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林， 孙 琦

（1.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2；2.长沙稻田中学，湖南长沙 410007）

郭嵩焘政治、教育及外交思想略论

孙海林1， 孙 琦2

（1.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2；2.长沙稻田中学，湖南长沙 410007）

郭嵩焘上承“经世”，中主“洋务”，下启“维新”，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外交家。崎岖坎坷、风云变幻的人生，造就了他针砭时弊、拯救国家的政治思想，反对科举、倡导新学的教育思想和审时度势、主和避战的外交思想。

政治家；教育家；外交家；郭嵩焘

郭嵩焘（1818-1891）为清末政治家、教育家和外交家。字伯琛，号筠仙，晚年自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他沿着科举的道路取得功名，当上了清朝官吏。小时候随父读书，因外貌清秀、思想活跃、好胜心强、才识出众，深受族人赞许。17岁中秀才，18岁就读长沙岳麓书院，与曾国藩换帖订交，19岁中举。鸦片战争时期，在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府，一面研究战守事宜，一面临阵杀敌，清朝官吏的昏聩虚骄，英国军队的坚船利炮，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他悟出一个道理：中国之所以失败，主要是清政府措置不当。于是，悉心考究自秦汉至明清边防战守的得失，并留心外国情况，总结教训，这对他后来洋务思想的形成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中举后连续5次参加会试，直到1847年第5次会试才与李鸿章同科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两年后因母逝回家守孝，迟迟末得升迁，至1853年才免其散官，授予编修之职。

郭嵩焘的一生是崎岖坎坷、风云变幻的一生，其事业几起几落。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把整整一代湖南人拖入了时代的漩涡。太平军围困长沙时，士大夫的使命感使郭嵩焘难以置身事外，加之他还有经营保卫地方的责任心，积极为湖南巡抚张亮基出谋划策，并力荐同乡好友左宗棠负责军事，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力保长沙不失。不久，他又说服在家居丧的曾国藩效法戚继光，奏请自办团练，招湖南子弟1000人，此即为湘军之起。是时，曾、左联手，郭筹划方略，湘军初步成型。郭诚不如曾、左之声名显赫，却无疑是湘军之主脑。湘军的重要文件、布告和奏章均出自郭的生花妙笔，重大的战略谋划更离不开郭的运筹帷幄。郭还是一位实干家，粮草、钱资、武备、水师、战术、夷务等方方面面都可谓驾轻就熟，以至于曾国藩感言，“不可一日无筠公”。郭首倡水师，经营数年，遏制了太平军在长江如入无人之境的态势，并于1854年收复武昌。此后，湘军据长江上游，水陆夹攻，建瓴东下以窥天京，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湘军自立，第一要务当属筹饷，饷不继何以为军？郭自告奋勇负责筹饷。他创立“厘金”制度，既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又开拓军队的饷源，往返于吴楚之间达4年之久。江南连年战乱，他竟能仅靠厘捐以济军食，近乎神奇，无怪乎曾、左称其为“湘军财神”。平定太平天国，郭实为最大的幕后英雄，诚如李鸿章所言：“至创厘捐以济师，练战船以剿贼，皆事成而不居其功。”[1]

