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雄飞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系，南京 210046）

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1925-1964）是一位风格独特的美国南方小说家。她不仅关注南方，也继承了南方女性作家聚焦女性形象和女性生存状态的创作传统。她善于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探索妇女在家庭和社会双重压力下的艰难处境，并把对女性困境的思考上升到一种理性的高度，她不是典型的女权主义者，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女性立场。［1］33本文拟通过对其短篇小说中“雌雄同体”的寡母形象和“病态丑化”的男性形象之剖析，揭示奥康纳解构与颠覆传统男权话语及男性形象的目的，从而展示其内心隐匿的女性主体意识和对两性世界和谐发展的追求。

一、雌雄同体的寡母

在男权社会里，男性是社会主体和家庭主宰，男性代表英俊、勇敢、坚强和富有责任感等正面形象。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思想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已积淀为一套完整的男权话语体系，集中体现为父权与夫权。而虔诚、纯洁、顺从和深居简出则成为男权话语中对“理想女性”的品质要求，这一角色特征根源于男权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对女性角色的期望与定位。奥康纳依据自己对世事的洞察和感悟，刻画了一些有悖于传统的女性母亲形象。在她的小说里，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相似的背景：在广阔的农场田地里，寡居的女主人们在外含辛茹苦地打理农场，在家兢兢业业地持家抚养子女，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和精神领袖。这些母亲不同于传统的女性形象，她们没有“理想女性”所具有的柔弱脾气和温顺性格，她们不依附他人生活；相反，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男人的特性，勇敢、坚强、有责任心。她们取代各自的丈夫，负责家庭外交内政，担当起养家卫园的重任。奥康纳依据自己的独特见解对传统“女性角色”进行解构，塑造了一些具有男性特征的“雌雄同体”的寡母形象。

《格林立夫》中的梅太太是个勤劳勇敢的女人，多年来她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单枪匹马地在自家的农场上苦心经营，孤身一人奋力捍卫着农场里的利益保证不受侵犯。当一直窥觑梅太太农场的雇佣格林利夫先生故意让他的奶牛闯入梅太太的奶牛群，并啃食梅太太的树篱时，梅太太决定奋起还击，把他吓退。她命令格林利夫先生赶走那条公牛，当遭到拒绝时，梅太太毫无畏惧地操起格林利夫先生的枪，亲自去驱赶公牛。梅太太对格林利夫先生潜意识里隐藏的对她财产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很清楚，所以她绝不能容忍这种外来的胁迫，敢于抗争到底，勇气可歌可泣。《救人如救己》中的克莱特太太，虽然年事已高，丧失力量去和外界抗争，但她依然努力用自己的智慧去行事。当她想给自己因病智残的女儿找个女婿时，她看准对方的心理，不动声色、运筹帷幄地和她眼中的这位“最佳女婿人选”斡旋着、盘算着，与传统女性被男性控制或摆布的局面迥然不同。还有《万事必合》中的朱利安母亲，她不但具有母亲的勤劳能干品行，独自扛起家庭的重任，而且兼具传统父亲的功能，很有远见，她鼓励儿子考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在人生道路上对他进行引导敦促。

这些母亲们取代了传统中的父亲形象，支撑起家庭的大梁，在精神和物质生活上带领着她们或无能或有缺陷的孩子们勇敢地面对生活，迎接社会的挑战。虽然小说中的母亲有时还不够强大能干，有时她们的举止表现还不够典范完美，但她们已经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话语权，行使着独立的意志和权力，不再是男权社会里男性的附属品。这里奥康纳塑造了这些兼具男性特征的新女性形象，旨在消解男权文化塑造的“理想女性”的形象，从而解构传统男权话语。

二、病态丑化的男儿

在奥康纳笔下，传统男权话语已被严重瓦解，在许多文本中，昔日作为父权代表的男性家长彻底隐形，奥康纳一生创作的25个短篇里有 18篇没有男主人。故事里出现的儿子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相貌丑陋、心智愚昧、身体残疾或人格缺陷，他们自身软弱无能、自私自利，在家族利益和名誉面前一蹶不振、畏缩不前，没有勇气和能力去捍卫和担当。但他们对母亲的态度却非常放肆和专横，在母亲面前大耍男子汉威风，鄙视和厌恶母亲，总想把母亲控制在他们的意志之下，其男性心理潜意识时时在作祟。奥康纳刻画了一个个经典的变态丑男角色，他们病态的让人痛恨，为人不耻，他们“未必是女性的庇护者，更谈不上是成功和责任的象征。”［2］87奥康纳用犀利的笔触把男性不负责任、懦弱、退却的丑相毫不留情地展现出来，让世人审视和思考。

