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肖璇

(安徽大学中文系,安徽合肥 230039)

生态主题与诗意书写
——试论杜光辉长篇小说《可可西里狼》

李肖璇

(安徽大学中文系,安徽合肥 230039)

分析了杜光辉的长篇小说《可可西里狼》所突出的生态批判色彩与人道主义温情主题。认为作品:一方面通过形象塑造,揭示出人类中心主义、欲望享乐原则和无限增长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才是威胁生态的真正“恶狼”;另一方面塑造一批“生态卫士”的理想形象,描绘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美好图景,并指出其作品以此呼喊生态意识的回归,重建人文精神;同时,作为优秀的生态文本它没有成为生态话语简单的传声筒,而是以一种审美诗意的方式与生态对话。

《可可西里狼》;生态批评;人道主义;杜光辉

长篇小说《可可西里狼》是杜光辉先生近期的一部力作,其主题意蕴表现为突出的生态批判色彩以及人道主义的脉脉温情。作品着力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欲望扩张以及非生态的现代化理念和实践模式给自然界带来的灾难,同时指出这种生态破坏过程也进一步加深了人类自身的精神危机,颂扬并企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生态图景。作为生态文本,《可可西里狼》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以一种审美诗意的方式与生态对话,使“它的生态叙事既是生态的,更是审美的,具备了文学作为人学应有的情感和美感、温暖和魅力”[1]。

一、对于“狼性”转向的拷问与思索

作品通过形象塑造和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揭示了:以工业科技文明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欲望享乐原则和无限增长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才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在作品中王勇刚被作为狭隘而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言人,其性格发展过程就是人类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精神异化、心态失衡的嬗变过程,此形象中凝聚了人性善恶的强烈冲突。王勇刚起初对自然界的冷漠与敌视是由于缺乏一种健康的生态理念,他将自然完全当做“为我所用”的工具,没有意识到它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当兵营缺乏食物时他毫不犹豫地猎杀了黄羊“柯秋莎”和野牦牛“雪牛”。尔后在战友的感召下王勇刚的态度一度发生过转变,他不顾生死地保护遭遇狼群袭击的黄羊,禁令偷猎并倡导对可可西里进行有序开采。但哈老板的出现与广州之行打开了王勇刚贪欲的阀门:为了昂贵的羚羊皮,在当年狼吃羊的同一个河滩,王勇刚组织民兵团疯狂猎杀羚羊。至此,他完全丧失“人性”,由护羊者变为杀羊者,由人变为狼,甚至比狼更加残忍。因为狼对羊的猎杀是出于生存的本能,是食物链中无法回避的一个环节,而王勇刚的此举全由私利驱使,是人类运用现代化武器进行的更为灭绝性的杀戮。如果说当初猎杀“柯秋莎”是因生存的需要尚可原谅,但此时的屠杀则是罪恶的物欲行为而不可饶恕,“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高于生物和自然界的利益,但是生物和自然界的生存高于人类的非基本需要(即过分享受和奢侈的需要)”[2]。

不健全的社会经济发展机制对于生态毁坏、精神枯萎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因为王勇刚每年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效益,并且“舍得在领导身上花钱”,“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有他的保护网”,才使得他在可可西里的狂滥开采和捕猎得以继续,也使石技术员无法撼动这个以政府为后盾的生态毁灭力量。因此,可以说政治社会的种种弊端、现代货币制度的蔓延也是吞噬可可西里的“狼”。

可以说狼不过是对于自然界中弱小动物而言的敌对,它们不会对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造成任何威胁,但人类带着血淋淋的欲望和高科技武器的介入,却具有摧毁可可西里的真正力量,精神异化的人类和物欲横流的商品社会成为毁灭可可西里的真正的“恶狼”。“原来碧绿的草滩被挖得千疮百孔、坑坑洼洼。原本平整的河道被沙子东一堆西一堆地阻断;还有一个个动物成了民工的充饥食物,在采金点附近基本上见不到一只动物”,事实上人类毁坏的不仅是碧草蓝天、飞禽走兽,更是原本纯净、可贵的赤子之心,陷入困境的不只是自然环境,还包括精神世界和人文社会。西方当代思想家欧文·拉兹洛对人类生态困境的认识很具有启发意义,他认为生存的极限不在于地球的自然生态环境,而在于人的内心,在于人类对于自己生活态度、生存方式的选择。

