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超

（长江师范学院，重庆 408100）

□西南民族文化研究

秦汉时期枳地军政稽古录

曾 超

（长江师范学院，重庆 408100）

秦汉时期，秦汉中央政府积极开拓，使得枳地历史更加多彩，枳地文化更为丰富、绚丽。这里仅仅勾稽秦汉中央政府在枳地的主要军政大事要事。

秦汉；枳地；军政；稽古

秦汉时期，汉文化虽然大量移入，但是枳地巴人仍然是该地域文化生成、创造的重要力量，他们在秦汉中央政权的治理下，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极为生动的画景，使得枳地历史更加多彩，枳地文化更为丰富绚丽。

一 二元治枳

所谓二元制枳，主要是指秦汉中央政府在枳地所采取的两种治理体制或管理方式。其一是通过设立郡县制，以加强对枳地的直接管理；其二是充分利用枳地的蛮夷君长以临蛮夷。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分别在蜀地设立蜀郡，在巴地设立巴郡。其中涪陵枳地隶属巴郡为枳县。公元前280年，秦军攻灭枳巴政权，最终夺取黔中，于黔中之地设立黔中郡，治今重庆彭水。根据文献记载，秦至两汉中央王朝曾先后在西南夷地区设置过黔中郡、武陵郡、犍为郡、牂牁郡、涪陵郡。县有且兰、镡封、鄨、漏卧、平夷、同并、谈指、宛温、毋敛、夜郎、毋单、漏江、西随、都梦、谈藁、进桑、句町、僰道、江阳、武阳、南安、资中、符、牛鞞、南广、汉阳、邬、朱提、堂琅、涪陵、丹兴、万宁、汉平、汉髪、平都等。考其地理疆域，其中，黔中郡、武陵郡、涪陵郡、枳县、涪陵县、丹兴县、万宁县、汉平县、汉发县、平都县等郡县均与枳地密切相关。同时，还有涪陵属国、涪陵镇等的设置。

以郡县设置为基础，秦汉中央政府在枳地积极推行有效的治政，以加强对枳地的管理。这种治政，学术界或称为初郡政策，或称为郡国并治政策，或称为土流并治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故俗为治；第二，轻赋税；第三，开通道路；第四，移民实边；第五，厚赐缯帛；第六，选派廉吏；第七，发展经济与文化等[1]。

同时，鉴于枳地广大地域的社会实际，秦汉中央政府联合当地一些有影响的方国首领和贵族共同治理，但是并未废除这些首领的统治权力，并不剥夺他们的统治地位，也并不改变原有统治方式，即“以其故俗治”或“故俗为治”。因此，在枳地，秦汉中央政府将归附的方国首领大者封为王，小者封为侯，更小者封为君长、邑长、邑君等。这使得秦汉中央政府保留了巴地蛮夷君长的政治地位，目的是充分利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强化对枳地的控制。据洪适《隶续》所载《东汉繁长张禅等题名碑》就有“白虎夷王谢节”和“白虎夷王资伟”。这里，白虎夷王实即巴人之首领。据考察，春秋时代，白虎夷王资伟把资邑改为资国，废除侯爵，自称国王，白虎夷王谢节也做过资国国王。在四川新繁县清流场附近，世传有白虎夷王资伟的陵墓，广汉市有资伟山，资阳南郊天台山又叫资山，沱江也叫资水。资国东界巴国，南拒夜郎、青阳，西望邛都、丹国，北邻蜀国，方圆五百里。从秦汉至魏晋，史册多见巴夷王、賨侯、賨邑侯等，其实也是巴人的首领，如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等。对此，史籍多有记载。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二十年（215年）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于是分巴郡，以（朴）胡为巴东太守，以（杜）濩为巴西太守”。

《通鉴》卷67云：以任约为巴郡太守，与此作袁约异。胡三省注《通鉴》云：“板楯蛮渠帅有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此所谓七姓夷王也。其余户岁入賨钱口四十，故有賨（邑）侯。”

