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经纬,李 宁

(1.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2.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

“群众运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阐释
——1949年以来中国群众运动研究综述

唐经纬1,李 宁2

(1.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2.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

群众运动是中国现当代史研究的一条重要理路。学术界立足于群众运动的内涵辨析和特点剖析,对我国群众运动的发生原因、运行机制作出了解析,对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的关系、群众运动与反腐败、党建创新、治国方略、经济建设等的紧密联系进行了阐释。中国共产党党内群众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核。

群众运动;综述;群众路线

在中国期刊网上,有大量的以“群众运动”为题的文献。以1979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到1978年间有大量冠之以“群众运动”的同类文章,其间,1962年到1969年,关于群众运动的文章相对较少,其他年份都充斥着大量的口号性文献。大致浏览之后发现此类与群众运动相关的文章主要是以“群众运动”为口号,导引出文章的主题,例如,“大搞群众运动,彻底控制水土流失,高速度地发展山区多种经济”之类的文章,这类文章遍布各行各业的期刊之上,例如《中国财政》于1958年到1961年共发表的以群众运动为题的系列文章就达36篇之多。其中相当部分的文章是以政府公报和政报的形式出现的。自1979年以来,学术界重新审视群众运动这一主题,阐述群众运动内核的学理性文章开始出现,但数量很少,研究亟待深入。

就论述群众运动的学理性文章而言,比较有代表性的作者有叶青、谭献民、赵淑梅、陈方猛、林尚立、王邦佐、柳建辉等,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另外,还有不少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主要探讨了1949年以来的群众运动,如硕士论文中,李建方的《1957—1966年中国群众运动研究》,贾向云的《1949—1956年群众运动模式与特点研究》,龚庆先的《毛泽东与建国后群众运动研究》,王虎峰的《群众运动与经济建设——以大生产运动与大跃进运动为中心》以及佘湘的博士论文《1949—1978中国群众运动成因问题研究》。

关于群众运动的研究,国外也有不少相关论述。西方学者谈到的mass movement约略可以等同于我们所指称的群众运动,但中国学术界普遍将之翻译为大众运动。国外对于大众运动有广泛的研究,例如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和《革命心理学》,柯鲁克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等。国外的研究或者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民众行动的集体无意识进行研究;或者是从政治学的大众与精英理论出发,自成体系,发展出了精英和大众二元理论;或者是刻意强调和刻画革命盲流之中的血腥、混乱、野蛮、杀戮,以此来反思大众集体行动的局限性,但是,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小团体和大团体的行动逻辑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开创了对集体行动的新的研究路径。更多的对中国群众运动研究的国外著述集中在国外关于中国政治的论述之中,例如戈登·本尼特著的《运动: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中的群众运动》,查理斯·塞尔著的《目前的革命:中国的动员运动》以及詹姆斯·R·汤森和布兰特利·沃马克合著的《中国政治》一书。这些研究为我们了解国外学术界对中国群众运动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当前,学术界对群众运动的研究内容涉及很广,视角也各有侧重。研究成果大致从群众运动的概念和特点、中国群众运动发生的原因、过程及机制分析以及功能评析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并对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群众运动思想的研究,尤其是对一些重要领导人的群众运动思想的研究也成为当前争鸣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群众运动的概念和特点

《辞海》对群众运动作了界定,“群众运动是指在新政党领导下,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具有较大规模和声势的革命、生产等活动。如中国的五四运动,建国以后的增产节约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等。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形式之一”[1]。《现代汉语词典》认为群众运动就是“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2]。叶青认为,群众运动是指有广大群众参加的有明确价值取向的、有强烈政治性的社会实践活动[3]。谭献民则认为,“群众运动,一般是指有组织有目的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4]。武宪熙等认为,群众运动是指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目的,通过有组织的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具有一定规模和声势,持续一定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按其性质可分为政治运动、经济运动和文化运动[5]。张海鹏等认为,群众运动是无产阶级政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发动的,由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具有一定的规律和声势的革命及生产活动[6]。赵淑梅认为群众运动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是社会下层成员参与政治,建构或改建“政治——社会秩序”的社会行动。但在中国,群众运动有其特殊的内涵,即由领导层为达到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目的而发动的有组织、有领导,有广大民众参加的革命、建设、生产及其他活动[7]。谷孝虎认为,群众运动是无产阶级政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目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加的具有一定规模和声势的变革社会或改造自然的自觉行动[8]。