显然,《可可西里狼》中“狼性”书写的重点并非指向自然界中的狼,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义。人类、人类社会不应当成为自然生态的敌对力量,因为人作为地球的一员不过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链环,人与蓝天、白云、山川、河流……在存在意义上是平等的、息息相关的,如果有所不同,也只是因为人是自然万物中的一个思考者、发现者、协调者、创造者,因此人的责任更为重大,人将通过自身的改进与调节,努力改善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从而创造出一个更美好、更和谐、更加富有诗意的世界。”[3]24

二、理想之境的建构与失落

《可可西里狼》生态主题,一方面通过揭露生态破坏、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而进行,另一方面则塑造一批精神高尚、人格健全的人物形象作为新的生态价值楷模,描绘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美好图景来营构理想生态乐土,希望以此指引生态意识的回归,呼唤人类迷途的心灵,重建衰败的人文精神。

首先,有关人与自然和谐生态图景的建构,寄托着作者“万物有灵”“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等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作品中所设置的故事背景——可可西里无人区,它淳朴、荒蛮、有机、统一,类似于人类混沌又纯美的生存“原点”。在那里野生动物聚集在人类营房周围悠闲地散步、觅食,战友们则给它们喂食、唱歌、吹口琴,这一切都闪烁着天、地、人浑然和谐的盎然诗意。但作者对原始化、理想化的栖居地的眷念并不是倡导退回“原点”,而是提倡“端正人的生存态度,发掘人的生存智慧,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纠正人在天地间被错置的位置”[3]37,是要“参照原点为现代重新提供一个行走的基础,借着这个基础,我们能在技术世界内而又不受它损害地存在着。”[3]37但事实上人类并没有把握好探寻的尺度,“本来圣洁得没有一点杂质的雪原,由于我们的到来,留下了大便、小便、固体燃料和木材燃烧后的灰烬……”“植被层被大量破坏,草地减少,野生动物不被猎杀也要被饿死。绿地被沙漠化,又使青藏高原的气候反常,干旱、暴风雪、沙尘暴屡屡发生”,以及野牦牛集体自杀式的复仇等情节,分明在昭示着人与自然曾经拥有的伊甸乐园的轰然倒塌。理想之境被毁前后的巨大落差激荡出强大的悲剧情感,它不断敲打、控诉着人们检讨自己犯下的滔滔罪行,鞭策着人们对未来生态之路的思考。

再次,作品塑造一系列“生态卫士”的理想形象,他们以有差异但并不抵触的自然观念,实现生态主题的多声部对话和深度阐释,也为读者树立起生态道德的楷模。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需要调动政治、科技等多方位因素的调配寻求解决之路,但更为根源性的因素应该是净化人心,实现人类灵魂深处的内在规约,就像杜光辉自己所说:“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已经达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用新的认知论来约束人类自身的欲望,约束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和破坏,使人类和大自然和谐共存,现有的认知论显然无法达到这个目的。”[4]《可可西里狼》也同样重视人的精神机制在拯救生态、重建纯净人文精神方面的巨大作用。藏民仁丹才旺所代表的是一种“敬畏自然”的生态观点,他对自然的认识源于混沌而单纯的宗教情结,是发自内心的自律和美善;石技术员代表较为理性的生态认知,在不否定人类利益的同时突出人与自然的相关性,从科学的角度主张尊重自然本身及其价值规律;李石柱是作品中最具高尚情操的典范,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敬仰完全是善良本性的流露,其“满腔子恻隐之思”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参赞化育”终极之思的显现。这些形象代表着正面积极的生态伦理道德理想,但他们在生态斗争中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样的设置一方面启示着我们生态环保事业的艰巨性,另一方面,作品以“可可西里是以李石柱的牺牲为转折点,不会再走向毁灭”告诉我们精神改良的潜在而巨大的威力。

通过对作品的剖析可以看到“那种实用主义、物质主义、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才是制造现代生态灾难的罪魁祸首”,要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地,必须改变唯经济发展之先的观念所产生的认识错位,“只有‘精神性’的价值观念在民众中牢固确立,人类对地球的掠夺性开发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缓解”[3]19。

三、诗意维度中的书写与探求

《可可西里狼》作为一个优秀的生态文本源于它没有成为生态话语简单的传声筒,而是将自我对生态的感悟巧妙地隐藏于精彩的叙事、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以及饱蘸温情的人道主义关怀中,使读者流连于作品之时自然地进入有关生态的思考,可以说这是一部在诗意维度中揭示生态问题的文学作品。

