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一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无后”现象的提出及其意义
——新世纪文学中的一种精神隐喻

李 一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作家们在小说中总是倾向以儿子的身份自居而尽可能避免父亲的立场?为什么很少有人像鲁迅那样既能毫不留情的审父又能堂而皇之地为做父亲的辩护?为什么中国当代作家喜欢把政治、道德、性、生命本体的存在及其终极关怀悉数放在父与子的冲突中加以表现?为什么在选择了儿子角色后对自己的儿子很少在意而对自己的父辈总是那么耿耿于怀?文学中父与子的冲突和当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现实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是不是我们的小说家从他们在当代社会和文化发展中所处的位置来说,至今还没有做‘父亲’的资格和愿望,而只能和只想以‘儿子’的身份来‘看’来‘审’来‘杀’来‘告别’来‘玩赏’各种各样的‘父亲 ’?”[1]

以上是郜元宝先生在 20世纪 90年代初就韩少功《爸爸爸》、王蒙《活动变人形》、梁晓声《弃偶》、张炜、苏童和余华的相关作品以及王安忆 1990年的中篇《叔叔的故事》中关于父亲的书写提出的问题。这些发问在今天戏剧性地获得了重要回应。《秦腔》《生死疲劳》《兄弟》《风雅颂》《蛙》等新世纪最有文学影响力的几部重要作品终于在作家叙事中,从对“父”的凝视不得不转向对“子”的关注。然而这种关注被隐含在作家的精神关照之中,并以一种异常突兀的“无后”的尴尬、无奈的现实来表达另一种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现实”的评判以及文学世纪写作精神层面的困惑和疲惫。事实上,对以上提到的几部新世纪最重要的长篇,笔者阅读很久。在一次次的文本分析之中,一方面是我所不熟悉的那个父辈的时代和父辈的父辈的时代,一方面是我今天正在生活、体验的当下,我既不能在历史诉说中找到合理的逻辑和情感的共鸣,又难以在他们书写的“当下”中破解其情感的密码。更为苦闷的是,关于所谓年轻如 80后的作品,同龄人的阅读同样充满着说不清的隔阂和困惑。

这种阅读的受挫终于因一部长篇而得到的启发。2009年,艾伟发表的长篇小说《风和日丽》,讲述了主人公杨小翼在常年讨伐父亲而后不得不面对父一辈无可挽回的逝去,以及儿子因 80年代末的一场政治逃亡而葬送生命时,父与子——血脉的来处去处被迫切断,以至在新世纪的世界中孤零零地驻足着。这部小说尽管不是一部大器的长篇小说,但中年生命阻隔的时代身世之感,正由它而得以表述。杨小翼生命处境里的寻父、审父,以及他们那一代人在特殊历史片段中的精神弑父冲动,勾连的正是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弑父”情结：如果“五四”新文学所开创的文学精神向度中有“弑父”的情感冲动和行为方式的话,那么,这部作品对长久盘亘于中国现代文学之上的此种精神有了时代的现实回应,对此,我称之为文学的“无后”现象：它在追踪、告慰上一个时代的同时,因个体生命的血缘阻隔而构成对于当下时代的严重隔绝。这种隔绝与其说是物质层面的,不如说是精神层面的。

由此,一种秘密的精神表达可能获得展示,比如贾平凹的《秦腔》。对于贾平凹,是什么得以让《秦腔》展示了他少有的文学想象力,又是什么问题贯穿了他最近 30年的文学创作?我认为答案就在《秦腔》中那个没有肛门的婴儿。还记得20世纪 80年代贾平凹在《浮躁》中给未来留下的是个名叫“鸿鹏”的男孩,其带给小说的时代蓄势待发的恢弘场面在作家日后的创作中一去不复返;而《秦腔》中的怪婴可能就是来自 90年代《废都》的隐喻。在贾平凹絮絮叨叨、模模糊糊的表达中,这个时代是无望的。这种“无望”生出的表达的“恐怖”或可以解释贾平凹为什么会设置“张引生”这么一个叙述者。

再看阎连科的《风雅颂》。小说的发表激起层层浪花,它被指认侮辱了知识分子以及不负责任地影射了某名牌大学。阎连科在《风雅颂》中的表达相比诸如库切或者菲利普·罗斯来说,的确难称其为成熟的学院派小说,但他的不达意让我们看到了主人公杨科破败的生命。这种痛,绝对在你我的阅读中深有体会。所以才有李振声“内心阙如的时代,人,何以自处?”[2]的文学拷问。《风雅颂》与其说是展示作为一名大学《诗经》研究者的精神分裂和现实惨遇,不如说它描述一个人从青春到中年的不断被剥夺。这个人也确是因为有了如此的身份设置,而读来为学人动容、惊慌、愤怒。当杨科重回故乡意欲寻找初恋情人,他寻觅的是已经流逝的青春。他在现实生活中没有酝酿自己的果实即孩子 （与妻子没有生养）,他特别希望精神上能够通过或是《诗经》或是“重返”有所创造,而这个寻找进一步展示的是更大的贫瘠：大地上的女子正在天堂街上走向不洁;①不得不提,单行本有关杨科和妻子相识相恋的删节基本上是失败的。因为在杨科被剥夺的过程中,他的妻子赵茹萍是一个重要的参照角色。对照最初的杂志版本,笔者发现,取消了这部分“前史”的解释,有伤对人物的理解。而当他在初恋情人的女儿小敏身上发现了希望时,疯狂和绝望让他以一次对小敏新婚颠鸾倒凤的阻止行为而象征他对大地繁衍的拒绝。

