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泽矿

（河南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系，河南 郑州 451191）

论《东方杂志》的教育批判意识

仝泽矿

（河南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系，河南 郑州 451191）

《东方杂志》创刊于清末新政时期，该刊对近代教育思想的传播极为重视，虽然不是教育专业刊物，但却利用各种渠道积极的介绍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对清政府办学堂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极力的批判，表现出了强烈的教育救国意识。

《东方杂志》；批判精神；教育弊端；清末新政

《东方杂志》是创刊于清末新政时期的一份综合性期刊，虽然不是教育专业刊物，但却利用各种渠道积极的介绍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绝大多数论者都是从社会改造的需要来认识教育问题的，把教育问题提升到振兴国家、振兴民族的高度上，教育救国意识非常的明显。强烈的批判精神是《东方杂志》教育思想的主要特色之一，清末新政时期由政府主导的近代教育变革弊端重重，《东方杂志》在倡导近代教育变革的过程中，为了教育近代化的成功转型，对各种教育弊端的存在表示了积极的关注。从以人为本，重在精神，不在形式的教育理想出发，他们对晚清以来教育现状的弊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今日中国之学校，皆无秩序之学校也，不独与东西各邦不同，亦且与古代教育之法不同。”[1]而这种强烈的批判意识也正展示了《东方杂志》论者关注教育救亡，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一、对学堂腐败的批判

教育需要经费，短时期开办如此多的学堂，更需要投入巨款。庚子赔款数额巨大，使清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同时，1901年后开始的新政以及其后的宪政包含编练新军、创办巡警、振兴实业等无不需要巨款，教育仅仅是其中之一项。清末中央与地方皆苦于经费极度短缺，当时上谕坦言：“国步艰虞，百废待举，而库储一空如洗。”[2]

为了筹措教育经费，各地纷纷开征各种名目的捐税，以致物价腾贵，民不聊生。与此同时，清王朝末年无可救药的制度性腐败同样充斥着刚刚起步的新式教育，学堂的经营者更是往往不得其人。《东方杂志》对这种情况极其反对，并予以深刻地揭露和抨击：“观乎今日之任教育者，非迂老无用之绅士，即浅陋无识之官员。”[3]这些人对近代新式教育并不了解，更严重的是他们往往视学堂为升官发财之地，校园中挤满了各种名目的总办、监督、提调、庶务、文案等，他们是以兴学为名，兴中饱之实，“一校之中，房屋、器具、饭食、仆隶、书籍，及种种开销既繁多，且强半之事物为内地人所不习之，遂得任意报销，恣其中饱，以经理学堂而起家者，已屡见其人，大率一校之中，总理教习司事等员，或以为娱老之方或以为威福之地，或以为殖产之计，各行其是，而教育一端，则全置诸度外。”《东方杂志》尖锐的指出：“故我国之学堂，养老院也，栖流所也，庞杂废弛，不可言状。开之七八年，徒见经理者，营家宅，置田产；执事者，妻妾肥泽，衣食温饱，而教成之学生，则杳然不知其何在！”[4]

实施新式教育的本意是改革，开通民智、振兴国家，但办学过程中无所不在的腐败则将本意良好的改革急剧推向失败。各地设立学堂，动辄加捐筹款，早已民怨沸腾；欲壑难填的贪官污吏们又把有限的资金塞进了私囊，加剧了社会矛盾并使之进一步激化。中国民众民智未开，对学堂本来就抱有很大的偏见，官方又一再以兴办学堂的名目开征各种名目的捐税，弄得民不聊生，更加加重了他们对学堂的仇视。于是直接予民以福祉的办学兴教，也同样引发了乡民普遍暴力对抗，而这直接诱发了1905年前后各地连绵不断的毁学风潮。《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地方官府为了凑足上面规定的学堂数目，以办学为名，增加多种苛捐杂税，激起了民变。农民们捣毁学堂，殴伤教员，江西、江苏、浙江、四川、广东等省均有发生。在社会各界纷纷谴责暴民愚蠢的时候，《东方杂志》对这种现象的发生的评论却较为公允，“愚民之毁学，固非有意与学堂为难，实由平昔官府之敲扑过甚，故藉此而一泄其忿焉。然则毁学纵为暴举，究其罪之所在，吾固不能为近日之官员恕矣……愚民毁学，其咎则全在于官吏。”[5]农民对新式学堂的不欢迎，是多种原因造成的，而地方官吏的借机敲诈、中饱私囊，无疑是直接的导火索。

