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远新

（兰州理工大学，甘肃 兰州 730050）

在神性与人性之间
——解读古希腊悲剧时代

万远新

（兰州理工大学，甘肃 兰州 730050）

古希腊的悲剧精神在神话、宗教、戏剧和哲学的维度同时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由神性（必然性）与人性的对立所构成的张力，并由此构成了作为一个时代的悲剧性的基本要素。悲剧的结束是因为人性的确立和神性的退位，并因此使哲学理论也同时缺乏了悲剧性的深度而日益变得世俗。

古希腊；神性；人性；悲剧

一、神话与神性：成就悲剧时代

古希腊时代曾是一个神话的时代。所谓神话，也就是话神、说神。在古希腊语中，神话（Mythos）的原意是“叙述”。因此，古希腊神话也就是古希腊人以文学形式讲述奥林匹斯山诸神的传说和故事。而这些故事，也就是《荷马史诗》所记述的故事，它们已经深入人心，从而使神话成为古希腊人们不可摆脱的生活方式。古希腊人在荷马的史诗中诞生、成长、直至死亡，他们“从最初的时候起，所有的人都向荷马学习”[1]，他们不需要什么深奥的理论，他们只需要相信那些长篇累牍的从童年起就知道的各种神话故事就足够了。在这个过程中，荷马所讲述的神的传说便在古希腊人中代代相传，而也正因为如此，荷马受到了古希腊哲学家克塞诺芬尼的批评。荷马的史诗，安排了诸神的秩序，而这个秩序，也成为信仰它的古希腊人们坚信的人间应有的秩序。宙斯的无与伦比的力量，成为了盘旋在古希腊人心头的神性的必然。这种对神的经验和坚信，成为古希腊人（公元前8世纪之前）感性背后深沉的背景，它们“乃是众神许下的愿，是众神最初的发誓，是他们（众神）许下的诺言，这个诺言作为最基本的认同来自于背景的最深处的声音。”[2]在那个时期，神性是人们生活之在的本性，神性充溢了古希腊人的心灵空间，成为了他们生活的真诚。

然而，那种深入古希腊人的心灵并成为他们生活方式的神性，对于古希腊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有一种比较容易被接受的解释认为，那以宙斯为基础的神性投射在古希腊人身上的，乃是一种命运的必然性，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一切在地上爬的东西，都是被神的鞭子赶到牧场上去的。”[3]因为有了神的存在，人们才能够依据神的名义合理地组织城邦，并于其中以公民的身份自由而有意义地生活。而城邦的“法律，也就是服从那唯一者的意志”[4]，它使城邦的生活遵循一种由神意安排的城邦的正义。这种神的意志的必然性，阿那克西曼德把它称做“命运”。他说：“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灭而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在时间的秩序中不公正，所以受到惩罚，并且彼此互相补足。”[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那些所谓以“自然”为思考话题的哲人们所真正经心的正是苦苦纠缠着他们的灵思的人的命运。

古希腊时代，在严格的意义上说，乃是一个悲剧的时代。神性与人性的痛苦交织，必然性的命运以及与其抗争的英雄的力量，成为古希腊悲剧时代最美和最强劲的二重旋律。而这种生命与神性的二重奏，其实远在古希腊多神的原始宗教中就已经出现了。

二、城邦与秘教：神性在宗教中的分裂

原始的对于神性的崇敬在人世表现为对神的宗教祭祀和教义流传。它首先表现为氏族中那些掌握着神的奥秘、并因此标志着这些氏族与某种神力具有一种特殊关系的祭司的职能。在古希腊城邦兴起时，这种职能转变为官方公共的城邦祭祀，并因此形成一种“公民宗教”。这种城邦祭祀以保护全体城邦公民的名义，把那种存在于遥远的奥林匹斯诸神中的必然的秩序，转变成智者们讨论的“真理”，虽然看似实现了“神性”向“世俗性”的转变，然而，公民大会的决议（或真理）与其说是由于公民的理性，还不如说是更多出于宗教的神谕。因此，决议的正义性——也就是所谓的“城邦正义”——仍然必须诉诸于传统的那种神性或必然性的“正义”，每一个古希腊城邦公民仍然无法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