1858年2月，咸丰帝召见郭嵩焘，恩准他供职南书房，以钦差大臣之身赴天津辅助有“贤王”之称的僧格林沁，自是期望殷殷。是时，天津是敏感地区，中外瞩目。英、法逼清修约，要以武装护送公使假道天津赴京“换约”。清廷剿抚两难，而僧王一力主战。郭对夷情有清醒的认识，觉得战无了局，建议先挫英夷气焰，再乘势谈和。于是，协助僧王经营炮台，布置海防，在大沽设伏，一战而胜，取得了罕见大捷。僧王因胜而骄，认为洋兵伎俩何足为惧，建议朝廷将英法历年狂悖情形宣示中外，且恫吓调停的美、俄公使。郭力主借美、俄调停之际，尽量以理与诚相折冲，以求和平解决，尤其反对僧王欲以精兵诱击英人，却推说乡勇所为的计划，认为如此必将贻害无穷，甚至不客气地警告，如果事态恶化，京津行将不保。郭、僧之争，惊动朝野。其时，正值大捷之后，朝廷一片嚣然主战之声，加上僧王位高权重，且因胜利名重于时，郭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咸丰帝无奈，调郭赴山东，但心胸狭窄的僧王并不解恨，竟指使心腹李湘棻鼓动地方士绅闹事于前，诬奏郭“激惹民怨”于后。1860年，郭愤而求辞，曾国藩苦劝，郭答曰：“吾道之不行也，遂浩然以归。”[2]就在黯然归里途中，郭惊闻国变：英法联军攻陷津沽，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不久京城失陷。他痛感办夷务者乖谬无方，指称琦善、耆英、叶名琛、僧林格沁为办理夷务之“四凶”，直斥一班士大夫沿袭南宋以来的虚骄之气，不考证实际，不顾时易势变，也不能判别曲直，以至于“诬朝廷议和，诬百姓通夷”，而不能真正面对中外大局，解决问题。他对“矢口谈战”的高调尤为反感，斥为不知轻重。如僧王天津之所为，不通夷情而愦愦然行之，天下人又贸贸然歌颂之，虽一再力争而不蒙见听，以致祸国殃民而不悟，令他十分悲愤。不幸，他的悲愤竟被误解为幸灾乐祸以自诩先见之明，连多年知交左宗棠也不理解，且具书严责，斥其为“矮子观场”。郭并非为一已的失意悲，而是为国家的失误哀，他的心情竟无人能知，怎不令他痛心疾首！

1862年，李鸿章受命于上海另组淮军，急需既懂洋务又能筹饷的人才，在他看来，非郭嵩焘不可，加之曾国藩从旁劝驾，郭终于改变洁身自退的初衷，就任苏松粮储道，继任两淮盐运使，襄办淮军军务，兼管厘金总局。他整顿厘金，开拓税源，治理两淮盐运，有效地保证了淮军的军饷；他周旋于各国之间，赢得洋人的称赞，争取了列强对李鸿章的支持。1863年6月，郭因功赏三品顶戴，命署理广东巡抚，成了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是时，广东积患已深：商贾居奇，士绅包庇，官吏诛求，人情虚浮，民强贼横，兵勇怯于临敌却工于扰民，加上为富民所累，积欠军粮已达两百余万，还要负担比别省多得多的需索摊派，委实一个地道的烂摊子！郭上任伊始，大刀阔斧地历行治理。他从厘金入手，裁汰各卡，归并一局办理，不久收入遽增一倍。针对为祸甚烈的海盗之患，他先整顿水师，严惩与海盗勾结之内患，然后再事平盗，不到半年而盗患止息。郭治广东初见成效，受到二品顶戴的奖赏，自然踌躇满志，不料祸起萧墙，其顶头上司、两广总督毛鸿宾动辄掣肘，使其治粤宏图终成画饼。毛知郭之文采，却未悉郭之脾性，自以为得一能写文章、擅长理财的巡抚供自己驱使，岂不妙哉？郭身膺疆寄，不仅不甘心被当作幕友驱使，而且才高志大，不肯屈己事人，经常直言不讳，与毛意见相左。加之郭甚孚人望，广州军民但知有郭巡抚，不知有毛总督，毛自感不快。更为齿冷的是，由于郭整顿吏治，一些遭到整治的贪官污吏伺机报复，而毛以总督之尊，竟与他们勾结起来，孤立弹压郭嵩焘。督抚之争，终成水火。其时，闽浙总督左宗棠奉旨节制福建、江西、广东三省军务，竟袒毛而诋郭。郭初不以为意，认为左不明真相。不料左一力相倾，最终反目成仇。左屡次攻击曾国藩，郭大不以为然，左以郭为曾之同志进而难之。左急欲在江南扩大自己的势力，视郭为绊脚石，欲以亲信蒋益澧取郭代之。朝廷也有意借左之力牵制曾国藩，故左有恃无恐，竟四度上奏弹劾郭嵩焘。郭不明就里，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1866年，郭终于厌倦官场，具呈乞病开缺。他回到青山绿水的故乡，不禁有“幸出惊涛骇浪之外”之感。作为谈泊名利的读书人，他在故乡蛰伏8年，任长沙城南书院山长兼主讲，致力于讲学传道。