《华阳国志》记载：“建安二十年，魏武以巴夷杜濩、朴胡、袁约为三巴太守。”

《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曰：“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率种落，共举巴郡，以奉王职。……胡、濩皆享万户之封，……胡、濩子弟部曲将校为列侯，将军以下千有余人”[2]。

巴人蛮夷君长的存在，更有文化实物可估证。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前后，重庆奉节县南岸甲高坝双河口农民耕地时，从地中掘出一个大铜洗（形似浅盆），洗内装有“汉归义賨邑侯金印”一颗，汉五株钱万余枚。县廪生刘家佑（字保卿）得知后，以数斗米换得。解放后，此金印被重庆市博物馆收藏，该金印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1935年编写的《云阳新县志》卷22记载了此事。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等书均记载了此印。“汉归义賨邑侯金印”，方形，驼纽，高2.5厘米，边长2.3厘米。字体为汉篆阴文。符节印玺，年代为西汉。对此，人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邓少琴在《巴蜀史迹探索》中指出：“汉归义賨邑侯”金印是地方文物中极富有研究性的珍品。任乃强认为，“汉归义賨邑侯金印”属“曹操所颁给的三賨王印”。

1972年，又在雅安市发现的“賨侯之赆”铜印，印面2.3-2.4厘米，印文篆书白文：“賨侯之赆”。印章的四角有磨损。“汉归义賨邑侯”金印和“賨侯之赆”铜印虽然其发现之地不在枳地，但是它足以说明秦汉中央政府保留巴地蛮夷君长特权的普遍性。

总之，秦汉中央政府一方面确实在巴地推行郡县制，另一方面也确实保留了巴地蛮夷君长的某些特权。其在枳地亦不例外。在枳地虽然没有关于枳地蛮夷君长的明确记载，也没有关于枳地蛮夷君长的文化遗物，但考虑到秦汉中央政府对巴地政策的一致性，应当说枳地与巴地是一致的，毕竟枳地隶属于空间更为广阔的巴地。因其如此，所以《涪陵辞典》“巴枳文化”条云：“春秋战国时期，活动于巴渝地区的巴国人，枳地曾是其先王陵墓所在地。楚子灭巴，作为巴族政治中心的历史虽告一段落，但包括巴族在内的巴民族共同体的不少居民仍滞留在枳地，一些大姓仍于秦汉时在其内部称王”[3]。

二 筑台念清

公元前221年，枳地得到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青睐，特地为巴寡妇清建筑“怀清台”以示纪念，成为枳地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要事。对此，《涪陵市志》和《涪陵辞典》均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涪陵市志》“大事记”云：“秦始皇帝嬴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诏令巴郡郡守为巴寡妇清筑‘怀清台’”[4]。

《涪陵辞典》“涪陵大事要览”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始皇诏令巴郡郡守为巴寡妇清筑“怀清台”。

《涪陵市志》“人物表”收录有“巴清”辞条，云：“巴清，即《史记》中的巴寡妇清，秦代巴国人。承祖业，开采贸易丹砂，积累家产无数，名显天下。秦始皇下令为她筑‘怀清台’。唐代《括地志》载，怀清台在涪州永安县东北七十里”。

《涪陵辞典》“巴清”条云：巴清“即《史记》中的巴寡妇清，秦代巴国人。承祖业，开采贸易丹砂，积累家产无数，名显天下。秦始皇下令为她筑‘怀清台’。唐代《括地志》载：怀清台在涪州永安县东北七十里。按此，怀清台应在今涪陵区境内。据（清）李元《蜀水经》等记载，中峰寺（在今义和镇塔石村境）是其台址”。

