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立红,谢军林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114)

阐释学视阈下的林语堂《论语》英译分析

边立红,谢军林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114)

分析了林语堂在《论语》翻译过程中努力实现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三者之间的“视域”融合,将古代经典介绍给西方读者。指出:翻译活动中译者处于积极的主体地位,在注重原著作者的同时也应关照读者,以达到预期的翻译目的。

阐释学;前理解;视域融合;《论语》;林语堂

阐释学(Hermeneutics)是一门关于理解、解释和应用的方法论学说,其基本意思是“通过说话来达意”。阐释学进入我国翻译视野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7年袁锦翔首次将翻译与阐释这一概念直接联系起来,同年杨武能提出阐释循环理论,以及陈建中对“翻译即阐释”的论证等诸多论文都从不同角度阐明:翻译即阐释。根据阐释学,翻译是一种阐释活动,译者的文化观、教育背景及成长经历等构成了他的“前理解”。译者的“前理解”会直接影响其翻译动机和对译文的选择。我国现代著名翻译家林语堂,自幼受西方文化影响,其海外留学经历使他形成了“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化态度。基于这种中西文化融合的观念,林氏选择翻译《论语》这部儒家经典,目的是向西方人传播东方文化。因而,林译《论语》的过程亦是译者通过前理解寻求中西读者视域融合的过程。本文以阐释学理论为基础,分析林语堂作为译者的“前理解”及其《论语》英译过程中的“视域融合”,进而指出:翻译是译者对原著能动地积极地阐释,翻译过程是译者将本国文化和异国文化连接起来以达到视域的融合,从而实现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

一、阐释学与翻译

1.翻译是对原著的创造性阐释

根据阐释学理论,翻译首先意味着解释,是译者对原著进行创造性阐释的过程。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说过:“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词所进行的解释过程。”[1]490关于翻译活动的性质,过去人们常常简单地将翻译的模式归结为:原著→译者→译本。当今翻译界认为这种归结其实是不全面的,因为它忽视了原著的作者。杨武能先生认为,全面而如实地反映翻译的全过程应该是这样一种图式:作家—原著—翻译家—译本—读者。从这一图式可以清晰地看出,在这整个的创造性活动中,翻译家无疑处于中心的枢纽地位,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2]。

2.翻译是译者对其“前理解”的阐释

“前理解”是阐释学的重要概念,海德格尔认为,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解释者在开始解释之前就已拥有“前理解”,解释总是在前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3]。翻译作为一种阐释活动,同样受制于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的“前理解”。翻译过程中,译者自身的处境、文化结构、教育背景以及性格修养等一起构成了译者意识中的“前理解”,这使译者在对原著的阐释过程中或多或少融入了个人的理解;同时,译者作为阐释活动的主体,需考虑到读者文化的差异性,读者能不能很好地实现对作品的阐释、接受和再创造,同样需要考虑“前理解”问题。

3.翻译是一种视域融合过程

翻译也是译者与原著作者及目的语读者视域融合的过程。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前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视域融合”的观点。他指出: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理解者和解释者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它与其他视域相交融,从而达到视域的融合[1]388。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两次“视域融合”。第一次是译者视域与源语文本视域的融合,第二次则是目的语语言文化视域与译者新视域的融合[4]。因而,目的语文本的产生不是由源语文本视域单独决定的,而是由源语文本视域、译者视域和目的语文化视域共同决定的[5]。

二、阐释学视阈下的林语堂《论语》英译

1.林语堂《论语》英译的“前理解”

《论语》是我国儒家文化的经典著作,林语堂选择翻译《论语》是与其“前理解”密切相关的。一方面,在他所处的时代,西方人用偏激和歧视的视角来审观中国及中国文化,林语堂决心通过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译作去改变偏见,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国家。另一方面,林语堂自幼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加上多年的海外留学生涯使他熟知西方语言文化。而林氏从小苦读孔孟等圣贤经典,他认为东方中庸和谐的处世方法正是对症西方强势文化的“良药”。此外,林氏选择翻译《论语》也是深受其精神导师辜鸿铭的影响。赴德期间,林氏深感辜鸿铭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和文化声誉。辜鸿铭曾先后翻译了《论语》《中庸》《大学》,林氏称赞“他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作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6]因而,林氏选择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经典的独特取向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他贯通中西的文化态度不仅影响他对拟译文本的选择,同时也影响了他对各种翻译策略的应用。《论语》是儒家经典的权威毋庸置疑,但在林氏眼里“《论语》本文是属于零星断片而飞跳飘忽的风格”[7],因此,林译《论语》采取了编绎的翻译策略对《论语》进行了重新编排,并适当增加文内加注。另外,在语言上他采用归化策略,以避免西方读者对儒家文化感到陌生,从而使其更好地接受文本。由此可见,林语堂选择翻译《论语》是深受其“前理解”影响的,这种“前理解”又必然会在翻译过程中反映到译本的处理上来。