树欲静而风不止。历史有意安排郭嵩焘再主演一场更为曲折艰辛的悲剧。1875年1月，英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戕，史称“马嘉理事件”或“滇案”。云南巡抚岑毓英意存侥幸，不查明情由，“而一诿罪于野人”。英使威妥玛提出6项苛刻条件，并以武力相威胁，朝廷束手无策。滇案难办，朝廷想起了善于处理夷务的郭嵩焘，急召入京，将刚授郭为福建按察使改为总理衙门大臣。郭受命彻查情由，认为岑难辞其咎，建议将其交部议处，“以服英人之心”，然后才能交涉调处。不料此论一出，引起各方非难，被讥为“事事依附英人”，郭再度求辞。慈禧太后深知此事非郭难以收场，特意两次召见，推心置腹：“我愿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它，横直皇上知道你的心思。”[3]郭欲罢不能，以钦差大臣出使英国，向英国道歉，担任驻英公使的“美差”也落在他身上。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士大夫们视之为奇耻大辱，撰联奚落、讽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4]一叶而知秋，可见当时中国昏庸闭塞到何种程度！郭生性耿介，一经认定该做的事就置毁誉而不顾，于1876年12月3日从上海起程，顶着风浪，驶向7万里外的英伦三岛。

郭任驻英公使后，又奉命兼任驻法公使。他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参观炮台、工厂、学校、监狱、实验室、博物馆、陈列室、动植物园、军事演习、先进技术设施等等，旁听议院辩论，访问科学家并仔细询问有关科学技术问题，了解哲学、政治经济知识，搜求技术勘探、采矿、制造等书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风俗习惯、致富强国的根本原因进行考察，对国际公法也进行研究。同时广泛接触各国驻英公使，特别注意探询日本等东方国家学习西方以致富强国的途径。他像海绵吸水一样吸取闻所未闻的知识，不仅使自己成为洞悉洋务最深刻的人，而且在各个方面或多或少影响了中国的政策。

郭嵩焘在国内遭受诟骂，在伦敦也不得安宁。派驻英国的副使刘锡鸿，站在顽固派的立场，罗致了郭的十款罪状，如“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居然穿了洋人衣服；“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见了外国国王居然站起来：“柏金宫殿听音乐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听音乐居然拿音乐单……[5]向清政府攻击郭，郭被迫还击，上折奏参刘。郭、刘之争，实际上是国内洋务派与顽固派斗争的延续。于是，清政府下诏将两人同时召回。1879年5月，郭拒绝回京任职，落寞地回到家乡。他晚年定居长沙，创办思贤讲舍，继续讲学传道，倒也自得其乐。

1891年7月18日，郭病逝长沙。他的著作有《养知书屋遗集》《郭嵩焘奏稿》《礼记置疑》《大学章句置疑》《使西纪程》《湘阴县图志》《湘南通志》《史记札记》和200余万字的日记等。

一、针砭时弊、拯救国家的政治思想

郭嵩焘接触西方资本主义后，深感晚清社会的落后与腐败。他认为，朝廷赏罚不明，黜陟失当，以致讦告之风很盛。官吏们因循粉饰，胡作非为，营私肥己，不通民情，以致造成风俗颓弊，水旱频仍，官民交困，“盗贼”蜂起。因此，致乱之源，官耳，吏耳。他认为，军队已经腐朽，国家难以恃为长城。在各处防地，整夜都没有巡夜的更鼓。军备废弛，积弊大深，简直无法补救。他认为，士大夫不分在朝在野，都虚伪透顶，表面上大谈义理，暗地里牟取私利，以致越礼反常而不顾。社会上那些不学无术、游手好闲的人，四处找关系、求援引、走门路，以致士不安于塾，农不安于野，造成人心日坏，风俗颓败。这种状况，足以引起天下大乱。为革除这些衰败现象，他主张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官吏应择人而任。与此同时，他对顽固派的抱残守缺、盲目虚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他指出，顽固派甘心陷溺于西洋运来的毒品鸦片，争相购用外国进口的奢侈品，然而对修铁路、设电报、集股开矿、乘坐轮船、使用机器痛心疾首，群起阻拦。凡是西方的先进事物都在反对之列。这些人闭目塞听，夜郎自大，把西方国家看作是政教不修、文化落后的夷狄，甚至六部堂官奉旨办理涉外事情，也只投名帖，而不与洋人见面，致使洋人借此肇事。他认为，顽固派的这些看法和做法，只能说明他们是囿于见闻的井底之蛙，是愚昧颟顸的虚骄之辈。这种受人毒物而不自省，拒绝新事物而自以为高的风气，危害非常严重。待数十年后，洋人在中国逐步兴修铁路，开采矿山，兴办轮船、邮电等，到那时，则使权利一归于洋人，而中国无以自立。他愤慨地斥责说，顽固派如此倒行逆施，不知是何居心！总之，郭嵩焘指斥时弊、反对虚骄是大胆而深刻的，反映出他爱国和先进的政治主张。

