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东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新世纪文学的几个问题

王光东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新世纪文学有哪些特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理解这些问题自然需要将新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文学的整体状况联系起来考察,本文不拟全面展开讨论,只是简单就相关的几个问题作一说明。

首先,新世纪的文学与上世纪的文学相比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对于今天的文学而言,文学的内涵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譬如新世纪的乡土文学就不能用以往乡土文学的概念进行概括说明。周作人强调乡土文学的“地方性和个性”,鲁迅把“侨寓”和“乡愁”作为乡土文学的特征,茅盾认为在“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之外还应该有“普遍性的、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这些经典作家对于“乡土文学”特点的概括,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乡村”和“城市”虽然有联系,但却是有着不同文化内质的区域,作家笔下所描写的“乡土世界”的人都是生活于“乡村”的人。但是在今天的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自足性已被打破。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农村人进城”成为今天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大量的“乡下人”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流动,必然对乡土文化的形态产生巨大冲击,乡村的生活方式、行为逻辑、伦理法则都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在中国百年的历史中,从未像今天这样剧烈。那么,应该怎样理解今天的“乡土”呢?正如贾平凹在《秦腔》的后记中所说：“农村、农民、土地培养了我们一切,农民是善良和勤劳的,但农村一直是最落后的地方。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吃饭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国家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那农村、农民又该怎么办呢?在没有矿石、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极度地发挥了潜力以后,面对着粮食产量不再提高,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耗费迅速上涨的社会问题,农民再也守不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的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的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面对着这样的社会现实基础上产生的新世纪乡土文学,在以往的文学观念不能说明这种现象的前提下,如何在城市与乡村的联系中有效地把握和概括这种新的文学审美形态呢?显然,城乡流动和乡土文化的碎片化等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其次,思考今天的文学已很难把城市和乡村分开讨论,城乡之间的流动和现代化进程使作家的主体情感产生了深刻的内部矛盾并体现在许多不同类型的作品中。这种矛盾表现在：一方面对正在变动的世界中已有文化形态的消失有着深深的眷恋、悲悯、忧伤,另一方面又意识到了这种变动的不可抗拒性,有着痛苦的惶惑和无奈。作家主体情感的这种内部矛盾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从未体现得这样强烈,这种矛盾不仅折射着时代的现实性内容,而且也意味着文学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孙慧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两个进城的民工把自己的女人留在了乡土世界里,但这两个女人也曾有过进城的理想和浪漫,这两个女人的命运深刻地表现出乡土世界已有的生活秩序被打乱后,作家对乡土伦理逻辑的眷恋和无法抗拒这种变化的忧伤。这种内在的情感矛盾在贾平凹的《秦腔》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秦腔》中的清风街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是让人忧心的巨变,“不想让他走的一点点走了,不想让他来的一点点来了,走了的还不仅仅是朴素的信义、道德、风俗、人情,更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和内在的精神;来了的也不仅仅是腐败、农贸市场、酒店、卡拉 OK、小姐、土地抛荒、农民闹事,来了的更是某种面目不清的未来和对未来把握不住的巨大的惶恐”。[1]于是小说中清风街的秩序变得喧嚣、忙乱、破碎。贾平凹写的是风俗、是文化,是种种人,是历史、是现实又是背景,就在这样的地方,夏天义、夏天智、白雪、屈明泉等等人物,一起演绎着当代生活的历史。作家主体情态的这种矛盾在一些以城市为背景的作品中也体现出来,像王安忆的《富萍》等。这种矛盾并不仅仅是一种写作的矛盾,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何说明这种矛盾形成的深刻现实、文化、历史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文学的一个常识性问题——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如何重新建立文学与现实之间有意义的关系是我们今天应该思考的。

第三,文学语言的地方韵味问题。新世纪以来的作家所面对的历史文化环境、叙述情感、想象动力以及理解社会生活的视角都与 20世纪文学发生了某些变化,出现了新的特点。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则各自有着浓重的“地方韵味”,这种韵味并不来自于在作品里出现了多少“方言”,而是浸透于字里行间的人情风俗韵致。这种“地方韵味”是文学审美的重要因素。早在五四时期,刘半农就认为方言是文学最美的语言。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一文中也特别重视文艺的“地方性”特征。而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新世纪以来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却出现了“地方语言韵味”弱化的现象。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受活》《泥鳅》《秦腔》《刺猬歌》《蛇为什么会飞》等优秀的长篇小说仍然保持了“地方语言韵味”,而中短篇小说为什么会出现“地方语言韵味”弱化的现象?思考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1、新世纪以来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作者主要是新近十几年成长起来的作家,优秀长篇小说作者则大部分是 20世纪 80年代出现的作家,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使他们对“语言地方韵味”有不同的文学认知态度;2、新世纪以来城乡之间流动加快,人们为了交际的方便,大都采用普通话。近十几年成长起来的作家在这种流动过程中,是否也大量地运用“普通话”而淡忘了自己“原乡语言”的韵味?对文学创作来说这未必是一件幸事。因为文学的语言是以个性的表述为其审美前提的。

最后,在思考新世纪文学时还有一个相关的重要问题是,我们应有“大文学的观念”。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通俗读物与所谓“纯文学”纠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新世纪文学的景观,我们在思考文学的意义时,不能仅仅关注纯文学作品,还应关注其他形态的文学性作品,在这里“文学性”是衡量作品的根本。不同形态的、具有文学性的作品都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只有如此才能从整体上把握新世纪的文学。

如上提出但没有展开分析的问题,只是个人的初步想法。然而由此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在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历史进程中,已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美学倾向。

[1]刘志荣.缓慢的流水与惶恐的挽歌[J].文学评论,2006,（2）.

2011-02-10

上海市重点学科 （第 3期）“中国现当代文学”（S30101）的研究成果之一。

王光东 （1961-）,男,山东临朐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