2.《论语》英译过程中的“视域融合”

(1)《论语》结构编排重整后的“视域融合”。《论语》是孔子弟子根据其言谈编辑而成的语录体文集。编排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很多语句情境不详,内容不够整一系统。《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弟子向其发问都简单得只有一个字,如某某问“政”,某某问“仁”,某某问“礼”,而孔子对同一问题的问答又是各式各样的。林语堂深知西方的传统一向重形合、重逻辑,然而西方文明缺少中国古典的人文情怀。为了便于西方读者的理解阅读,林语堂对《论语》中的20篇和512条语录从结构上进行重新编排和整理,择其精要,选录了其中特别能表现孔子幽默、大度、富于智慧的203条,融会贯通后再分类重新组合排序。译本按思想性质分为10节:1.Description of Confucius by Himself and others(夫子自述·旁人描写);2.The Emotional and Artistic Life of Confucius(孔子的感情与艺术生活);3.The Conversational Style(谈话风格);4.The Johnsonian Touch(霸气);5.Wit and Wisdom(急智与智慧);6.Humanism and True Manhood(人道精神与仁);7.The Superior Man and The Inferior Man(以人度人);8.The Mean as the Ideal Character and Types of Persons that Confucius Hated(中庸为理想夫子之所厌恶);9.Government(论为政);10.On Education, Ritual and Poetry(论教育、礼与诗)。这是林氏译本竭力塑造一个摒弃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教条主义桎梏的新孔子。在此意义上,林语堂译作真正实现了原著、译者与读者视域的融合,获得了目的语读者的共鸣。

(2)林译《论语》在中西语言文化方面的“视域融合”。林语堂早年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哈佛大学,具有深厚的英文功底,而且深切了解西方人的语言表达及阅读审美习惯。为使西方读者能更好地接受译本,林语堂在翻译《论语》的过程中使用浅显而通俗化的语言,并从文化层面为译本读者扫清障碍。他大量运用文化类比方法,如第四篇的篇名:The JohnsonianTouch. Johnsonian本指个性鲜明、霸气十足的16世纪英国著名的诗人、剧作家、评论家本·约翰森(Ben Johnson)的风格,林语堂在此把孔子与西方人熟知的人物作了类比,西方读者因此能更好地理解文意内涵。总的来说,林氏在对译本的阐释过程中与源语作者产生共鸣。如:

例1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林译:Confucius said,“The young people should be good sons at home,polite and respectful in society;they should be careful in their conduct and faithful,lovethepeople,andassociate themselves with the kind people.If after learning all this,they still have energy left,let them read books.”[8]157

例句是孔子教其弟子为人的准则,表达了儒家传统中君子道德的形成是从家庭伦理到社会伦理的渐进过程。其意思是说:“学生,在家里孝顺父母,在外要敬爱兄长,做事谨慎而诚实,博爱众人,而亲近仁德的人,躬行实践之后有剩余的力量,再去学习《诗》《书》等经典。”林氏对此文的翻译是从孔子所处时代的道德伦理关键词“孝”“悌”“信”着手,按照西方读者的语言文化习惯,没有采用晦涩繁琐的词句来阐述句子的内含,而是用浅显通俗的英文顺畅地表达了句子本意。而且本着对西方读者负责的态度,在语言层面上降低了阅读难度。这是林氏与原著作者的共鸣,是译者视域与源语文本视域的融合。

(3)林氏翻译策略与目的语读者的“视域融合”。林语堂的翻译标准可以概括为:忠实、通顺、美。在忠实问题上,他提出了“字译”和“句译”两个层次,认为“字译是以字解字及以字译字的方法”,“句译家对于字义是当活的看,是认一句为结构有组织的东西,是有集中的句义为全句的命脉;一句中的字义是互相连贯互相结合而成一新的‘总意义’。”[9]421-422为使译文免于生硬奇特而词不达意,应该提倡句译,反对字译。林语堂对通顺极为看重,认为译者在对原作者负责的基础上应注意对本国读者负责,而“一百分的忠实,只是一种梦想。翻译者能达七八成或八九成之忠实,已为人事上可能之极端。”[9]426林氏的这种翻译观决定了他在翻译《论语》时采取易于读者理解的归化策略,即译本符合英语语言的文化价值观,把原著带进了译入语文化。同时,为了降低阅读难度使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林氏译作中增加的注释和评论比比皆是。以上翻译策略在译作过程中的运用有利于林氏作为译者与西方读者达到视域融合。