二、对学堂奖励出身的批判

清政府在兴办学堂的过程中，反复强调“时事多艰，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为了从政策上引诱鼓励士子进入学堂学习，清政府逐渐开始对学堂学生予以奖励出身的政策。《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实施后，更是详细的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毕业的奖励细则。这一政策从表面看，确实有助于满足士人对虚荣的追求，有助于鼓励更多的士人进入新式学堂，但从更深的层次考虑，它把科举取士所形成的“读书—应试—作官”的思维定势、价值取向保存下来。学堂与仕途仍然混为一途，而这与新式教育的宗旨是格格不入的，学堂与留学是分科教授的，培养专业人才，而奖励出身，给与翰林院编修等职务，使得大多数人才无法发挥其才能。《东方杂志》对学堂奖励出身政策一直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有论者认为，“各省之设学堂，纷纷以毕业奖励为言，竟以此为诱导学生之具，是使学生永无自立之性，且与教育原理大相反背也。”[6]有论者指出学堂是开启民智、培养人才之所，并不是为培养官员而设，“学堂所以异于科举者何？在科举为造一般仕宦人才而设，学堂则为陶铸全国之国民，使皆得实地之生活而设也，若引全国国民而趋于仕宦，则何如仍科举之为愈矣。若以学堂为进身之阶，又奚怪乎顽固党人谓学堂为科举之变相也。”[7]

学堂奖励出身的政策在清政府内部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东方杂志》于二年十一期专门刊载了《御史陈曾佑奏请变通学堂毕业奖励出身折》一文。陈曾佑提出，废止科举后，必须“变通学堂毕业奖励”的办法，“盖从前八股试帖小楷，取士之弊，不过曰所学非所用而已。今学堂与仕进混合之弊，所学非所用，与前此正同”，他并从细微处列举了它的一些弊端，如：“按大学分科，……学农者为种植土化之事，学工者为机器制造之事，学商者为筹算贸易之事，学医者为解剖医药之事，学格致者为物理化学之事。其所学者如此，今乃一概用为翰林院编修检讨，不知所编为何书，所讨者何事，将尽舍其所学而从事于编检乎！”陈曾佑还强调说：“兴学非尽为求官也。国家最利之事，在人人皆知求学；国家最不利之事，在人人皆思作官。人人皆知求学，则各谋其本业，而天下以安；人人皆思作官，则各忘本分，而侥幸奔竞之风作矣！”[8]《东方杂志》认为陈曾佑的主张是很切中时弊的箴言。有论者对陈曾佑的奏折进行了回应，“上年陈曾佑御史疏陈，以名位官职分配学堂为非计，其言明切最得体要。”并且提出了真挚的劝告“从前科举之弊，误在诱之以利禄，今以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所以示士子之趋向，万不可再涉此意。”[9]

在官方的诱导下，加之以传统读书入仕观念的根深蒂固，就读于新式学堂的学生有相当比例并非以求学为宗旨，而是为另一形式的终南捷径。《东方杂志》对此也给与了关注和批判，“故今日之学，皆趋时之学也；今日之学生，皆溺于俗尚之士也。”广大学生为钻营利禄之思想，“故所学趋于简陋，不暇深求，而营求禄利之思想，遂深中于学子之心”，“所肄各学科均便于速成也，均可持以获利禄也”，非如此皆视为无足轻重。以积极倡兴学堂为目的的《东方杂志》论者们对此表示出了深深的不安与担忧，他们谓然感叹到，如果按照这种教育趋势发展下去，即使人人能够入学，教育得以普及，“亦不过养植数百兆喻利之小人，何益于学术，何益于国家？”[10]对学堂奖励出身政策的大力批判，也突出的表现了《东方杂志》对待教育发展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

三、对留学教育弊端的批判

清政府不仅在国内广兴学堂，而且还向国外派遣大批留学生。以日本为例，1900年以前，只有几十人，而到了1906年高潮时，官费、自费学生激增至八千余人。与兴办学堂一样，在派遣留学生的过程中，也流弊百出。《东方杂志》是支持优秀青年学子出洋游学的，但对留学过程中的种种弊端也并不回避，并进行了针对性的批判。官方在奖励学堂出身时，对留学生更为重视，当时出洋游学，归来后较之国内学堂待遇更为优厚，“回国后尤宜破格奖励，立予擢用”[11]，而科举废除后，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道路既然被堵死，更促使不少人以出洋留学为作官进阶的捷径。

