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荣军

（嘉兴学院 文法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一、引 言

吴其昌师从王国维和梁启超，分别学治甲骨金文及古史学、文化学术史及宋史，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留下许多学术著作，在古文字方面著述不少。其中甲骨文研究较为重要的著作有《殷代人祭考》［1］《殷虚书契解诂》［2］，金文研究较为重要的著作有《金文历朔疏证》［3］《金文世族谱》［4］《金文名象疏证》［5］《金文名象疏证续》［6］。他在研究中主要运用了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本文主要就吴其昌对二重证据法的继承与发展进行论述。

二、吴其昌对二重证据法的继承与发展

（一）王国维与二重证据法

清代金石学因为众多学者的参与，取得了不俗成就。［7］众多学者在考证文章中，已注意到出土文物、金石拓本与典籍记载之间的对应关系，引用金石文献，补充、纠正史籍记载是研究的主流，这是二重证据法的远源，但二重证据法作为理论的系统提出，则自王国维始。且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也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正好反映了王国维学术的进展。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最初可追溯至王国维1913年所著的《明堂庙寝通考》初稿，文中云：“故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往往于周秦两汉之书得其证明，而此种书亦得之亦自证明焉。吾辈生于今日，始得用此二重证明法，不可谓非人生之快事也。”［8］

1925年，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一书中说：“我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