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2011-08-15张作云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6期

关键词：矛盾规律危机

张作云

(淮北师范大学当代经济研究所，安徽淮北 235000)

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张作云

(淮北师范大学当代经济研究所，安徽淮北 235000)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否定未来社会发生过剩危机的可能性，但对未来社会是否会发生其他性质的例如“短缺性”危机，却始终未有论及。列宁依据十月革命胜利后最初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坦率地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发生了危机。斯大林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工作中的“失算”，要求领导经济工作的部门要谨慎小心，有远见，减少失算，要学习建设，懂得积累后备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无论前苏联还是我国，都曾发生过“短缺性”危机。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问题，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应对，力戒主观性和片面性。

社会主义经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可能性和现实性;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一、问题的提起

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样提出问题，似乎有点耸人听闻，或者使人不可思议。这是因为，翻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找不到社会主义经济会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据。同时，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地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不会也不可能发生危机。上世纪70年代末期，胡乔木同志依据前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谈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的问题时，[1]就有同志表示不可理解。[2]及至进入21世纪，到了2008年，源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后果时，理论界乃至一些政界人士仍只谈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巨大冲击，而对我国卷入这场危机的实际避而不谈，或态度暧昧。

联系当今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随着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回顾与反思，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存在危机的可能性，已成为一个既具理论性又具现实针对性的重要问题。故而，本文拟遵循马克思《资本论》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先撇开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依据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建立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即“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对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进行分析。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则另行文探讨，以求真理。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及社会主义建设实际

在谈及未来社会的生产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不存在发生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痛斥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对巴黎公社的攻击和诬蔑时指出:“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那就可以“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3]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在未来社会，“由于社会将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往工具的支配权，也将剥夺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支配这一切东西，所以同现在实行的工业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灭。经济危机将终止，扩大的生产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引起生产过剩，并是产生贫困的极其重要的原因;但是到那时候，这种生产就会显得十分不够，并一定要大大扩大，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余额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4]在《杜林论》中，他更进一步指出:“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达到顶点。”[5]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未来社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但细谈他们对未来社会生产的有关论述，又不难发现，他们否定的是未来社会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对未来社会是否会发生其他性质的例如生产短缺的危机，却始终未有涉及。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依据十月革命胜利后最初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的报告中坦率地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发生了短缺性危机，他把这种危机称作“严重的失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并且，他还指出了发生这种危机的原因:“企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6]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中谈到决定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工作的几个一般原理时，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发生短缺性危机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他说:“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严重停滞”，“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束，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他要求，领导经济工作的部门“应当特别谨慎小心，应当有远见”，减少“失算”，“要学习建设”，“应该懂得必须积累后备的思想”[7]。

列宁、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有可能发生危机的论述不是杞人忧天，前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经济时期，都曾发生过短缺性危机。列宁所说的1921年春天的危机实际上是1918－1920年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发生的危机。由于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外国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叛乱，再加上当时对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条件与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的经济条件的差别估计不足，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不适当的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政策，结果到1920年底，苏维埃俄国原有的大工业垮掉了95%，农业生产也遭到了极大破坏，粮食极度短缺，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局面。[8]294另一次危机大体发生在1929－1935年间，当时的苏联，正处于农业集体化过程之中。由于农业集体化一度侵犯中农的利益，违背自愿原则，同时，国家规定的集体农庄的义务交售量过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过低，结果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大幅减产，农产品严重短缺，1934年与1928年相比，牛的饲养头数减少了49．9%，生猪减少了58．5%，羊减少了68．2%。农业的减产不仅影响了轻工业和人民生活，而且也对重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再次陷入困境。[8]295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曾发生过危机。一次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由于我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到1960年底，国民经济运行的诸多问题就显现出来。农业大幅减产，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产26%以上，棉花减产35%以上，油料作物减少一半还多。轻重工业比例失调，重工业投资大幅增加，轻工业受到排挤，市场商品可供量急剧下降，到1960年，国家虽动用大量库存投放市场，商品货源仍比购买力少74．8亿元，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严重不足，许多商品不得不凭票供应。从1958年至1960年，三年财政赤字分别为21．8亿元、65．8亿元和81．8亿元。财政赤字的连年增加，导致货币超量发行，物价成倍上涨，有钱买不到东西，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9]再一次就是1986－1988年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的危机。这期间，由于忽视我国基本国情，在经济建设中依然存在急于求成的倾向，盲目扩大建设规模，片面追求产值产量，互相攀比发展速度，结果财政赤字增加，信贷规模过大，货币发行过多，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物价大幅上涨。到1988年，银行各项贷款增加1518．98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6．8%。货币投放 679．6亿元，比上年增加46．7%。流通中的货币量达到2134．03亿元，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上升18．5%。尤其是生活必需品，食品类价格上升23%，衣着类价格上升12．7%，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升20%。市场多次出现抢购风潮，流通秩序混乱，国民经济呈现动荡局面，[10]到1989年上半年，经济危机发展成为一场政治动乱。