郭嵩焘为拯救国家，不仅在政治上推介西方议院制和法治，建议朝廷对内整顿律法，学习西方司法机构的整洁严明；对外制定通商律例，以便与外国打交道有依循，而且在经济上系统地设计了一条富强之路：

其一，以发展私营工商业为富强之基。早在1866年，他便上书总理衙门，提出两条重要意见：一是撤消出海和禁止民间经营工商企业的禁令，使商人早已暗地购置轮船经营的对外贸易合法化，鼓励人民制造轮船和经营工商谋利。二是令官办事业投入市场营运。以轮船为例，应该由商人公举市舶司，“其官置之火轮船，亦归市舶司经理，一律与商船装运货物，稍备船役工食及岁修经费。”这些建议蕴含三个重要思想：首先是与洋人竞争的商战思想。与当时流行的御侮无非整军经武的见解相反，他认为要“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之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争胜无疑矣。”[6]这比郑观应提倡商战约早10年左右。其次，确认民富是国强的基础。他认为，只有商民获利既厚，才能输税国家亦常丰，这也是西方富强的奥秘所在，并解释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贫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7]255从这点出发，欲国家富强而只热衷于官办军火工业，或办民用工业的同时却给民营工商业设置重重障碍，都是南辕北撤。再次，必须以利导民。他认为，承认利的巨大作用，以利为导向，使之与国家富强结合，这是国家盛衰的关键所在。他说，必须“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8]340总之，郭嵩焘发展私营工商业的主张是对清廷自强道路的最早否定。

其二，以讲实学为富强之源。郭嵩焘认为，令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沉溺于诗文八股，无非是“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使稍知有实学，以挽回一世人之心，尤为当今之急务矣。”他所说的实学就是西学。所以，他建议：“此时宜广开西学馆，使稍服习其业，知其所以为利，庶冀人心所趋，自求之而自通之，日久必能收其效。”[7]343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可以决定整个社会的风气。郭嵩焘考虑的正是决定人心趋向的本原。

其三，以“急通官商之情”为富强之本。郭嵩焘是基于两方面的情况提出这个意见的。一是对西方富强本源的了解。他请教过许多外国人而得出一个结论：“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因收其税以济国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8]341这揭示了西方各国的本质是在资产阶级（商贾）管理和支持下努力扩展资本主义经济。因此，要像西方那样富强，就必须“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西用西法之基。”[8]345二是深感中国官民隔阂非常严重。他于1859年就向咸丰帝提出：“今日以通下情为急。”[9]215如此重大问题却被咸丰帝轻轻岔开了。十几年后，郭氏再向朝廷提出这个问题时，将一般的官民关系具体化为官商关系，其认识更加深刻了。

郭嵩焘的上述三点主张，勾画出一条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这些主张抓住了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这是一条真正的救国道路，远比一般洋务派的见识要高明，更切合中国社会的需要。这也是林则徐时代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作为鸦片战争后第二代政治家的郭嵩焘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案。

二、反对科举、倡导新学的教育思想

郭嵩焘开启了我国近代新式教育之先声。他强烈抨击科举制，赞扬西方学制，建议广开西学馆，派遣留学生出洋，所谓“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他主张平等交涉、和平外交，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要着定在语言文字方面，早在1859年2月就上奏朝廷设立外国语学校。他身体力行，中国最早设立的3所外国语学校，他竟主办了其中的两所——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即使是京师同文馆也与他关系密切。毋庸讳言，郭嵩焘是我国近代新式教育的擘划者。