《涪陵辞典》载“怀清台”辞条，云：“在涪陵城西24千米长江北岸、义和镇塔石村境中峰寺山顶。相传此地乃秦始皇为巴寡妇清（参见人物‘巴清’条）所筑怀清台所在地。唐代《括地志》载：‘寡妇清台山，俗名贞女山，在涪州永安县东北七十里也’。唐代永安县在今长寿区以东永丰场，中峰寺所在位置与之大致相当。（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清）李元《蜀水经》对此亦有记载”。

为何秦始皇会对穷乡僻壤之匹夫匹妇如此垂青？究竟是什么促成了秦始皇与巴寡妇清的机缘？这主要得力于枳地的丹砂开采，它成就了世界超级“富豪”、世界著名女实业家巴清的勋业，她创建了一个庞大的财富帝国。

巴清，又称巴寡妇、寡妇清，巴郡枳县人，重庆市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之一，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女矿冶家、实业家。《古今中外女名人辞典》说：“巴清，古代最早的女矿冶家。其家数世以丹砂为业，传到她丈夫这一代，成为颇有名气的丹砂矿业主。丈夫早亡后，她挑起了继承夫业的重担，巡视矿井，检查矿道、扩招工匠、核计收支，以顽强的毅力，把祖上的基业料理得井井有条。秦始皇为了表彰她的功绩，同时也为鼓励人们兴办矿业，在四川涪州永安县东北七十里的清台山上，修建了一座怀清台来纪念她。她在中国古代矿业开发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后来炼丹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是世界上利用丹砂最早的国家，她亦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女矿冶家了”。

巴清，她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坚毅、果敢，创建了一个丹砂财富帝国。其事迹，《史记》、《一统志》、《括地志》、《地舆志》、《舆地纪胜》等史籍均有记载。其史迹主要表现在[5]：丈夫早逝，主持家业。财大气粗，拥有武装。捐献巨资，修建长城。名贯古今，勋留青史。

巴清去世后葬于“清台山”，秦始皇为之专门修建了“怀清台”，借以表达对巴清这位爱国女杰的哀思，引发了史学家、诗人、文学家等高度关爱。

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首次对巴清事迹进行了详细记载。文云：“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宋·裴骃集解：徐广曰：涪陵出丹）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耶？”唐代司马贞《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索隐述赞》称：“拜参朝请，女筑怀清”。

明代诗人金俊明写有《登怀清台》诗：“丹穴传资世莫争，用财自卫守能贞。祖龙势力倾天下，犹筑高台礼妇清。”

1942年著名文豪、历史学家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本《高渐离》，秦始皇的台词说：“怀清夫人总是值得奖励的。传出我的意旨，把她的尸体加以礼葬，还要令行蜀郡太守，在他的故乡涪陵建筑一座女怀清台来表彰她的贞烈。”

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黄易创作的《寻秦记》和据此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寻秦记》，其女主人公琴清的原型就是著名女实业家巴清。

而今，巴清更是成为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名人财富。涪陵、长寿、彭水、黔江均各自提出系巴清故里，可不管最终定在哪里，从历史角度看，均在枳地。

三 汉高设郡

秦皇一统，不幸“二世而亡”。汉高鼎成，勋业昭就。为加强对广大枳地的管理，也许是出于对秦代黔中郡的某种忌讳，遂将秦代的黔中郡改为武陵郡。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云：“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属荆州。（领）县十三：索、孱陵、临沅、沅陵、镡成、无阳、迁陵、辰阳、酉阳、义陵、佷山、零阳、充”。武陵郡又称“义陵郡”。其来历据晋人常林《义陵记》云：“羽弑义帝于郴，武陵人缟素哭于招屈亭，高帝闻而义之，故曰义陵。”郡治义陵县。”其具体建置时间，据《后汉书》卷二十二《郡国》四载司马彪撰《续汉志》则云：“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