余华《兄弟》下部的问世在新世纪的文学批评中创造了最紧张的对话。批评的分歧集中在《兄弟》是否真实地表达了当下的时代。作品为人所诟病的李光头之结扎以及处女选美大赛是本文所要谈论的精神隐喻。陈思和先生在《我对〈兄弟〉的解读》[3]一文中指出,李光头身上具有生父血脉遗传中的以偷窥女厕为暗示的欲望遗传,同时在“潜移默化的精神教育下”拥有继父宋平凡身上的那部分“最有魅力的生命密码”,“而李光头的自我结扎,恰恰是对生殖的拒绝,也就是,在他身上,彻底终止了刘山峰的遗传密码”。不妨由此接着讨论李光头结扎的隐喻文化信息：在他终止了刘山峰的遗传密码时,由恶魔和天使两重造就的李光头已然“无后”;另一方面,宋平凡通过血缘遗传下来的宋钢在《兄弟》下部的时代里即“今天”,终因其先天的柔弱不敌恶魔而离开人世。这么看来,在那个《兄弟》上部为我们所批判、疼痛、恐怖的疯狂时代里,至少留下了李光头和宋钢,而到了下部的时代即“今天”,所有的尊严以更为可怕的方式被夺去,即便凝聚着强烈欲望的李光头最终也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和欲望的原始蛮力;而这同样暗示了“无后”的文化隐喻。

莫言在新世纪也有精神上可以比附的书写。《生死疲劳》中地主西门闹历经从人到驴、牛、猪、狗、猴半个世纪的轮回最后以“世纪婴儿”诞生于新世纪。如此轮回转世在毕达哥拉斯那里也有个传说：《名哲言行录》中记录毕达哥拉斯讲述他的灵魂也曾游历轮转于植物、动物以及其他人物的肉体[4],我们可以猜测灵魂游历的经历对最终成就毕达哥拉斯是有作用的,不妨说,灵魂的游历在某种意义上是力量的积蓄。比照的结果是,轮回之于《生死疲劳》中大头婴儿的预示是出生即是死亡。即便在政治上严酷或者经济上饥馑的年代,西门家族都以一副旺硕的生命力在繁衍行进,可是到了新世纪西门闹最终投胎于自己家内时,他以大头怪婴短促的生命呼应着西门家唯一后人的身份,暗示了这个曾经生命力旺盛的家族最终消失。

在上述作品的罗列中可以看到,首先作品都表达了人生中年的萧瑟之感,其次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对女子的不洁有所暗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虚构了某种文化隐喻,再者它们都因写到“新世纪”或者未来,顿生类似“世纪”情结般的叙述疲惫。如此,作品在面对时代情感的精神层面上,无论“有子”或是“无子”,都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着一种精神上无所收留,在当下难以自处,在人生的中年时期喟叹可以预见却恐于想象的“明天”的心理情态,进而形成一种“无后”的精神写作现象。这一书写的背后,正表露出创作者与当下“今天”的某种无法亲近而带来的隔阂。当人生活的时代不再是创作可以依托的背景,而相反成为对于创作的质疑时,书写就需要从历史的价值判断维度获得讲述理应具有的价值支撑。由此,是否可以说,在具体的故事层面之后,隐藏着作家们精神上的某种价值判断?而仅就这些作品合力呈现出的所谓“无后”现象,它是否表达了现代文学某种传统的受阻?或者是否可以说,作家们在纷纷以不同的故事来预示某种“终结”?在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时,也许,我们需要分析这种现象出现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追溯这种情感作为某种转折时的历史节点。

[1]郜元宝.告别丑陋的父亲们[C]//拯救大地.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2]李振声.内心阙如的时代,人,何以自处?——阎连科《风雅颂》略谈[J].当代作家评论,2009,（1）.

[3]陈思和.我对《兄弟》的解读[J].文艺争鸣,2007,（2）.

[4]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 （下）[M].马永翔,赵玉兰,祝和军,张志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2011-02-10

复旦大学重点学科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的研究成果之一。

李一 （1984—）,女,山西宁武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