,自我服从”的道德自律者。

第五步,回到社会。人类进化出道德功能是为了个体和群体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培养品德是为了更好地在社会中生活。因此,道德教育的真正归宿和最大课堂在社会。真正彻底的道德教育系统是教师、社区成员及学生全员参与的协调系统。全体社会成员由此共同成长,共同获益。

综上所述,道德认知神经科学视道德为大脑的功能之一,良好的品德有赖于健全的大脑。安全的依恋关系和民主的学习环境在品德培养中起关键作用。道德不仅需要理性的思辨,更需要健康的情感反应和敏锐的直觉判断。这些都是道德认知神经科学对道德教育的启示。

但是,道德认知神经科学还是很年轻的学科,当前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例如,道德相关神经网络不同脑区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道德的知与行在神经机制上的区别与联系、道德直觉的内隐学习机制、幼年时养育者的行为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个体道德的发展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要防止两种可能的极端倾向。一种是唯物还原论倾向,把人类的心理活动还原为神经元的活动;一种是自然主义谬误,把自然存在的属性等同于伦理上的有价值。首先,我们并不认为道德活动可以还原为神经细胞的活动。人类个体本身就是个复杂的动态系统,生活在更加复杂的社会之中。因此人类的道德活动需要从宏观上整体地考量。其次,我们要明确道德原则的普遍适用性,不认为科学事实就等同于道德原则。最后,我们也不抱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不认为人类适应环境的自然属性就一定是伦理上的“美德”。

总之,道德认知神经科学对道德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实践价值,特别是在当前学校道德教育普遍低效的社会背景下,有望为改进德育工作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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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ications ofMoralCognitive Neuroscience forMoral Education

ZHANGDe-xuana,J IA Ming-longa,DENG Yi-chaob

（a.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b.School of ClinicalMedicine,Hangzhou Nor malUniversity,Hangzhou 310036,China）

O ne of the important goals of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m orality.A lthough m any educators tried to explore w ay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 oral education,the effects were not satisfactory.M or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as a new rising discipline,investigates the neural networks of m oral function and has found out thatm oral em otion and m oral intuition play m ore important roles than traditional view of m orality.A nd a new view of m oral developm ent based on neuroscience is also depicted.Recently,som e educators have been trying to propose new m ethods of m or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se neuroscience findings.This new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m ay provid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m oral education.

m or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m oral related neural ne tw ork;m oral developm ent;m oral education

G410

A

1674-2338（2011）02-0119-05

2010-06-10

张德玄 （1970-）,男,福建漳州人,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脑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贾明龙 （1979-）,男,河南新蔡人,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邓翌超（1973-）,女,江西抚州人,杭州师范大学临床医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精神卫生研究。

沈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