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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2.苏州大学 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历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目前，国内外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本次危机的根源是金融创新过度而监管不足，即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和金融部门的创新活动不匹配。在中国金融业面临全面开放创新的背景下，如何通过科学地设计监管制度来促进金融创新的发展，是我国当前金融改革实践中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为中国的金融创新和银行监管提供理论指引。

一、相关文献回顾

在现代金融理论中，很多文献都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进行了讨论。Silber（1983）［1］提出的“约束诱导型”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目的是放松施加于金融组织的约束。其中政府管制是主要的约束，当外部约束的影子价格达到一定水平时，就会爆发一轮降低约束成本的金融创新。Holland（1975）将金融创新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规避管制的创新，另一类是与管制无关的先验性创新，而Goldfeld（1975）［2］则证明，即使先验性创新也与金融监管有关，创新一定是与管制博弈的结果。Kane（1978，1984）［3-4］提出了监管的辩证法，建立了一个“斗争模型”（struggle model）来描述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两者之间永不停息的斗争，并将创新视为是这种斗争的自然结果。Miller（1986）［5］指出，金融创新是由于监管上的障碍而引发的。

以上学者关于创新与监管关系的一种基本假定是：“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