国内学界普遍使用群众运动、政治动员、政治运动等概念来描述和分析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但是学界对于上述概念的使用大多是描述性的,经常混用且缺乏必要的辨析。杨玲、汪仕凯、李鹤文、萧超然、许蕾、朱中人、韦大林、于风政、吴毅、王蔚、潘鹤等都从自己的视角展开研究,但都不做区分的直接以政治运动的标签对1949年以来的政治生态加以定性。赵鼎新等通过引介和评述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有意识的导入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颇有见地。如此观之,群众运动、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之间的界限渐趋模糊。但是,群众运动、政治运动、社会运动是不同领域内不同层面的范畴,不加区分的草率应用相关概念对中国政治社会现实加以判断和分析并不一定可取。因此,相关概念范畴的廓清仍需学界同仁付出更大的努力。

赵淑梅认为群众运动具有参加群众的被动适应性、运动过程的极端复杂性、运动规模的不断膨胀性等特点[7]。周全华从其预设的逻辑起点出发,认为群众运动是政治参与、政治革命、政治统治的合一,群众运动具有集体性与广泛性、运动性与无序性、猛烈性与暴力性、主体性与动员性[9]。刘晋萍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领导的群众运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发生频率高、规模和声势大、社会影响范围广;群众运动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坚持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严格督促检查[10]。王虎峰则认为,我国群众运动具有规模大、力量强、激烈性的特点,尤其重要的是,群众运动是一种情绪主义的演进过程[11]。学界对群众运动特点的描述仍然停留在事实的堆砌上,大而化之,并没有深入挖掘出中国群众运动的特点,尤其是中国群众运动自近代以来的独特表征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

二、中国群众运动发生的原因

围绕中国群众运动的发生基础,学界展开了相关的原因分析。唐靖强调群众运动中的自危心态,以之为群众运动的一个心理原因[12]。赵淑梅以“三反”运动和反右派运动为例,认为群众运动的发生首先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方面缺少经验,法制也不健全,在解决问题时很容易沿袭之前的成功经验,同时,运动发动前的特殊国际国内环境也不容忽视[7]。谢晓峰以“文化大革命”为例,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国际形势进行了分析,从战争和革命的视角解释作为一场群众运动的“文化大革命”[13]。孙其明以整风运动为例,认为作为群众运动的整风运动的发动并不是毛泽东的“突发奇想”,而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和时代背景。同时,中国社会深层的社会心理因素和严密的政策传导体制也孕育了群众运动的发生[14]。李建方把群众运动的原因归结为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团体的行政化、服从与崇拜意识的盛行[15]。陈方猛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有助于群众运动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的解释。”[16]佘湘专门研究了从1949—1978年间中国群众运动的成因,他把中国群众运动的成因归之于社会历史之维、动员策略之维、毛泽东的个人因素之维[17]。美国学者詹姆斯·R·汤森和布兰特利·沃马克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群众运动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毛泽东重视和发动群众运动的反官僚主义动机是建国后不断开展群众运动的原因所在[18]。

三、中国群众运动的运作过程与机制分析

就中国群众运动的运作过程而言,唐靖对群众批判运动进行个案分析,归纳出群众批评运动的模式,认为群众批判运动一般都经过学习(文件)、检查(群众揭发批判和个人自我批判)、组织结论几个阶段。其中,群众的自危心态发挥着巨大作用[12]。就群众运动的过程而言,赵淑梅认为群众运动的开始往往以中央决策为标志,行政部门和宣传部门层层深入,在人民群众作为运动的主角积极参与之后,运动进入高潮,领导层通过不断的政策引导,收到预期的效果。但是由于群众运动的惯性,群众运动在这一阶段的失控状态,往往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7]。