四 武帝开边

汉兴，继承秦王朝开发经略西南夷的方略，可限于秦末汉初的国力，心有余而力不足，直到汉武帝时期，终于掀起了大规模经略“西南夷”的浪潮。汉武帝经略“西南夷”与其边疆治政有着密切关系，受制于武帝经边“先南后北”策略，因此，汉武帝对西南夷的经略极富传奇色彩，对此，《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甚确。“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蒟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蒟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易甚。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闲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唐蒙食蒟酱，导致了“南夷道”的开凿，夜郎的发现，包括乌江流域在内的广大“西南夷”地区被纳入汉武帝的政治“视野”。张骞“凿空”通西域，于大夏发现蜀布和邛竹杖，引发了汉武帝另辟“新道”的宏伟构想，增强了汉武帝经略“西南夷”的雄心壮志。“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牁江……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嶲郡，筰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包括枳地在内的广大西南夷地区被纳入到秦汉王朝大一统的体系之内，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

武帝开边，在枳地及其周边就留下了不少的遗踪、遗迹。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黔江县云：“为楚西南徼道（权载之《黔州观察使新厅记》）。庄蹻循江以略地，唐蒙浮船以制越，五溪襟束，为一都会。”在贵州省桐梓县新站镇蒙渡公路大桥下峭壁上，距河面高3米左右，坐西朝东，刻有清代著名学者黎庶昌手迹“蒙渡，汉元光五年，武帝遣中郎将唐蒙通南夷道此得名”共20余字，楷书，“蒙渡”二字，每字40厘米见方，余则每字大小约10厘米，整个摩崖面积长1.75米、高0.27米。这就是著名的桐梓“蒙渡”题刻。相传，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拜番阳令唐蒙为中郎将，出使南夷，至此渡口，一船夫为其摆渡，唐蒙赐渡夫蒙姓，渡口因名“蒙渡”。另说认为因唐蒙在此渡河故被称之为“蒙渡”。该题刻历经百年，迄今字迹仍清晰完好。

更为有意义的是武帝开边，与枳地蒟酱关联颇大。武帝开边被认为是“蒟酱引出南夷道”，一直为学界所艳谈。唐蒙所食之蒟酱，司马迁称为“蜀蒟酱”，但未言具体产地。而据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涪州（今重庆涪陵）贡品有蒟酱，则蒟酱制作之地在枳地。枳地蒟酱至为有名，早在秦汉时代，即已远销异族异域。从司马迁所记，畅销今广东，古南越之地一带地方，因其如此，常璩《华阳国志》称巴地特产为“蔓有辛蒟”。

五 王莽改易

王莽（前45-23年），字巨君，新朝的建立者，8-23在位。王莽为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成员，其人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在朝野素有威名。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则被朝野视为能挽危局的不二人选，被看作是“周公在世”。9年，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改制，内容殊多。就文献记载来说，其与枳地密切相关者是更易州郡县名。如《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云：“武陵郡，………莽曰建平。”“涪陵，莽曰巴亭”等。

六 光武取枳

公孙述（？-36）字子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人。述熟练吏事，治下奸盗绝迹，由是闻名。王莽篡汉，述受任为江卒正（即蜀郡太守）。王莽末年，天下纷扰，群雄竞起，述遂自称辅汉将军兼领益州牧。在据蜀期间，曾沿江东进，“六年，述遣戎与将军任满出江关，下监沮、夷陵间，招其故众，因欲取荆州诸郡，竟不能克。”虽然未能攻取荆州诸郡，但却攻下枳地，且枳地成为公孙述军东进的中转站。对此，《涪陵市志》“大事记”云：“更始二年（公元24年），公孙述据蜀称王后，遣将军任满、田戎等出荆门、陈仓，沿江东下过枳，枳为其主要物资供给地之一”。汉光武建武九年“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将兵下江关，破威虏将军冯骏等，拔巫及夷陵、夷道，因据荆门。”