留学人员庞杂，有的冒名顶替，有的目不识丁，《东方杂志》揭示到：“近且有目不识丁之辈，留东瀛数月，以数金买得证书，遂可雄张于新学界者矣。”[12]以留日学生为例，有的“所入学校屡迁，所习之业无定。争学费则一省以一省为例，补学额则一府与一府为仇。甚至奸窃之案，亦见不一见。贻笑外人，莫此为甚”。[13]为此，就连出使日本大臣也不得不急切要求清廷，“严定选派留学生章程”。《东方杂志》认为此种留学弊端不仅仅存在于留日学生，留学欧美学生中间也很为普遍，“四川派往美国学生二十三人，中有目不识丁者，乃川中机器局工匠也。耗财辱国，莫此为甚。以现今筹款之艰，而留美学费约需十万，以有用之财，滥派此等愚鲁之辈，将来收效，已可预料。”[14]

在对种种留学弊端进行批判的同时，《东方杂志》对如何改善这种局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难能可贵的是，该刊并不因为种种弊端的出现，就轻易的否定游学，“此非游学之咎也，送游学者不择人之咎也。”然而如何改善这种状况呢？《东方杂志》对此进行了合理的分析：“今至简易之法惟有一端，即送游学时必确知其人所修之业目，今所到之程度，在本国学堂无可肄业者，然后资之以往专门之处，尽其学而后返，如此，则送一人即有一人之效。”在赞同留学的同时，《东方杂志》对于留学也并不盲目，认为不应过于迷信游学，特别是部分文化程度过低的，迷信留学是达不到教育的目的的，对于“其一无根底者，则皆留之在本国读书，而本国学堂，则不可不力求整顿”[15]，《东方杂志》强调在严格考核留学条件的同时，大力发展本国学堂更是重中之重，也更是刻不容缓的，只有本国学堂办好了，再从中选拔优秀者留洋深造，才会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总之，《东方杂志》在对种种教育弊端展开批判的同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上述弊端的存在仅仅是表象的，外在的。中国近代教育的根本危机在于传统教育精神已经枯萎、沦丧，而新式教育精神又未确定，整个教育就处于毫无目标的真空状态。为此，《东方杂志》急切的呼唤社会重新铸定教育宗旨，“教育不可无宗旨，教育之理一，而宗旨万殊，惟有宗旨，斯成教育…… 中国兴学数十年，而迄无少效者，正由不知定宗旨耳。”[16]正如有论者所强调：“今设学既无宗旨，则其结果，则必成以非驴非马之象，即使普及，何所用之？”[17]只有重新铸定适合国情的教育宗旨，振奋民族精神，才能走出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弊端。

[1][3][4][5][6][7][8][9][10][12][13][14][15][16][17] 论中国古代教育之秩序[J]. 论教育之不能普及[J]. 论学堂之腐败[J]. 毁学果竟成风气耶[J]. 论设学部办法[J]. 强迫教育私议[J]. 陈曾佑. 御史陈曾佑奏请变通学堂毕业奖励出身折[J]. 田吴炤. 游历欧美考察教育意见书[J]. 论中国教育之弊[J]. 哈笑. 学校贡举私议[J]. 杨密. 出使日本大臣杨密陈游学生在东情形并妥拟办法折[J]. 四川派赴留美学生[J]. 论游学不可太滥[J].论设学部办法[J]. 论教育之不能普及[J]. 东方杂志，1—4卷.

[2] 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五）[M]. 中华书局，1958.

[11] 陈学恂主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上册）[M].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On Education Critique Awareness i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TONG Ze-kuang

The Eastern Miscellany was started in the New Deal Period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focused on the transmission of modern educational ideology. Although not a professional educational magazine, it introduced advanced western educational ideas into China by all means, criticized the Qing government’s malpractices in running roqdans, and showed a strong awareness to save the nation by educa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critical spirit; malpractices of education; the new deal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C913.4

A

1008-7427（2011）02-0062-02

201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