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多次危机表明，社会主义经济虽未发生过类似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但短缺性危机却是客观地发生过的。一些同志出于对依据马克思未来社会设想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感情，而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不仅可以理解而且令人敬佩，但其中却乏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三、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首先，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来自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抽象地说，它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在社会再生产中，具有一定科学技术素质的劳动者，运用包含一定科学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加工具有一定科学技术含量的劳动对象，改变劳动对象的物质形态和性能，生产出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为要进行社会生产，并有一定的产出效益，生产力的上述要素还要实现有机结合。而要实现有机结合，各要素之间就要在质上相互适应，在量上成比例，这就产生了生产力上述要素之间的矛盾。而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有机结合或资源配置，既有宏观上的分布，又有中观上的结构，还有微观上的有机组合，这又产生了宏观上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部门结构，中观上区域经济的内部结构和微观上的要素组合结构等。与此相适应，生产要素既要在宏观上和中观上有效配置，又要在微观上有机结合。无论是宏观和中观上的有效配置，还是微观上的有机结合，都有一个质的相互适应和量的比例问题，于是，在生产力宏观和中观系统乃至微观经济单位中，就出现了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互相依存、互相连结、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矛盾系统。生产力系统中的有效配置，有效配置中质的相互适应和量的比例，生产力系统所包含的各种矛盾，都需要人们认真对待和精心设计。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生产力系统的运动就会出现不平衡，各种矛盾就会发展和激化起来，经济有机体就会破裂，以至发生危机。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一样，其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社会成员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形成的相互关系，为社会生产顺利进行而建立的管理关系和社会产品的分配关系等，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又包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占有关系、支配关系、使用关系和收益关系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公有制采取两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另外，还存在一定数量的非公有制经济。在公有制经济中，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平等的，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平等的，都是生产的主体和主人。在管理过程中，人们之间不存在统治、被统治关系，分工协作，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执其事，各司其职。在收入分配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消灭了几千年以来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了自主劳动、分配尺度和分配结果的平等。然而，生产关系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上述四个组成部分之间，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之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性质，决定其他几个方面的性质。生产关系的其他几个方面，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且分别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产生反作用。生产关系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既有质的规定，也有量的比例，形成一个矛盾系统。这些矛盾，也需要人们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否则，不仅生产关系系统内部会发生紊乱，影响生产关系的内部平衡，最终影响生产关系主体即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而且还会通过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对生产力系统发生作用，深化和发展生产力系统中的矛盾，以至达到尖锐化的程度，发生危机。

