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一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无后”现象的提出及其意义
——新世纪文学中的一种精神隐喻

李 一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作家们在小说中总是倾向以儿子的身份自居而尽可能避免父亲的立场?为什么很少有人像鲁迅那样既能毫不留情的审父又能堂而皇之地为做父亲的辩护?为什么中国当代作家喜欢把政治、道德、性、生命本体的存在及其终极关怀悉数放在父与子的冲突中加以表现?为什么在选择了儿子角色后对自己的儿子很少在意而对自己的父辈总是那么耿耿于怀?文学中父与子的冲突和当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现实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是不是我们的小说家从他们在当代社会和文化发展中所处的位置来说,至今还没有做‘父亲’的资格和愿望,而只能和只想以‘儿子’的身份来‘看’来‘审’来‘杀’来‘告别’来‘玩赏’各种各样的‘父亲 ’?”[1]

以上是郜元宝先生在 20世纪 90年代初就韩少功《爸爸爸》、王蒙《活动变人形》、梁晓声《弃偶》、张炜、苏童和余华的相关作品以及王安忆 1990年的中篇《叔叔的故事》中关于父亲的书写提出的问题。这些发问在今天戏剧性地获得了重要回应。《秦腔》《生死疲劳》《兄弟》《风雅颂》《蛙》等新世纪最有文学影响力的几部重要作品终于在作家叙事中,从对“父”的凝视不得不转向对“子”的关注。然而这种关注被隐含在作家的精神关照之中,并以一种异常突兀的“无后”的尴尬、无奈的现实来表达另一种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现实”的评判以及文学世纪写作精神层面的困惑和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