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友福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泉州 362411）

□古代文学

八股结构模式的借鉴意义

董友福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泉州 362411）

长期以来，人们将“八股文体”与“八股考试制度”混为一谈，并给予普遍的讨伐。其实八股文的“起、承、转、合”章法，是古人对于议论文体的结构模式和行文思维逻辑的高度概括，具有写作意义上的典范性和严谨性。借鉴其写作方法进行模式化训练，对议论文写作的初学者而言，是一条简捷的入门途径。

八股文；章法；起承转合；模式；思维；意义

八股文是一种综合散骈两种文体为一身的科举考试专用文体。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难免与科举制度沾亲带故而被异化。长期以来，人们将“八股文体”与“八股考试制度”混为一谈，视之为“败坏天下之人才”的罪魁祸首，让其代政治制度受过而沉冤百年。历史事实证明，科举制度腐朽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采用八股文作为考试文体，而是在于制度本身。不采用八股文而采用“九股文”或其它某种文体，并不能让科举制度变得更为合理。文体毕竟只是一种格式，一种表达形式。明清两代的文坛并不寂寞，尤其是清代散文创作，流派纵横。两代的知识分子、学者和行政官员，大多是由写八股文训练出来的。大批嘉惠当时、服务百姓的能杰干臣涌现，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八股文的模式化训练对写作能力及思维能力的培养并非毫无裨益。

一

八股文最主要的特点是内容上要求“代圣人立言”，阐述“四书”、“五经”的所谓“微言大义”。形式上则必须按“冒、原、讲、证、结”结构行文，其中包含较为固定的对仗规定。

所谓的“代圣人立言”，就是要求模拟儒家祖师的口气去发表议论。八股文的题目出自于《四书》。它的出题范围虽然限制于《四书》，但形式却五花八门。可以是《四书》中的一个字、两个字、半句话、一句话、几句话，也可以是其中的一节、一章，甚至可以是截搭的形式，也就是从《四书》中截取不相连的两段文字搭接成题。“遵经守注”是权衡八股文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考生须以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解经立说的范本。因考题往往只摘取《四书》中的一句或者数字，考生首先要对经书和朱注烂熟于心，不仅要熟记经典的正文，还要熟记朱子的每条注解。其次，考生要对孔孟之道、朱子之学透彻领会，既知原文是什么意思，还要揣摩字句之间的逻辑关联，然后才能代圣贤立言。再次，考生要有较强的思维能力和较高语言表达能力。考生要在全面把握和深入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揣摩古人的思想和语气行文，把自己所理解的内容用雅训的文辞，在严格固定的程式中表现出来。

对八股文持批判态度的人，首先就抓住其“代圣人立言”的辫子，攻击其僵化迂腐。其实这是八股文最大的冤屈。对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过程，应该是实事求是的过程，才能逐步接近事实真相，对八股文这种特殊文体的研究也不应该例外。

“代圣人立言”是考风所致，与八股文的文体并不相干。因为皇上、考官爱看“代圣人立言”的文章。而写八股文的读书人又是借之为仕途的敲门砖，自然就要看上者行事了。如果文章离开了这一纲领，哪怕文法再合乎规范，也会被批作怪文而弃之。从这个角度说，“代圣人立言”如果有错，也不是考生的错，更不是八股这一文体所应承担的责任。再说，如果一定要将此特点视为八股文的专利，那么古往今来，各种体裁的八股文也就数不胜数。一代文豪郭沫若，其晚年的封笔之作《李白与杜甫》，可以算是一部长篇的八股文，受到广泛訾议。此作是郭沫若就毛泽东晚年“扬李抑杜”的态度的具体阐发。为了贬低杜甫，一向治学严谨的郭沫若，却将学术研究当作政治的附庸，严重偏离学术常理。但如果将此荒诞不经的事情，如放在“文革”时期具体的语境里去考察，一切会显得那么自然，甚至可以说是历史与时代的必然。

再进一步说，“代圣人立言”也不是明清统治者昏庸的选择，而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一种文化智慧。