“十一年，征南大将军岑彭攻之，满等大败，述将王政斩满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州。城邑皆开门降”。大约在此时，光武帝派岑彭进攻枳地，并留下了“横石滩”的地名遗迹。《涪陵辞典》收录有“横石滩”辞条，云：“在今乌江口金盘碛尾部以下，古名黄石，今人俗称横鼓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有载。（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涪州涪陵郡》：‘横石滩在郡北，后汉岑彭破公孙述将侯丹于黄石，即此，今谓之横石滩’。（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及现代有的学者认为，岑侯之战应在今江津市洛碛，非涪陵之黄石”。

七 二马南征

马援（前14-49年），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东汉著名军事家。因功累官伏波将军，封新息侯。

建武二十四年（48年），武陵五溪蛮（即雄溪、樠溪、西溪、潕溪、辰溪）反叛朝廷，东汉政府遂派武威将军刘尚前去征剿，因冒进深入，结果全军覆没。马援虽然年已六十有二，仍然请命南征，光武帝遂派马援率领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人率四万人远征武陵。次年春，马援率部到达临乡（今湖南常德），蛮兵来攻，马援迎击，大败蛮兵，斩俘两千余人，蛮兵逃入竹林中。对此，《资治通鉴》卷四十四《汉纪》三十六记载说：（建武）二十四年秋七月，武陵蛮寇临沅，黔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之，不克。马援请行，……遂遣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等将四万余人征五溪。……二十五年春，马援君至临乡，击破蛮兵，斩获二千余人。对此，《资治通鉴》卷四十四《汉纪》三十六记载说：（建武）二十四年秋七月，武陵蛮寇临沅，黔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之，不克。马援请行，……遂遣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等将四万余人征五溪。……二十五年春，马援君至临乡，击破蛮兵，斩获二千余人。

马援南征，途径枳地，故在枳地留下了诸多的史迹。在涪陵，马援坝、铜柱滩、军田坝等均与马援南征有密切关系。

马援南征五溪蛮，屯兵涪陵马援坝，地在今涪陵望州关一带。对此，清乾隆《涪州志·古迹》记载说：“马援坝，州南五里，一坝平衍，昔马伏波入五溪住此，故名”。清同治《续修涪州志·古迹》说得更为详细，“马援坝，治南五里。《后汉书》：马援讨五溪蛮，有两道可入；从壶头（山名）则路近而水险，从充（县名）则途夷而运远。不如进壶头扼其咽喉，弃贼自破。遂由涪（陵）进壶头，贼乘高守隘，水逆不得上。会暑盛，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因穿两岸崖为室，以避炎气”。而据《涪陵辞典》记载，“马援坝”更有两个，“涪陵城南有两个马援坝，上马援坝在望州山下红庙以上，下马援坝在大梁子（今望洲公园）东南麓（今顺江移民小区）。1786年（清乾隆五十一年）《涪州志·古迹》：‘马援坝，州南五里，一坝平衍，昔马伏波入五溪住此，故名’。马伏波即东汉大将马援，受封伏波将军。”

马援南征，为纪念南征在枳的军事胜利，马援还在长江、乌江交汇处的“锦绣州”立铜柱以为汉夷边界。《涪陵辞典》“铜柱滩”辞条就云：“铜柱滩，今白鹤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涪州》引北周《涪陵地图记》：‘涪陵江中有铜柱滩，昔人于此维舟，见水底有铜柱，故名铜柱滩。滩最峻急，一云马援铸柱于此’”。