郭嵩焘的一生两度从事教育工作。

1866年，郭嵩焘在署理广东巡抚任上回到湖南，大力宣传洋务思想，主张广开西学馆，特别是要多办工艺技术学校，“使稍服习其业，知其所以为利，庶冀人心所趋，自求之而自通之”。与此同时，编纂《湘阴县图志》，并主编了我国第一部省志《湘南通志》。1870年4月，郭任长沙城南书院山长兼主讲。他一上任，就主持了城南书院的修缮工程，并对工程质量进行严格监督。他一贯认为，讲学治经以不为风气所染为俊杰，而宋明之语录，本朝之汉学，皆风气之为也……固非道之所存矣。因此，他在主讲城南书院期间，大力提倡“实学”、“时务”，所授经课往往与传统观点相抵牾。他刚刚为诸生授课，在讲孟子万物皆备思想时，因与传统观点不符，为诸生所不理解，诸生撰联讽之——“万物皆备孟夫子，一窍不通郭先生。”他深感“书院气习之坏，至不可问”，因而对城南书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他尤其推崇王夫之和魏源，在主持城南书院期间，以山长名义发起修建王船山祠。此举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阻挠而一度停工。郭极力坚持，排除干扰，终于修成。他亲自为之撰词联，立神位，并撰写《船山祠碑记》，介绍王夫之的著作，赞扬王夫之的经世致用学风。他还协助刊印魏源的《古微堂诗集》并为之作序。当时，他已洞悉旧式书院教育的弊端，曾于1873年与他人商议开设校经堂。后来为纪念曾国藩，将拟议中的校经堂改名为思贤讲舍，只因朝廷召他入京，此议暂时搁置。

1875年，郭嵩焘复出，任总理衙门行走。在此期间，他写了《条议海防事宜》一文，其中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8]3451876年12月出使英国后，他在英国参观了各类学校，认为英国的学校教育“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而“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不实之言”，“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他又写信给朝廷，力言教育的重要性：“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10]

1879年，郭因受刘锡鸿的构陷而回到湖南后，信守前议，谋洗书院陋习，讲求征实致用之学，在长沙城东曾文正公祠内开设了思贤讲舍。讲舍于1881年5月13日正式开馆，始收学生15人，后增至20余人，经费由盐商拨票筹措。开馆时，他为讲舍议定学规10条，并亲自带领诸生至船山先生祠行礼，勉励诸生自重以为立身之本，讲求礼法以为接人应务之方，亲师取友以为共学之益，读书务实以为立学之程。从他议定的学规和揭示的办学宗旨看，似乎思贤讲舍与传统书院在本质上没有差异，其实不然。郭认为，当时人心风俗败坏的主要原因是“学校之不修也”。欲挽回人心风俗，必自学校始。因此，他在鼓励诸生读书治经的同时，非常重视思贤讲舍的社会教化作用。他希望讲舍诸生日读经书以立身制行，更期望以“此十五人之才力，推衍以至无穷”，使人心风俗亦将有感发振兴。他发起成立禁烟公社，并以思贤讲舍与公社交相维持，也就是想通过思贤讲舍的社会教化作用来促进禁烟。

此外，他作为洋务运动的理论家，其洋务思想也反映在他的教育活动中。他辞官回乡后，其友人“相戒不谈洋务”，他却认为，洋务与他事不同，正惟举天下人不知，要凭所见真实处，详细说与人听，激励人之廉耻，而振起其愤发有为之气。还在思贤讲舍开馆之前，有人刊刻匿名信，攻击他与人商量开设思贤讲舍，“不讲时文试帖，而讲天文算学”，他“付之不问”。他不仅在讲舍大谈洋务，而且在禁烟公社会讲，论及士家工商备有本业时，在引证大量经史典籍后，突然话锋一转，用西方的情况来与中国当时的情况比较：窃观西洋以商贾为本计，通国无一闲；中国重士而轻视农工商三者，乃至一家一邑之中，有职业者不逮百分之一，闲民居其九而过之，民安得不穷？安得不弱？由此可见，他的洋务观对其教育活动的影响。