八股文与儒学密不可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儒学即定于一尊。到了明清两代，孔子的地位又有了新的提高。明太宗称孔子之言是“真治国之良规，万世之师法也”。乾隆更直称《四书》“道统在斯，治统亦在是矣”。儒学是明清统治者安邦治国最重要的思想理论。

因社会风尚日益衰颓。明清统治者试图用儒学从根本上“正人心”、“振纲纪”，防范和解决社会危机。如何让民众对儒学理论的学习成为自觉行为，这需要有一种文化机制。这种机制既要有理性的吸引，又要有利益的驱动，而这两者的最佳结合，无疑就是科举考试了。用八股文来解经原道，并将这种形式纳入科举考试，以此杜遏异端邪说，控制思想，使一代代踏入仕途的管理者具有修、齐、治、平的修养，从而能够“化民成俗”，以维持和巩固传统的政治体制。这是明清两代统治者的目的，也是他们的智慧。

将儒家经典作为科考的标准文本，本意是通过这种制度性的手段，统一思想，消除异端邪说，借以强化统治人才的道德品质，进而维护社会的体制和秩序。但“独尊儒术”，甚至将标准文本明确圈定在《四书》和朱子之学，这所产生的效应却是双刃的：一方面，思想上的专制，达到了“社会的凝聚要求适当地建构核心模式，以向更大的受众传送”[1]的初衷，为保持国家统一安定，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儒术的思想独霸地位，使得社会的主流观念失去了竞争性的解释，因而缺乏内在的发展动力而日益僵化。明清时期，要求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的社会思潮冲击着整个社会，正统的儒家道德观和价值观受到极大挑战。“代圣人立言”的八股文成了思想控制与反控制的关注对象之一，自然也就惹来了栽赃与诽谤。这是它之所以遭到长久和普遍讨伐的主要原因。

二

八股文的“冒、原、讲、证、结”的结构，被沿用了近五百年，成了顽固不化的模式，这也是其被人诟病的原因之一。

八股文在结构上讲究“起、承、转、合”，通常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比、出题、中比、后比、束比、收结”等组成。

破题中的“破”就是解开、分析的意思。在文章的开头用两句话点明题义就叫破题。因为“破题”仅用两句话概括，紧接的“承题”就要承接“破题”对题义进一步引申和发挥，使题意更具体明白。“起讲”就是开始进入议论的意思，进一步论述题义成立的根据或说明题目内容的背景。“破题”、“承题”、“起讲”合起来统称为“冒”，都属说明文章的题意部分，也可以说是文章的第一部分。

“入题”也称“领题”。因为八股文的题目是从“四书五经”中摘录的文句，题目本身只是向考生提供摘录的出处信息而已，而作者所阐述的论点即题意是根据摘录文句所在的全文或语段的文意引发而来的，所以就要在“入题”中阐述经文所表达的本意，也就是“原经”，这是文章的第二部分。

“起比”与“中比”、“后比”、“束比”合为“四比八股”，每比都是由两股词性、平仄相对的排偶句组成。组成“四比”的“八股”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其中“起比”是考生展开论述的开始，内容以总论虚说为主，既要点出题意又不要为后文留下论述的余地；“中比”是全文重点，要对题意作正面论述，围绕“为什么”全面展开；“后比”是对“中比”的补充，往往通过联想拓宽题意，或发表感想将题意说尽说全。“束比”用以总括并回应全篇。八股文中的“四比”是骈体，而其它则是散体，由于“四比”是八股文的主体，所以八股语言的主体是骈体[2]。在“四比”中考生要引用古书上的话或者别的事例来论证，也就是“讲”，“证”，属于文章的第三部分。

“出题”起过渡连接作用，用一句或几句散句由“起比”的正面论述引出“中比”、“后比”的分论题，让议论内容进一步深入。

“收结”就是对全文大意的回顾总结，使整篇作品经脉相通，有整体感，是文章的第四部分。

八股文的篇章结构方法并不是死板固定的，根据题目和主题的不同可以有许多的机巧变化，如八股也可以写成四股或六股。八股文全篇的四个部分，有着密切的内在逻辑联系。王凯符说：“统观八股文各部分之间要有内在联系，全篇文章的逻辑关系要清楚，要讲究‘起承转合’”[3]。