马武为马援南征的重要将领，故在枳地亦留下了不少与马武相关的史迹。东汉建武二十五年（39年），马武受命率兵征讨武陵蛮，途径枳县（今重庆涪陵），屯兵马武垭，涪陵因此得地名马武坝，现为马武镇政府所在地。相传马武在枳县行军，路过今涪陵小溪，一匹战马掉落溪中，该溪因名落马河，溪旁一个山洞，又被命名为落马洞。对此，清同治《续修涪州志》记载：“马武坝，在（涪州）治西南六十里，相传汉马武曾屯兵于此。……（落马洞在）马武垭南，嵌岩直下数千尺，路缘岩唇，其下水声轰怒，聞数十里，行人詟慄”。早在南宋时代，落马洞就已演变成为涪陵十大景观之一，惜今已不存。另外，涪陵军田坝亦与马武屯兵有关，《涪陵辞典》收有“军田坝”辞条，文云：涪陵区境内有三处军田坝：其一在马武镇均田村境，相传东汉大将马武镇压武陵蛮造反曾在这一带屯过兵。今涪陵尚有马武镇，实也因马武屯兵涪陵有关。《涪陵市志》就云：马武镇，清代为马武垭场。相传东汉时大将马武曾于此屯兵作战，故名。

在彭水，其壶头山更是马援南征大战之地。对此，旧史多有记载。《太平寰宇记》：彭水，壶头山，山形似壶，马援曾战于此。《元丰九域志》卷八《黔州·古迹》：壶头山，按《方舆记》：山形似壶，马援曾战于此。《舆地纪胜》卷一百七十六《夔州路》：黔州，马援曾战于此（《九域志》）。乾隆《酉阳州志》：东汉光武年，五溪蛮叛，马援请击之，军次下隽，欲从壶头进，不得上。《彭水县志》载陶文彬《祀四井前记》称：“昔汉马援讨平武陵蛮，驻师于伏牛山下”。在彭水，还建有伏波祠。

黔江相传亦是马援征战之地。（咸丰）《黔江县志》卷二《武功志》称：黔邑为楚、蜀接壤之区，犬牙相错，逼近苗疆。汉伏波将军马援征武陵蛮曾经此处。

秀山则建有伏波祠。光绪《秀山县志》卷七《礼志》：伏波祠（祀汉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土氓马、白、彭、李、蔡、田六姓之人以为公祠，在石堤）。

在黔东北，相传亦是马援南征之地，并修建有伏波祠，清康熙时期姚夔还作有《重修伏波将军祠碑记》，文云：伏波将军，以椒房（后妃之室）之戚，南征交趾，铭勋铜柱，此诚世间英豪，千古不磨者。垂老矍铄，复征五溪诸蛮，庙食黔楚间，薏苡之短既释，而清忠之望益隆，至今仍凛凛生气也。

马援南征作为中国民族史特别是南方民族史的大事，必然对南地民族文化的建构产生重大影响。如名人文化、古迹文化、建筑文化、祭祀文化、信仰文化、诗文文化、土司文化等[6]。

八 枳巴分治

秦汉中央政府虽然相继设立过黔中郡、武陵郡、巴郡以加强对枳地的管理，但是枳地地域过大，或因为治政不便，或因为经济动因，枳地被以大化小，设立新的郡县，出现了“枳巴分治”的情况。“枳巴分治”主要是三个时期，一是东汉和帝永元年间；一是汉献帝建安时期；一是三国蜀汉时期。

平都县：《涪陵市志》“大事记”云：“永元二年（90），分枳县地置平都县”。《涪陵市志》“境域面积”云：“东汉永元二年（90），分置平都县（治今丰都县名山镇）后，枳地缩小。”《涪陵辞典》“枳县”条云：“东汉时分枳县地置平都县”。

万宁县：《续汉志》刘昭注引《巴记》云东汉灵帝分涪陵置永宁县，后蜀汉刘备改名万宁。《太康地记》：“万宁县在涪陵郡南，水道九百里，盖今费州是”。费州在今德江县潮底镇，万宁县治所应在今思南县城。印江、石阡龙圹、德江、凤冈等地属万宁县辖境。

丹兴县：东汉建安六年刘璋分涪陵县设立，据《太平寰宇记》卷120丹兴县在黔州东二百里，地当今重庆黔江县。《宋书》卷三十七《州郡志》云：“建安六年，刘璋改永宁为巴东郡，以涪陵县立丹兴、汉葭二县，立巴东蜀国都尉，后为涪陵郡。”《黔江县志》“总述”云：“东汉置丹兴县”。《黔江县志》“大事记”说：“东汉建安六年（201年），置丹兴县，为本境置县之始。”