小说《格林立夫》中，梅太太的两个双胞胎儿子斯克尔德和韦斯利虽然早过而立之年，但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心安理得地依赖母亲过着寄生虫的日子，但是他们对待母亲却是百般刁难粗暴。当外人企图侵略并毁掉他们的家产时，两个儿子躲避不前，冷眼旁观，反而让年迈的母亲冲上前去，孤军奋战，最后在保家卫土的斗争中被牛活活顶死。儿子们这种猥琐、畏强凌弱、怕担当责任的雌化品行与传统男性形象背道而驰，令人愤怒和痛心。

《家的安逸》中托马斯也是个自私自利的懦夫，没有能力自力更生、担当责任，对待母亲却是霸道专横甚至是摧残，他甚至想遏制母亲的思想和权力。当母亲决定要帮助一个曾经堕落的女孩时，托马斯就像一只被逼急了的病猫，歇斯底里地阻挠母亲。在和母亲对峙的过程中，托马斯成了父亲的翻版，用父亲遗留的手枪误伤了母亲。这里，男性自私、无能的品质暴露无遗，男性内心潜意识的男权意识作祟导致了这场悲剧。

《无尽的寒战》中的阿斯伯里体弱多病终日躲在家里，不愿自谋生计，心有不满时却要把怨气洒向母亲，怪母亲没有把他生成天才，没有赋予他创造力。他喜欢把自己的病作为打击寡母的一个武器，在诉说病情时他声嘶力竭地想让字字句句都像铁锤一样敲在母亲的心上，以击垮母亲。他甚至想用自杀的方式给母亲以终极打击，看到母亲因伤心害怕而迁就忍受时，他内心一阵阵窃喜。还有《万事必合》中的朱利安，大学毕业一年多了还是没有勇气和能力自谋出路，靠母亲养活。但是他又处处鄙视母亲，认为她庸俗不堪，时时以冷漠和傲慢对待母亲以维持他可怜的尊严，直至母亲心理不堪忍受打击倒地猝死。

在这些男儿身上，男权社会所崇尚的强健体魄、坚强意志等英雄形象已了无踪影，而依赖、软弱、无能、萎缩等传统男权话语中的雌性特征都转移到了他们身上，男性已不再是历史的创造者，不再是家庭的供养者和社会的中坚，传统文化塑造的男子汉形象已轰然倒塌。这些病态丑陋的男人无疑是奥康纳对传统“男子汉”形象的莫大讽刺和嘲弄，是对传统男权话语的一种无情解构和颠覆，逼迫世人对男性形象进行审视。

三、结 语

奥康纳的创作时期主要是在二战后，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大力发展，西方国家进入了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工业时代。当时的美国妇女面临着一个严酷的现实：战争结束了，战争期间由女性临时代替的许多工作岗位又被从战场上归来的男人们重新占有，许多妇女被迫重返家庭，担当起家庭和社会的附属角色。这一重大的角色和功能转变使得那些曾经脱离家庭樊笼、获得独立自由的女性们不满现状，开始用一种全新的姿态和视角审视社会和人生。在此社会变动的同时，一场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正在美国全面展开。这一阶段的女权主义者们纷纷开始呼吁关心妇女的困境，呼吁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给予女性平等和自由。同时，女性先锋们以及文化领域的研究者们也开始对几千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权文化进行审视与思考。

生活于这一时代的作家奥康纳，受过先进的高等教育，无疑也明显地受到女性主义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她勇敢地走出男权势力的影响和羁绊，通过对父亲形象的摒弃、男性形象的丑化及传统女性角色的消解，以她独特的女性视角解构和颠覆了传统的男子汉形象和男权话语，批判了男性文化对女性的专横和压制。奥康纳拒绝男权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规范，赋予女性独立的权力意志和精神上的自由。

值得一提的是，对男性形象的丑化和对男权话语的解构与颠覆并不是奥康纳创作的终极目标。她只是想通过形象生动地展现男性和女性关系严重扭曲的事实，表述女性艰难的生存状态，揭露传统男性文化对女性的残酷压制和迫害。这正是奥康纳在作品中不遗余力刻画寡母和病态男儿的意旨所在。考虑到当时社会的男权意识刚刚开始瓦解，残余势力甚是嚣张，她只能以这种倾斜的方式讲理，以期震撼世人，觉醒被压制已久的女性意识，从而实现男女两性的完美契合，达到心灵的净化和灵魂的皈依。

［1］蒋含璐.在男权文化的主旋律下优雅变奏——论弗兰纳里奥康纳小说的女性意识［J］.常州工学院学报，2011（4）：33-36.

［2］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三联书店，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