其中“破题”是“起”， 即提出论点。“承题”、“起讲”与“入题”是“承”，即承接论点加以论述。“四比”是“转”，即转说开去，“转”可分为多种情况：由正面论述转入反面论述的“反转”；由反面论述转入正面论述的“正转”；由正面论述推进转入更深一层意义论述的“进转”。“转”其实是结构上的跌宕和作者思路的转换。“收结”是“合”。

“起、承、转、合”之说，其实是古人对于议论文体的写作章法的高度概括。如果将八股文的结构与一般议论文的论述步骤相比较，“冒、原、讲、证、结”的程式要求其实就是“提出论点、论证论点、得出结论”三个论述步骤的具体化。“起”就是“提出问题”或点出主题；“承”是对主题的承接进一步展开论述；“转”是转变话锋，是对主题的更深入论述；“合”是在结论部分再一次回归主题、肯定主题，作出结论。对于“起、承、转、合”章法的正确运用，不仅能使文章有明显的条理性和整体性，而且有利于形成跌宕起伏的论说气势。有些习作者的文章之所以条理不清，其根源就是作者缺乏章法方面的基础知识及训练，在全文布局上缺乏通盘考虑。

启功先生说：“其实‘八股’是一种文章形式的名称，它本身并无善恶可言。”“由积弊而起的谑谥，不但这种文体不负责，还可以说它是这种文体本身被人加上的冤案。”[4]

一些闭着眼睛胡乱批判八股文的人，往往抬出蒲松龄、曹雪芹在仕途上的遭遇，无端恶骂它形式僵化败坏人才。其实品评者本身的思维逻辑就值得推敲。首先八股文是钦定的考试文体，这种文体与时下的公务员选拔考试的申论是异法同果、殊途同归。从文体特点来看，它不是小说、诗歌的“情感之文”（梁启超语），而是特定的一种议论文体写作，在写作者的素养结构中，以逻辑思维为主的理性思辨能力是占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感性的形象思维。从八股文的考试功能看，它是以行政能力为主要考核点的选拔性考试，选出来的人才首先必须有较强的分析、综合、判断和推理的思维能力。像以感性思维见长，经常梦见狐狸精的蒲松龄，其实做官未必合适，让他屡次不第，退而一门心思在家中画鬼写妖，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蒲松龄可以说是幸运的，至少一部《聊斋志异》让他名垂青史。当然还有许多不幸的“蒲松龄”被历史所淹没，那也是社会制度本身的弊端所致。著名作家韩寒也没参加当今的科举考试，但当今的社会机制为他提供了名扬天下的机会，如果退回明清时期，韩寒也可能是第二个蒲松龄而悲叹一生。

三

八股文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各类文法中最为繁杂的一种。当科举成为民众通向仕途的独木桥时，考生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必然会潜心于考试技法的研究。考生做的都是同一个题目，如果千篇一律而无标新或立异之处，文章自然无法获得阅卷官的青睐，考生自然就要在技法上下功夫。清末八股大家俞樾对此深有感触：“命意”要深入，高人一着；“立局”要巧妙，出人意外；“造句”要精卓，字字珠玑。只有这样，文章才能引人入胜，动人心魄，使阅卷考官爱不释手。再者，官方为了考出应试者的“水平”，在八股程式中不得不加上许多繁杂的要求，字数要固定，句子多少也要固定，句法必须用固定的虚词，全篇必须用一定的骈、散文字，哪里要“入口气”模仿古人口吻，哪里要由自己现身说法用自己话。诸如此类的限制是法定的程式，这就是常说“功令”。“功令”是官定的考试法规，考官及应试者都必须严格遵守，严重违背者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然而正因为八股技法的繁杂，才使它具有了某种“精确度”，这种“精确度”在特定文化背景下，能够实现评文、衡人、选才的功能，这也是八股文之所以得以长期沿用的主要原因。许多鸿儒硕士是由八股文锤炼才得以成名成家则较能说明问题。江国霖云：