而与此相反，在城邦祭祀之外，还有一些秘教社团，比如伊流欣努秘仪、俄尔甫斯教和狄俄尼索斯崇拜等，他们处于社会共同体的边缘，“致力于开辟一条通向希腊‘神秘主义’的道路，这种神秘主义的特点是追求与诸神更直接、更紧密、更个人的接触。”[6]虽然这些秘教社团的目的是使其成员享受与神直接沟通的特权，但是，这种对神性的追求乃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是一种基于个人自由选择——即对该社团的参与与否纯由自己决定——的宗教信仰。因此，这些秘密传授的“神”只是人们各自心中信仰的神，它与在城邦中那个支配着所有公民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必然性的公共之“神”全然没有关系。

“认识你自己”这句特尔斐神谕透露出了这两种对于“神”的认识的差别：“对于特尔斐神谕来说，‘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知道你不是神，也不要犯声称要成为神的那种错误’。柏拉图转述的苏格拉底从自己的角度重提这个公式，它要说的是：认识那在你之中，就是你自己的神。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尽量与神接近（着重符号为引者所加）。”[7]前者乃是城邦的“正义”之神，它高高在人性之上，人们无法企及，却又不得不受它支配；后者则反映了那些秘教社团的追求，向往与神接近，甚至与神一体，因为那神就是他自己！这种个人意志摆脱必然性束缚的企图，这种追求个人从公共的城邦生活领域解放出来的企图，为古希腊悲剧意识的诞生提供了原始的宗教起源。“因此，哲学在起源时（就）处在一种暧昧的位置上：从它的方法和灵感来看，它既像秘典传授，又像公共集会广场上的争论，徘徊于教派特有的秘密性和政治活动特有的对立论辩的公开性之间。”[8]“秘密”敞开了个人心灵（人性）的自由选择，而“公开”却逃不脱一种对于个人理性的遮蔽。

三、从“荷马”到悲剧：演绎神人之间

在古希腊的史诗和悲剧中，从《荷马史诗》到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到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古希腊的那种神性与人性对抗存在的悲剧意识经历了一个“神（命运）——英雄——人性”的嬗变过程，正是在这种嬗变中，我们看到，人类的生存状态逐渐由神性下降为人性，由必然性过渡到人的自由自觉。

在荷马史诗中，人是神手里的玩物，神安排并支配人的命运，宙斯既是神界的秩序，也是人间的正义，人类匍匐在神的必然法则下，忘乎所以，人类悲剧性生存也便由神而造成；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普罗米修斯虽然为人类带来了火种和智慧，但他终究逃不脱万能的宙斯的严厉惩罚而受尽无穷的痛苦，那冥冥之中监管着人类的众神，那变化莫测的必然的命运，总会让那些违背它的意愿的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充满智慧的英雄俄狄浦斯为了洗清自己“杀父娶母”的罪名而不断与命运抗争，尽管最终俄狄浦斯还是适得其反，遭到惨败，但其坚持不懈的反抗本身已经证明了人性的自觉和勇于承担灾难性后果的英雄气概；最后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中，“人性的自由自觉”便已成为了鲜明的主色调，大智大勇的美狄亚完全听命于她自己内心的价值取向，即使是杀人，也是为了她的宁折不弯的人格力量的高扬。

在以上这些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中，宙斯是神性的守护者，它代表那令人生畏的必然的命运和宇宙与人间的冰冷的法则；普罗米修斯和俄狄浦斯是英雄的代表，他们处于神与人之间，他们的斗争性越强，悲剧的色彩也就越重，因为他们正处于神性与人性冲突的焦点上；而美狄亚则已经是一位人间的英雄了，她已摆脱了神性的束缚，而真正成为了一个自由自觉的人！俄国史学家塞尔格叶夫曾品评三位悲剧大师不同的“命运”观念说：“照埃斯库罗斯的看法，命运接近于神性，照索福克勒斯的看法，命运是存在于人类之外的抽象概念；然而，照这第三位雅典伟大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的看法，命运就在人自己的身上。欧里庇得斯把命运与人底睥睨一切的激情看成一个东西。”[9]这个中肯的评说，反映了古希腊由神性向人性逐渐倾斜的悲剧演变过程，或可用来印证苏格拉底及其以前哲学的悲剧性时代背景。