从《论语》译文中可以看到,林语堂按照西方思维直接把“子曰”译为“Confucius said”。西方人在称呼人时一般直呼其名而不加职称、身份等词,而中国人为表达尊敬之情常将孔子称作“圣人”。又如,《论语》中对“君子”的评判标准依据的是儒家的行为准则,与西方文化中的“gentleman”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林语堂译本中多次用“gentleman”去翻译“君子”,这正是林氏归化翻译策略的运用,使译文符合译入语文化特征,让西方读者更能直接形象地理解原著意思,从而达到译者视域与读者视域的融合。诸如此类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词在林氏译文中都转换成了西方人视域下易被接受的词语。句子的翻译亦是如此,如下两例:

例2 子曰:“巧言令色,鲜以仁。”

林译:Confucius said,“I hate the garrulous people.”[8]152

例3 子曰:“君子不器”。

林译:Confucius said,“The superior man is not one who is good for only one particular kind of position.”[8]147

例2中,林语堂没有直接按照原文字字对译,也没有把“多嘴之人”纳入“仁”的范畴来衡量,而是想象孔子表达自己对“巧言令色”之人的厌恶,将原文简洁而通顺地转化为“我恨多嘴之人”。例3中,“器”即生活当中的器具,其特征是有较为固定的用途,有一定容量和一定性质。如果按原文意思直译过来,句子的真正含义便得不到很好地诠释。为了使西方读者容易理解,林语堂用一个符合读者视域的现代词语将“器”从隐喻中解放出来,即“某一特殊职位”。在此,林氏作为译者很好地阐释原著的文化内涵,与原著文本达到视域融合。同时林氏运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将中国古典文化转为西方现代文化,语言通俗易懂,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是译者与读者视域的融合。此外,林语堂在翻译时加入了自己对原著的理解,他的译文中多处可见增加的注释和评论,本文对此不作详细分析。

综上所述,译者,作为原文以及原作者的阐释者和解读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主体,他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在多个层面上决定着译文的最终面貌[10]。译者的“前理解”是其进行阐释活动的基础,而作者、译者与读者视域的融合最终形成具有创造性的译本。

三、结 语

林语堂英译《论语》的过程是一次以译者为中心的阐释过程,而他的“前理解”是他阐释活动的基础。在翻译过程中,理解的主题和对象由于处在不同历史境况中而拥有各自不同的“视域”,虽然译者应努力接近原作者的初始视域去领悟作者本意,但这只是视域融合的表面要求。而实际上,译者总是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熟悉的世界带进原文这个陌生世界。因而,翻译不是对文本的简单复制,而是一个创新过程,这个过程首先包含作者的初视域与译者的现视域相互融合达到的一个新的视域。可见,理解的形成、意义的发生就是文本“视域”与读者“视域”融合的产物。而作为特殊读者的译者,他的译文正是这种“融合”的产物[11]。而考虑到读者是否能很好地实现对作品的阐释、接受和再创造,译者还必须对读者的“前理解”负责,因而译者最终的作品是在第一次视域融合的基础上与读者视域产生第二次视域融合的再创作。林氏正是靠着这种能动的阐释较好地实现了翻译的文化交际过程,进而提高了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

[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2]杨武能.阐释、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文学翻译断想[J].中国翻译,1987(6):3-6.

[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76.

[4]朱健平.翻译即解释:对翻译的重新界定:哲学诠释学的翻译观[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3):69-74.

[5]张云,曾凡桂.翻译研究的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视角:《翻译:跨文化解释》评介[J].外国语,2009(1):88-90.

[6]林语堂.林语堂自传[M]∥林语堂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68.

[7]林语堂.孔子的智慧[M].黄嘉德,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4.

[8]LinYutang.The Wisdom of Confucius[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asearch Rress,2009.

[9]林语堂.论翻译[M]∥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0]翟玉柱,刘飞.林语堂的理解“先结构”及其翻译实践[J].文史博览:理论,2007(11):25-26,54.

On Lin Yutang’s Translation ofThe Wisdom of Confuciusfrom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BIAN Lihong,XIE Junl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Technology,Changsha 410114,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version ofThe Wisdom of Conf uciusby Lin Yutang is carried out as to show Lin’s success in realization of“fusions of horizons”between the writer,the translator and the reader to introduce the Chinese classics to western readers.It can be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he subject of translator is in a positive position.H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horizon of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the translation reader so as to achieve the expected purpose of translation.

hermeneutics;pre-understanding;fusion of horizons;The Wisdom of Conf ucius;Lin Yutang

H 315.9

A

1008-9225(2011)06-0051-04

2011-04-20

边立红(1966-),女,河南孟县人,长沙理工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李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