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也带有商品经济的特点，表现为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局部性的矛盾。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生产愈益社会化。同时，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采取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还有一定数量的非公有制经济;由于两种公有制经济都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交换，不可能采取无偿调拨的方式，必须以商品形式，等价交换;这样，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所有制经济的载体即企业或经济单位，在社会生产各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面就形成了互为供给、互为需求的关系或如人们经常所说的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买与卖的关系。这些关系之间，也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既包含质的相互适应性，又包含量的比例性，以至形成一个庞大的矛盾系统。这个矛盾系统，当然需要人们认真对待和正确处理，否则，矛盾就会爆发，危机就会发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出现的危机，大都属于此类。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在现实上又集中而突出地表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结成的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体系中，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占有者、支配者、使用者和收益者，又是社会生产的主体和实现者，社会生产的目的当然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大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并以此为起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还面临着国内阶级敌人的反抗、破坏和帝国主义的包围和武装干涉。在这样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遇到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社会主义建设起点以及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等因素的相互结合，增大了党和政府乃至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迅速摆脱落后面貌、实现现代化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这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在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强大的驱动力，造成脱离国情、超越客观可能、盲目冒进、急于求成的情绪，致使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失调，导致危机的发生。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客观运行，又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在高度技术基础上，发展商品经济，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规律与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存在的其他经济规律诸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价值规律、利润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等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规律体系。这一规律体系尤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贯穿社会主义生产的全过程，渗透到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左右着国民经济发展的走向，决定着国民经济发展经济的和社会的效益。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只能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去认识它、掌握它、利用它，为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然而，规律又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人们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乃至利用规律是一个艰难、曲折、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由不全面到逐步全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和认识能力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矛盾，很难避免主观性、片面性、盲目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打破了几千年来旧制度套在人们脖子上的枷锁，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种迷信的破除，思想的解放，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认识、掌握、利用规律，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始终是存在并起着作用的，一旦我们工作中出现主观性、片面性和盲目性，就会脱离现实，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导致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断裂，危机就会发生。

社会主义社会的另一基本矛盾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是政权，主体则是国家和政府。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来决定，为经济基础并最终为生产力服务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政治上层建筑主体的国家具有两种职能即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从经济职能来说，就是对国民经济和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宏观管理和调控。实施管理和调控的方式就是制定政治制度和国民经济计划，辅之以各种调控手段和调控政策。上述制度、计划、调控手段、调控政策，都是主观的东西，其科学与否，宏观管理和调控的效果如何，关键在于能否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如果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实施计划所运用的政策、手段违背了客观规律，如按比例分配劳动规律或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等等，这样，不仅会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也会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乃至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矛盾深化和发展起来，从而打乱国民经济发展内含的各种比例关系，以至发生危机。

最后，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艰难而复杂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本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又不适合本国国情。从我国来说，虽有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和经验，也只能有批判地借鉴和吸收。对待外国的模式和经验，只能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洋为中用，以外鉴内，推陈出新，实现外国经验与本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但要切实做到这一点，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弄不好，不是犯照搬外国的教条主义，就是在吃了亏之后，犯否定外国和本国成功经验的历史虚无主义，最终还是会使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遭到困难和挫折。

必须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虽然具有危机的可能性，但不等于现实性。现实与可能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可能性中包含着现实性，现实性中也包含着可能性。现实由可能转化而来，但可能转化为现实之后，新的现实性中又包含有新的可能性。这是事物发展的总的图景。然而，虽然可能与现实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可以相互转化，但这种转化是有条件和原因的。其实，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向其现实性转化的条件，已包含在上面的分析之中，诸如由于人们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种矛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及其规律体系的客观性与人们认识、把握、利用客观规律，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主观能动性的矛盾发展的深度与广度;上层建筑中国家发挥其宏观管理和调控职能在方式、方法上和经济计划的科学性;在借鉴外国经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等等。这些条件，实际上就是斯大林所说的经济中的“严重失算”，前苏联和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之前出现的危机，其源盖出于此。由于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这些条件在上面已有分析，故不再赘述。

四、承认危机的可能性，并不等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中，由劳动者结成的联合体即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虽然都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但由于都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在根本利益上却是一致的，这就有可能使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遵循客观经济规律，通过国民经济计划，通过各项调控政策和调控手段，来协调它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调动它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从而避免危机的发生。