制义者，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要其取于心，注于手，出奇翻新境最无穷。心之所造有浅深，故言之所指有远近；心之所蓄有多寡，故言之所含有广狭，皆各如其所读之书、之分而止。（江国霖《制义丛话序》，引自梁章钜《制义丛话》卷首）

江国霖认为，八股文作为一种命题性的科考文体，不仅可以较全面地考查出考生的构思和写作能力，并能有效地反映出其先天之分、后天之学。因此，八股文用于科举考试，作为衡量举子的“标尺”，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

如果抛开八股文繁杂的功令程式不说，而从文体的基本架构考察，八股文的“起、承、转、合”章法却是作文和审美规律的高度概括，具有写作意义上的典范性和严谨性。语言学家张志公说：“无论“冒、原、讲、证、结”还是“起、承、转、合”，定成死板的公式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理解为一般议论文的结构特点，则是基本上符合事实的。”[5]周作人更是将其上升到“中国文学的结晶”的高度来评价：“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6]

中国文学史上许多经典之作，都有“八股”章法的身影。如果以“八股”章法来分析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就会惊喜地发现，它暗合着“起、承、转、合”的内存行文逻辑。

《岳阳楼记》全文共有六个自然段。首段破题，叙写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属予作文以记之”的写作缘由。次段为承题，写“岳阳楼之大观”在于洞庭湖的宏大气象背景。“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一句则是过渡，由洞庭湖的景象描写过渡到下文的情感抒发，此句属“起讲”部分。前两段是题前部分，以下转为正题。三、四段两段，作者借景抒情，创造出一悲一喜的意境。第三段连用霪雨、阴风、浊浪、星隐、山潜、商断、船翻、日暮、虎啸、猿啼等十个恐怖的形象，然后推出“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伤感情境；第四段连用春风、丽日、微波、碧浪、鸟飞、鱼游、芷草、兰花、月色、渔歌等十个美好的形象，推出“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的快乐情境。第三段中“霪雨霏霏……虎啸猿啼”与“则有去国怀乡……感极而悲者矣”是顺承关系；第四段中“至若春和景明……此乐何极”与“则有心旷神怡……其喜洋洋者矣”也是顺承关系。第三整段与第四整段构成“一悲一喜”的鲜明对比，两段文句之间相互对仗，相当于八股中的“比”文。第五段是文章的高潮，相当于八股中的“后比”。如果说三、四段中“一悲一喜”情感反应是凡人的情感常态，那么作者所追寻的则是超凡脱俗的“古仁人之心”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一种超出物质利益的诱惑，超出个人私念的喜悲：“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借之道出了为人、为臣的本质的理性的大美。三至五段是章法中的“转”，是八股中“四比”的浓缩，第六段则是八股中的“收结”，也就是章法中的“合”。作者轻带一笔转回到记“事”：“时六年九月十五日”，照应文章的开头。不仅《岳阳楼记》全文是按“起、承、转、合”章法展开的，文中的主体部分即三至五段也暗含着“起、承、转、合”架构。三、四两段中均以所叙之景“起”，以所抒之情“承”之，两段合则与第五段形成“承、转”关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是其中的“合”。

这篇文章的核心，是阐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理。但范仲淹如果突兀地道出这一个理，就不会有多大感染效果。通过景、情、人的“起、承、转、合”，《岳阳楼记》则成了一篇千古不朽的“八股”范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成了成为千古传颂名句。

四

之所以说“起、承、转、合”具有写作意义上的典范性，不仅在于按此章法行文，能使文章形成跌宕起伏的论说气势，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是因为其间蕴含着严密的逻辑规律。季羡林先生在《漫谈散文》中说道：八股文“同世上的万事万物一样，八股也要一分为二的。……从布局结构上来看，却颇有可取之处。它讲究逻辑，要求均衡，避免重复，禁绝拖拉，这是它的优点。”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则从逻辑思维的角度评价道：“语言文章之功，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7]