四、处于悲剧时代的古希腊哲学

无论如何，从哲学上解读古希腊的悲剧时代，都是一种表面的结果，因为那种悲剧的生存方式，那种古希腊人在神的语言中在的状态，在哲学中都纷纷褪色，最后只留下干瘪的真理言说，以指示古希腊人曾经的光荣历程。然而，这个表面的结果，作为后来者的思想的牢笼，却也能生发许多构造体系的空间，从而使得哲学这们学科万世长青。因而，对古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解读，也便成为一个深刻的主题。

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据说是从海神夫妇那里获得灵感，从而提出“世界的本原是水”这个最初的哲学命题的[10]。这里隐藏着一种“一切是一”的思维方式，它虽然富有理性的特征，却仍无法脱离神的必然性的依托。由泰勒斯规定的那个“一”的必然世界，在阿那克西曼德那里表述为：“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灭而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11]而在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那里又分别表述为“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的“永恒的活火”[12]，以及被“强大的必然性把它用锁链从四面八方捆着”的冷冰冰的“存在”[13]。所有这一切，都对应于古希腊神话中那个相当于宙斯的神，他以神圣的必然性笼罩着整个世界，以令人窒息的命运压抑着每一个关注着人的生命的古希腊人，从而为古希腊时代制造了浓厚的悲剧气氛。

然而，自阿那克萨戈拉开始，这个必然的世界开始发生变化。虽然他的“心灵”也是必然而无目的的命运的代称，它也安排世界，推动世界，但它也同时具有了一种自主性的功能，从而带有了一种游离于必然性之外的轻灵，而正是这一点轻灵，使它足以能够从必然性的命运内部进行破坏，从而开辟出一片新的属于人的天地来，并最终启示了苏格拉底追求“善”与“美”的人的心灵和亚里斯多德追求基于人的理性的真理体系。

一旦必然性终于艰难地产生了它的对立面，古希腊的悲剧便由一种内在的“在”的深沉转变为外在表现的肤浅化，因为从神性降落到人性，虽然多了一些人的自主自由，但一种生命的承担与托付却也因此淡化了许多。自从那位“智者”派中最负盛名的人物普罗泰戈拉提出这样的一个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14]——之后，他便开始了用“人”本身驱走令人惴惴不安的“命运”的尝试，也因此开始了对古希腊悲剧精神的动摇。人性相对神性的过分张扬，使得人类对于那异于自身的大自然的探索和开发成为无尽的欲望，并因此使得科学独立于哲学，从而取得了其具有全球扩张本能的霸权地位；同时，自晚期希腊的斯多葛等学派对于个人感性尺度的片面张扬，再经中世纪黑暗的宗教压迫之后，在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策划下，又诞生了以个人主义为典型特征的所谓“自由主义”，哲学便从此丧失了古希腊时代那种对神性和命运的悲剧性的承担，而沦为人的理性的奴仆。这种理论的世俗化使得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日益变得浅薄和庸俗。因为没有神性的笼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私欲的膨胀下为所欲为，而没有必要在内心保持一种神圣的敬畏。这是不是一种时代的代价？

[1][3][4][10][12][13][14]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 商务印书馆，1981.

[2] 陈春文. 栖居在思想的密林中——哲学寻思录[M].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

[5][11] 古希腊罗马哲学[M]. 商务印书馆，1961.

[6][7]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 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M]. 三联书店，2001.

[8]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 希腊思想的起源[M]. 三联书店，1996.

[9] B.C.塞尔格叶夫. 古希腊史[M]. 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

[11] 尼采.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M]. 商务印书馆，1994.

Between the Divinity and Humanity——Interpretation of the ancient Greek tragedy of the times

WAN Yun-xin

The tragedy of ancient Greece was mainly embodied mythology, religion, drama and philosophy simultaneously. In this process, there always existed a spirit confronting with divinity and humanity, which was the basic factor of a tragic era. Humanity conquered divinity was the main reason of tragic end; also this made philosophical theory become secular because of lacking tragic.

Ancient Greece; divinity; humanity; tragic

I106.3

A

1008-7427（2011）02-0076-02

2010-12-01

作者系兰州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