思贤讲舍的教学方法也颇有特点。如，郭为讲舍规定了“会讲”制度，即每年4次邀请省城绅士名流到思贤讲舍以集体讨论的形式为诸生讲课，讨论的问题涉及汉学、宋学所以纷争及人才所以虚气之由、挽回人心风俗从何处入手等各方面。同时，他以思贤讲舍与公社交相维持，每次公社集会演讲，讲舍诸生都必须参加。这也增加了讲舍诸生了解社会的机会。郭还对考试形式进行了改革。传统书院按科举形式，考试时将考场门窗全部封闭，任何人不能出入。他却认为，学生应该“专以读书立身为义”，只要“设立章程，以资循守”就行，不必“扃门课试”。因此，他在思贤讲舍废除了这一“书院陋习”。

1890年，郭将思贤讲舍主讲之席让给从江苏学政任上卸任回湘的王先谦。但他本人一直关心思贤讲舍，直至1891年病逝。思贤讲舍到民国初年改为船山学社。

三、审时度势、主和避战的外交思想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对当时世界大势洞若观火。他正确地判断出：世界局势依靠经济上的自由贸易和政治上的霸权均衡来维持，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要目的在求通商之利，一时并无吞灭中国之心。中国正宜掌握这一自强的时机，而且应变越早，自强的胜算越大。如果一再贻误时机，不仅中国的国势日绌，而且列强的侵略性日增，国家将愈来愈艰危！因此，他坚持“战无了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西藏和新疆问题中力主讲和避战。在他看来，“和”对中国有利，“和”也是可能的。为此，他实事求是地研究了历史和现状，提出了一套新的对外关系的理论，并用“情”、“势”、“理”三个字概括其要点。

（一）所谓“情”，就是要考求洋情

首先，要明确中西关系与夷夏关系的迥异，正视中国文化已经落后于西方的现实。他在出使英国之前就一再申明：“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3]124只有否定流传两千多年的夷夏观念，承认中国文化已经落后于西方，方能处理好对外关系。其次，要认定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基本要求在通商求利，并以此基本情态作为处置双方关系的依据。中法战争期间，他在总结自己的认识时写道：“顷数十年，汽轮车船夺天地造化之奇，横行江海，无与为敌。而究其意之所极，贾市为利而已。其阴谋广虑，囊括四海，而造端必以通商。迎其机而导之，即祸有所止，而所得之奇巧转而为我用，故可以情遣也”[7]214。这一论述既肯定西方列强有霸占世界的野心，又认为其基本目的和基本手段是通商谋利。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一基本关系，不但可以遏止外祸，还可以利用外国所长发展自己的国家。最后是设立专门机构，培养专门人才，悉通外夷情伪，做到知己知彼。1859年2月，他给咸丰帝上书说：“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窍要，莫切于是。”[11]

（二）所谓“势”，就是要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确定以和为主的战略方针

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朝野不能不承认敌人的船坚炮利，不能不主张在这方面师夷长技。但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礼乐教化远胜于西方，也就是说，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远胜于西方。这是他们观察和处理中外关系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一再作出愚蠢可笑行动的思想基础。郭嵩焘却与这种流行的观念大相径庭，他认为中国正处于全面的弱势。这种弱势不仅在物质层面，而且包括整个文化传统。他曾向几个挚友说：“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3]548这告诉人们：“在世界的新格局中，中国已沦为背离文明教化的无道之帮，而敌手的文明开化程度远胜于中国。他早在1860年就写道：“值衰弱之时，外有强敌，而绕幸一战之功者，未有能自立者也……弱则一以和为主……未有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如明以来持论之乖戾者也。”[9]393凡清醒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史学家都会承认，处于弱势的一方不可轻易言战。郭嵩焘所说的“势”，即指轻重，轻重之所趋，若不能力反，只有顺势。就是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确立以和为主的战略方针。如果不顾敌强我弱之势而“矢口谈战”，就是不知轻重。