作品的题材本身就具有一种故事情节的吸引力以及天然的生态所指性,作家以高超的艺术转换能力将这两种力量交融在一起,使文本兼具生态意识与艺术审美的双重价值。作品讲述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一支解放军测绘队挺进可可西里无人区,在那个圣洁又危险的地方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作品的上半部描绘了“我们”在刚进入无人区时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苦乐交织的经历,叙事节奏轻快、舒缓,有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抒情之美;下半部主要展示对可可西里的毁坏,叙事进程较为紧张,格调变得粗烈刚劲,批判的锋芒更为尖锐和深刻。

《可可西里狼》的精彩不仅在于它生动的故事讲述,还在于它以人道主义关怀去观照人与自然的一切生命形式,为作品平添一层温情色彩,从而更具感人魅力。正如评论家雷达所言:“在我看来,不论杜光辉写什么,都渗透着辛酸而温暖的人文关怀,闪现着朴厚的人性光辉。”[5]作品中存在正反两派人物阵营,但是作者没有将这两派人物脸谱化、绝对化,而是揭示出了他们人性的两面性和复杂性。比如说李勇刚这个形象有着凶残、冷酷的“狼性”特征,但另一方面又有着重情重义、足智多谋、勇敢无畏的品格。他的堕落令人唾弃也同样令人同情,广州之行的诱惑不仅在于它的纸醉金迷还在于它带给人的尊严感,因此他日后种种变态之举的背后总给人苦涩之味。王勇刚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生态危机背后更加可怕的是社会危机和人类的精神危机。作品中人道主义精神的突出表现还是作者对动物、自然所怀有的那份怜悯、珍爱,以及那充盈着仁厚博爱、清净澄明精神的生态整体主义感知,这一点上文已作论述,故这里不再赘言。

对可可西里自然景观的描绘也是增加作品美感和艺术感染力的重要因素。作品中有这样一段精彩描写:“哦!可可西里的冬季真美。极目望去,四周的山全是银装素裹,没有一丝一毫的杂色。在东方的山巅上托起了以小溜血样的太阳,在血色的世界里分外娇艳。太阳一丝一丝地扩大,一小溜,一小半,一半,一大半,终于一个浑圆巨大的火球挣扎出雪山的搂抱,升腾至雪山之巅,可可西里就充满了太阳的光辉。”这类文字作为一种绿色情感纽带引导读者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自然也会带来陶冶心灵的阅读乐趣。

另外,对于非情节性生态知识的表述不是作者站出来直接发表,而是巧妙地放在情节对话中。比如说自然界中的食物链关系,青藏高原雪线的形成,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等科普知识都是通过石技术员与战友的对话道出的。这样的处理既突出了作品作为一个生态文学读本应有的生态信息功能,又使其探寻的脚步规范在文学特有的审美范畴之中。

《可可西里狼》以作者在神秘而危机四伏的可可西里的奇异人生履历为蓝本,阐发了作者关于生态和人性的深刻思索和理解,呼吁人们重建一种以生态整体利益为宗旨的绿色的新型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强调人类精神生态净化的重要性以及健康社会机制重建的重要性,提倡精神生态、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良性互动。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成功之作。

[1]吴秀民.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文学[J].理论与创作, 2006(1):6.

[2]余谋昌.走出人类中心主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 (7):13.

[3]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杜光辉.认知、生态与作家[N].中国环境报,2009-03-12(4).

[5]雷达.生态作家杜光辉 关注可可西里[N].人民日报, 2010-03-30(读书版).

Ecological Theme and Poetic Writing——On Du Guanghui’sThe Hoh Xil Wolf

L I Xiaoxuan
(Chinese Faculty,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The theme of Du Guanghui’s novel—The Hoh Xil Wolf—reflects the prominent ecological criticism andhumanitarianwarmth.Throughtheimage-building,thisworkrevealsthat,the anthropocentrism,the pleasure principle and unlimited growth ofthe modern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real“wolves”which threaten the environment.A group of ideal images,“eco-guards”,are created,and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animal is described,hoping to call for the return of ecological awareness and rebuild the human spirit.As a good ecological text,it is poetic.

The Hoh Xil Wolf;ecological criticism;humanitarianism;Du Guanghui

I 207.4

A

1008-9225(2011)06-0078-04

2011-04-07

李肖璇(1987-),女,安徽萧县人,安徽大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田懋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