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爽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5）

2011年2月25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再次加大了打黑除恶的力度，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立法化，增设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财产刑，加大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的打击力度，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归入特殊累犯，并严惩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和寻衅滋事罪三种常见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体现了我国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坚定决心，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略群众基础对打黑工作的基础性作用，不能忽略社会舆论支持的重要性。日本早就深切体会到，对于有组织犯罪，仅靠警察取缔难竟全功，因而呼吁全民抗暴，但一般民众却普遍抱持消极不协助的态度，直至因连续发生暴力团介入一般经济领域问题，传媒不断对其进行报道并呼吁民众提高危机意识，日本暴力团排除活动体制才逐渐建构完成。[1]这个事实也说明了社会舆论支持的重要性。

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心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综合，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2]2009年，重庆打黑风暴的舆论宣传社会效果显著，有关部门通过传媒高密度、大范围的宣传赢得了民众的交口称誉。据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介绍，自重庆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后，打黑举报线索已成为警方破案的重要武器，群众举报线索达9 165条，其中80%都是实名举报，从重庆打黑的经验看，这场战争的胜利是与此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