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绘锦

(兰州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00)

在先秦时期的老庄那里，“自然”本来是一个带有本体论色彩的哲学术语。从《淮南子》开始，被应用于文艺。至魏晋六朝，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直到《文心雕龙》出现，“自然”论的文学思想才真正得到系统论述和确立，成为后世文论家建构理论体系和进行批评实践的重要资源。这种深远影响甚至延续到了现代文论家那里，其中当以周作人为代表。

在现代文论家中，大概再没有像周作人这样执著于对传统文论进行自觉继承的了。这种自觉性集中体现为他对一系列传统文论术语的坚持使用，其中占据显著位置的就是“自然”。周作人在使用这一术语时，尽管对其内涵与外延作了改造与限定，打上了鲜明的“周氏”印迹，但也与《文心雕龙》中的原初意义有着深层契合之处。因此，厘清这一术语在《文心雕龙》中的原初意义和周作人使用它时的基本内涵，在比照与互释的基础上，阐明二者的历史继承关系及其变化，也许能够从或一层面揭示传统文论的生机活力与现代文论的“民族性”特征。

1 文学起源论意义上的“自然”

《原道》作为《文心雕龙》首篇，集中阐释了刘勰以“自然之道”为核心的文学起源论。他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1］有人，就有语言的产生;有语言，就必然有“文”的产生，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接着，刘勰以“万物”为例，加以类比，指出“形文”与“声文”的产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非人为“外饰”的结果。然而，人乃“有心之器”，人之“文”是人能动创造的结果，是人“心”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