（三）所谓“理”，就是摒弃愚蠢的蛮干，冷静地按照条约、法例和常理处理同外国和外国人的关系

郭嵩焘于1861年沉痛地说：“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其乃无可如何。夷患至今已成，无论中国处之何如，总之为祸而已。然能揣其情，以柔相制，其祸迟而小。不能知其情，而欲以刚相胜，以急撄其怒，其祸速而大。”[9]469这绝非满脑买办意识的软骨头为了讨好洋人而羞辱自己的祖国，而是一位高度爱国士大夫的泣血自省，为国减祸的苦衷溢于言表。因此，郭强调“理”，理即明于事理。明事理才会讲理，对洋人始能接之以礼。按理办事，以理折之，尽量避免受人口实，以求和平共处。他的这种理论长期被视为投降主义路线。实际上，郭并非不知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性，他敏锐地注意到当时俄土战争的结局，更知道在列强争权夺利的新世界，“中国若甘心爱奴役而不自为计”，那末真正是无可奈何了。他在英国时察觉日本人力争上游，意识到日本已经威胁到踯躅不进的中国：“日本为中国近邻，其势见相逼日甚。吾君大夫其旰食乎？”[3]804可见，他看准了列强重商，并不想轻言战端，中国可尽量维持和局，从中掌握自强的时机。

总之，郭嵩焘对洋务处理坚持“情”、“势”、“理”结合，主和避战，是研究总结对外关系中因愚昧无知给国家带来重大灾难而提出的。这一主张是符合中国实际且适应中国需要的。理由十分明显：（1）“和”对中国有利。这不仅由于中国贫弱，而且由于中国需要时间完成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化。（2）“和”是可能的。因为多种因素的制约，在1840年以后的50年间，瓜分中国或侵占中国领土还未成为西方列强的行动方针。（3）主和避战的基本方法是依理办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授人之柄，减少对方挑起战火的口实。

郭嵩焘在晚年的《戏书小像》诗中叹息道：“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不过，他也自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他壮志未酬，有才不能补天，而且连自己的地位、官职、名誉等全都赔上，落得众人唾骂的下场。他的人格、气质、思想，在昏庸闭塞的中国显得“不合时宜”，但他又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者。历史风云际会把他一次又一次推向风口浪尖，造就了他这个时代的弄潮儿。他上承“经世”，中主“洋务”，下启“维新”，像一座桥梁，又像一座界标。其人生与思想历程是近代中国不断前进的缩影，虽有几分悲凉，却也无限风光。他身前骂名滔滔，但历史毕竟是公正的，自有定评与公论，无数学者与史家别具慧眼，令其青史留芳。想必他已经知足了：不到百年就有人识，何须“百代千年”？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郭嵩焘是最早顺应潮流走向世界之人，只可惜他当年所代表的中国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这种背离决定了他悲剧性的人生挫折。“他个人的挫折，正好象征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然而再挫折，再艰辛，中国还是走向了世界，只是付出了更高的代价而已。”[12]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我们重新解读郭嵩焘，自有新的时代意义。他生前落寞，但今天已不再孤独，因为中华儿女正沿着他的足迹走向世界，先行者的思想也愈发熠熠生辉！

[1]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七二）[M].台北：武学书局，1962：25.

[2]郭嵩焘致李鸿章函，陶风楼藏名贤手札（册二）[M]. 132.

[3]郭嵩焘日记（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

[4]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已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45.

[5]刘锡鸿.刘光禄遗稿[M].卷一：10-19；卷二：1-6.

[6]郭嵩焘日记（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608.

[7][10][17]郭嵩焘诗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4.

[8]郭嵩焘奏稿[M].长沙：岳麓书社，1983.

[9]郭嵩焘日记(一)[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

[10]郭嵩焘致沈葆桢函，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一）[M].13.

[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四国新档·英国档（下）[M].1966：854.

[12]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M].长沙：岳麓书社，2000.2.

On GuoSongtao’sThoughtsofPolitics,Education and Diplomacy

SUN Hai-lin1,SUN Qin2
(1.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02;2.Changsha Daotian Middle School,Changsha,Hunan 410007)

Guo Songtao succeeded the thought of“administer affairs”in early life,emphasized on“foreign affairs”in middle life,and advocated“innovation”in later life.He was a famous statesman,educator and diplomat i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His life experience was uneven.His political thoughts included criticizing problems and saving the country.His educational thoughts were oppos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advocating science.His diplomatic thoughtswere cautiousand peaceful.

statesman;educator;diplomat;Guo Songtao

K256

A

1674-831X（2011）02-0069-07

2010－12－20

孙海林（1942-），男，湖南双峰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副教授；孙琦（1970-），女，湖南长沙人，长沙稻田中学高级教师。

[责任编辑：刘济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