汉发县：建安六年刘璋分涪陵县设置。其辖地包括有今重庆酉阳、黔江，湖北来凤、咸丰、湖南龙山等地。《华阳国志》卷一《巴志》云：“涪陵谢本白（刘）璋，求以丹兴、汉发二县为郡，初以为巴东属国，后遂为涪陵郡”。

涪陵属国：《涪陵辞典》“涪陵属国”条云：221年（蜀汉章武元年），改东汉末巴东属国置，治今彭水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汉葭镇，领涪陵（治今彭水汉葭镇）、汉葭（一作“汉发”，治今彭水郁山镇）、丹兴（治今黔江区联合镇）、永宁（治今贵州思南县以北）等四县。250年（蜀汉延熙十三年）改涪陵属国为涪陵郡。

涪陵郡：《涪陵辞典》“涪陵郡”条云：一、置于今彭水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郁山镇，250年（蜀汉延熙十三年）始置，307-313年（西晋永嘉年间）废。二、置于今武隆县鸭江镇，一说白马镇，480年（南齐建元二年）始置，至西魏时省入巴郡。

汉平县：《涪陵市志》“境域面积”云：“三国蜀汉延熙十三年（250），分枳县南部和涪陵县（治今彭水县郁山镇）西部置汉平县（治今武隆县鸭江乡），枳县地进一步缩小”。《涪陵辞典》“汉平县”条说：“250年（蜀汉延熙十三年），分枳县南部和涪陵县（治今彭水县郁山镇）西部置汉平县，治今武隆县鸭江镇。583年（隋文帝开皇三年）迁汉平县于涪陵镇。593年（开皇十三年）改汉平县为涪陵县。”《涪陵辞典》“枳县”条称：“三国蜀汉时又分置汉平县，枳县境域不断缩小”。

九 女服抗汉

东汉中期，外戚擅政，宦官专权，王权衰弱，吏政败坏，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民众奋起抗争。在枳地就爆发了“女服贼”的抗汉斗争。《涪陵辞典》云：145年（东汉永嘉元年），活动在巴郡（治今重庆市市中区）的一支反抗官府的起义军。因其衣着近似女装，故被官府称为“女服贼”。其势力强大，人数有1000余人，活动在包括枳（今涪陵）在内的千里范围内，在水上和陆上和官府斗争。在枳地，即有郡掾（地方官员）谢盛、蹇威、张御等被其诛杀，沉重打击了东汉政府在枳地的统治。

总之，秦汉中央政府在枳地因时制宜，通权达变，积极作为，枳地历史更加丰富多彩，枳地文化更加灿烂丰富。

[1]曾 超.秦汉王朝对乌江流域的经略与治政[J].铜仁学院学报，2010，（1）.

[2][梁]萧 统.文选（卷 44）[M].北京：中华书局，1977.620.

[3]《涪陵辞典》编纂委员会.涪陵辞典[Z].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4]《涪陵市志》编纂委员会.涪陵市志[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5]《涪陵乡土知识读本》编委会.涪陵乡土知识读本[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6]曾 超.马援南征与“枳地”文化建构[J].铜仁学院学报，2011，（1）.

A Research of Stratocracy of Fuling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ZENG Chao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8100,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the active expans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greatly enriche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Fuling.In this article,the writer justmakes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major stratocratical invents that occurred in Fuling during that period.

Qin and Han;Fuling;stratocracy;historical study

K232.712ZD

A

1674-3 652（2011）05-0 008-0 6

2011-06-16

2010年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资助项目“乌江流域枳巴文化研究”；2009年重庆市涪陵区社科联重大项目“枳巴文化研究”。

曾 超（1966- ），男，重庆黔江人，博士，长江师范学院学报执行主编，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黄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