同时,学界普遍认同中国共产党在群众运动运作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张海鹏等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指导是建国初群众运动得以健康进行的重要保证[6]。叶青从中国共产党如何动员和领导千百万群众参与一场又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着手,解析了群众运动中的动员机制,即“启蒙”与“唤醒”,以政治号召争取群众,同时,通过各级组织使群众运动深入到社会基层[19]。张昭国以中央苏区的群众运动运作模式为研究对象,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即,“启蒙”与“唤醒”,加强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组织及组织化生活,架构起群众运动发起的物质基础。同时,张昭国强调强化阶级斗争的氛围也是群众运动运作模式的特点[20]。另外,叶青补充了一点,即,实际运作中“前紧后松”,存在“矫枉过正”的动机,致使历次群众运动出现“左”的现象[19]。李建方从宏观上论述了群众运动的过程,以中央决策作为首要的一环,经过党和政府系统内的宣传,再辅之以层层部署的调控,最后以必要的清理整顿的方式收场[15]。

四、中国群众运动的功能评析

围绕着群众运动的功能,学界展开了热烈的争鸣。高继文从社会主义建设与阶级斗争性质的层面来理解群众运动的作用,认为群众运动的方式不足以支撑社会的发展。建设在客观上要求我们探索与之相适应的新方法[21]。王虎峰就群众运动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进行了剖析,以大生产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为中心,通过论证大生产运动本质是一场革命来维护群众运动不适合于经济建设这一普遍规律[11]。张海鹏等以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为分析对象,认为群众运动是建国初我党开展历次重大运动的有效方式,但同时指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不宜搞大规模群众运动,而应大力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这主要基于:第一,“搞运动”会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妨碍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第二,“搞运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众多社会矛盾[6]。

学界对群众运动的反腐败功效研究比较深入,周和平归纳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反腐经验,认为毛泽东主张“群众运动”,邓小平依靠“法律制度”,江泽民力举“科学机制”。周和平从反面论证了群众运动的局限性,他认为,“运动”反腐有两个弊端:一是不能解决“持久”问题,“运动不断,腐败不断”,就说明了这一点。二是不能解决“有序”问题[22]。裴育萍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分析,认为人民群众是腐败的最大受害者、最好洞察者、最终解决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探索新的人民群众治腐之路”[23]。张海鹏等认为反腐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因势利导,依靠和动员群众,有效地揭露腐败现象和与之作坚决的斗争[6]。汪松明对邓小平关于反对腐败不能搞群众运动的思想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浩劫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抛弃了政治运动老一套作法,在应靠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法制建设以遏制腐败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24]。肖克瑾认为,反腐败斗争应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检举揭发活动,最终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腐败问题[25]。

武宪熙等认为群众运动作为党建的一种方式,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初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对敌斗争、发展大生产、治理和解决党内矛盾的有效形式[5]。冯留建从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对治国方略的选择和创新入手,把群众运动和第一代领导核心联系起来,肯定了群众运动曾对革命与建设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是深深烙上了毛泽东个人印记的群众运动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26]。

五、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辨析

学界为廓清中国群众运动思想和群众路线之间的关系,曾发生过热烈的论争,这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

韩振海认为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有一定联系,从哲学上讲就是内容与其外在形式的关系。群众运动是我们党在一定历史时期贯彻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27]。肖克瑾同样认为群众路线不同于群众运动,走群众路线与搞群众运动是两码事。其最根本的一点是两者的依据不同。前者依据法律,属法治;后者依据政策,属人治范畴[25]。柳建辉在反思群众运动的基础之上,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群众运动的惨痛教训而否定群众路线,而应该在探索新形势下如何走群众路线,切实调动人民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新路子[28]。赵淑梅认为不能把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等同起来。群众运动是体现群众路线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一切问题[7]。

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也必然涉及党内主要领导人物对群众运动的认识,这是革命和建设时期群众运动得以发生的重要理论基础。不少学者从不同时期论述了毛泽东关于群众运动的思想,如陈方猛认为毛泽东群众运动的思想主要有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一切为了群众——这是群众运动的目的和出发点;二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群众确立为群众运动的主体;三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运动的组织方法。”[16]也有人研究邓小平“不运动”思想,或者把几代领导人关于群众运动的认识和做法进行比较研究,也出了一些成果,但系统地论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群众运动思想的文章还比较欠缺,因此,从思想史、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群众运动的思想和做法,应该是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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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7

A

1671-4970(2011)03-0012-04

2011-03-0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KS007);河海大学中央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0B12114)

唐经纬(1987—),男,湖南江永人,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