任何文体的写作，外在的语言表达与内在的思维活动是互为表里的。写作构思的过程其本质是作者思维的过程，是作者在意念中形成的对未来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总的构想。“起、承、转、合”的章法结构，实质上是作者认识客观事物的内部规律和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思想脉络的体现。

清代刘熙载《艺概》卷六《经义概》是专讲八股文作法的。他认为，如果“起、承、转、合”所体现的还是章法的表层规律的话，那么“原、反、正、推”四法，则是推演出这一章法的内在逻辑思维方法。他说“昔人论布局，有原、反、正、推四法；原以引题端、反以作题势、正以还题位、推以阐题蕴。”[8]“原、反、正、推”四字，用现在话说：“原”就是先说出题目的原始话头，“反”就是再立起原始话头的对立面，以建立论证的形势，“正”就是正面阐述题意的本位，“推”就是进而推论题目的全部内涵，充分发挥。因为事物或者事理的属性总是相对地存在。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离不开一定的参照比较。认识的过程，总是由一面到多面，由外观到内涵，逐渐深入，逐渐明白的。这一过程，有深有浅，有曲有折。当认识达到一定程度后，再用语言文字将其表达出来，很自然地要遵循这一法则。八股文在众多的章法中，最强调“比”。形式上，上下两股形成排比，在内容论述上，要形成比较。这就要根据题意来思维剖析，找出它的各种对立面，或相反、或相成、或映衬、或交替等等。刘熙载对“比”也作了专门的论述：“对比”共有七法。即“剖一为两、补一为两、回一为两、反一为两、截一为两、剥一为两、衬一为两”[9]。又说：“柱分两义，总须使单看一面则偏，合看两比则全。若单看已全，则合看为赘矣。”[10]这里所说的“剖一为两”、“反一为两”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分为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是论述时，或分两面说一个问题，或作补充，或说其因，或说其反面，或分成两个层次，或说明其表里，或找一个照映陪衬。

众所周知，作文有法，而无定法；常法则有，定法则无。对八股文的借鉴，它在教学中的作用就只能是个“常法”，而非“定法”。如果教师把它当作是大体上的“框架”，而不是毫无灵活性的死“规”死“矩”。学生按着这个“基本模式”来作文就可以从模仿入手，很快进入写作之门。反之，如果把它当成了作文不可移易的“定法”，即使学生已经入门，却还让他们墨守成规，不许越雷池一步，那么，它肯定会束缚他们的创造性，变成学生发挥的桎梏。

国学大师梁启超主张将文章划分为记载之文、论辩之文、情感之文三大门类。“情感之文，美术性含的格外多，算是专门文学家所当有的事，不必人人都会。”对于记载之文和论辩之文这两种应用性质的文章，他认为：文章做得好不好，属于巧拙问题，巧拙关乎天才，不是可以教出来的。而如何做成一篇文章，这是规矩范围内的事，是极平实简易且经过一番分析有途径可循的，是可以教可以学的。应“根据科学方法研究文章构造之原则，令学者对于作文技术得有规矩准绳以为上达之基础”。“懂了规矩之后，便有巧的可能性”[11]。八股文的“规矩”其实就是文章构造重要原则之一。

张志公认为，将八股文的练习方法视为一种语文教育的方法，“要求初学者熟悉并且掌握议论的基本步骤和基本方法，还是需要的，对于初步培养学生的思维条理也是有益的”[12]。八股文的“基本模式”实属初学者最佳的桥梁与中介。有了这个桥梁和中介和没有这个桥梁和中介，其学习效果是大不相同的。有它则快则易，无它则慢则难。八股文虽然消亡了，但它的基本步骤和方法对我们今天练习写作议论文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1][英]马克斯·H·布瓦索.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M].王寅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192.

[2][3]王凯符.八股文概说[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15、12.

[4]启 功.说八股·引言[M].北京：中华书局，1994.1.

[5][12]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142、143.

[6]周作人.看云集·论八股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77.

[7]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317-318.

[8][9][10][清]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76-1 77.

[11]夏晓虹.梁启超文选·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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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3 652（2011）05-0063-0 5

2011-06-26

董友福（1971- ），男，福建泉州人，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语文教育及课程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何 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