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克服重重困难，绕过激流险滩，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之中。就拿被一些人视为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罪魁祸首的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模式来说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体系，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从1950年—1984年，苏联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9．9倍和14倍，保加利亚为14倍和29倍，匈牙利为5．1倍和9．2倍，民主德国为7．6倍和11倍，波兰为5．9倍和14倍，罗马尼亚为17倍和38倍，捷克斯洛伐克为5．3倍和9．4倍，而在1950—1982年间年间，美国则为1．8倍和2．1倍，英国为1倍和0．9倍，法国为2．9倍和2．9倍，联邦德国为3．4倍和3．9倍，意大利为3．1倍和5．3倍。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巨变之后，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改变了性质，或不复存在，独联体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降，其中亚美尼亚下降幅度超过50%，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大约减少40%，乌克兰下降30%多，乌兹别克、白俄罗斯比较稳定，但也下降了17%和24%。[11]至于我国，就拿通常被历史虚无主义者称作停滞时代的1952－1976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为例吧。从1949年至197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2年至1976年，尽管大跃进造成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达平均每年18%，我国工业生产能力翻了一番还不止。从1952年至1976年，钢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256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从3．9万吨上升到869．3万吨。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还生产了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成为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导弹的发射，人造卫星上了天。在此期间，我国还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在此期间，我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70年代中期，我国农业净产量的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1912年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1977年，我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却比印度高30%—40%。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史是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的。然而，正是在物质资源贫乏的基础上，在当时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我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为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12个工业舞台上的主要后起之秀工业化过程相比也不逊色，从而被西方称作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12]面对以上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事实，再与西方发达国家和解体巨变后的俄罗斯东欧国家相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孰优孰劣，可想而知。

即使就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危机的可能性这一命题本身来说，也瑕不掩瑜，反而从另一角度彰显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行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的矛盾和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经常背离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不断打破社会再生产所要求的各项正常比例关系，使社会再生产中的各种矛盾不断深化和发展，以至发生震荡和危机。生产无限扩大和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中积累与消费矛盾对抗性不断扩大和发展，从而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剩余价值规律作用下派生的一系列矛盾，充满了对抗性，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得到解决。要解决这些矛盾，消除生产过剩的危机，就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经济出现危机的可能性，虽然来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这一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生产社会性与占有制局部性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运行，产生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在高度技术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完善，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上述矛盾不具对抗性，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的国民经济计划和调控政策，调节社会再生产的各项比例关系而得到解决。只要国家和政府的发展战略、政策和计划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要求，就能消除危机的可能性，避免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制度性、必然性及其彻底解决的途径，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非制度性，非必然性及其解决的途径，相比之下，不能不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着巨大的优越性。

同时，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导和作用下，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一系列矛盾，最终表现为社会主义积累与消费的矛盾。这一矛盾，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群众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这一矛盾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也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起这一矛盾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来可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建设实践中，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本国情和险恶国际环境，虽然也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总的指导原则和方针，但在计划安排和具体工作中，又很容易采取“重积累、轻消费”的政策方略，造成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失调，导致“短缺性”危机的发生，给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就此来说，当然是坏事。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一挫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尽快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愈益丰富的物质财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生产目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是由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主观指导而导致的结果，或如斯大林所说是由经济工作中的“严重失算”造成的。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加强计划和决策的科学性，就可避免此类危机的再次发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这种“短缺性”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中宁愿把过剩商品大量销毁，甚至投入大海，也不给处于饥饿和贫困之中的劳动者以消费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不能说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具有的人民性特点和巨大的优越性。

最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在社会再生产的周期问题上也表现得较为明显。由社会再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及其运行规律所决定，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也具有周期性。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的群众性、民主性、科学性的不断增强，宏观调控优势的充分发挥和调控效率的不断提高，能够缩小周期波峰和波谷间的距离，避免国民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消除危机由可能向现实转化的条件，使国民经济在持续、稳定、协调、快速的轨道上发展，从而避免灾难性危机的发生。

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犯主观唯心主义错误，也不能把危机的可能性绝对化，夸大危机的现实性和必然性，进而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犯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要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社会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问题，要敢于承认和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发生过经济危机的现实。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中，谦虚谨慎，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力戒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避免自发性和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和科学性。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1]胡乔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N]．人民日报，1978－10－06．

[2]洪大林．不能说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发生“经济危机”[N]．文汇报，1978－12－0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46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211．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386－387．

[6]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3．

[7]斯大林全集:第7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48－249．

[8]蒋学模．蒋学模自选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

[9]邵维正，郎炳信．盛会要览[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227－228．

[10]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10－511．

[11]李慎明．居安思危—— 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12－13．

[12][美]莫里斯·迈斯纳．为了建设新中国 [J]．中流，1999(3):3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