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世凤

(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106)

《我的光辉生涯》主题探析

邱世凤

(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106)

《我的光辉生涯》是澳大利亚著名女作家迈尔斯·弗兰克林最重要的作品，被誉为“第一部澳大利亚小说”。该书讲述了西比拉一家由兴旺到衰败的过程，描写了西比拉在逆境中不畏艰难，敢于与命运抗争。小说借西比拉的言行对十九世纪末期澳大利亚社会的传统势力和种种不公进行了挑战和批评。文章从两性等级、社会等级、宗教批判和爱情自主四个方面分析了小说的主题思想。

迈尔斯·弗兰克林;社会等级;两性等级;宗教批判;爱情与自主

《我的光辉生涯》是迈尔斯·弗兰克林十二部小说中影响最大、文学价值最高的著作，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贯穿整部小说的主题当中，这些主题内容包括两性等级关系、社会等级、宗教以及爱情与自主。

两性等级关系

在小说的开篇，读者明显感觉到西比拉生活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宰的社会里。父亲破产之前，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各个阶层的各类男人在她家济济一堂。不过，除了她母亲，难得看到一张女性的面孔。在这样的环境里，西比拉的性格也趋于男性化，不知不觉成长为一个假小子。八岁时能策马扬鞭，下矿井、掏鸟窝毫无惧色，驾牛车得心应手，在溪流中游泳如鱼得水。她天不怕地不怕——流浪汉不敢近身，老酒鬼被她问得面红耳赤。

迈尔斯·弗兰克林之所以将西比拉刻画成假小子，是因为她清醒地意识到了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就像她本人后来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成功出版不得不用男性别名一样。西比拉身为女孩子，却男性十足，压根就不愿把自己当作女性，表明她已意识到了作为女性所处的劣势。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认识越来越清晰:“长大后，我明白自己是个姑娘——当女人的料。只不过一个姑娘!——如此而已，别无长物。我理解，只有男人才能左右世界，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女人，说得形象一点，则好比绑了手脚，无可奈何地坐着，耐心忍受痛苦，任凭命运的浪头将她到处抛掷，无情地敲打她，把她擦伤。”［5］(P.42)正如帕尔默所说:“西比拉对于她的性别毫无意识，如果有什么的话，更多的是被其慢慢成为成年女性所困扰，而不是其他的女英雄形象，因为她惧怕由于她的性别而注定她一生的贫穷。”［1］(P.18)

西比拉无论走到哪里，都走不出男人的世界，即便到了卡特加——一个她认为是天堂的地方，情况仍然如此:“到处是男人、男人、男人。你一走出房子就可以看到男人朝四面八方来来去去。”在西比拉周围，歧视女性的人比比皆是。他们要么在心里瞧不起女人，要么在言语上蔑视女人，要么在行动上想征服女人，甚至还有像西比拉的舅舅这种污蔑女人的男人:“女人是社会的祸根，是导致男人毁灭的原因。”［5］(P.98)

孩提时的西比拉对父亲崇拜得五体投地:“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我的知己，是一部百科全书，是一个伙伴，甚至他就是我的宗教信仰。”［5］(P.5)西比拉之所以崇拜父亲，一方面是因为父亲当时极有才能，将三个牧场经营得井井有条，在当地颇受人尊重。另一方面是因为父亲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尊重妇女、没有性别歧视的男人之一。当西比拉的母亲批评西比拉不该像男孩子样疯野时，父亲却说:“别管她。女性的祸根，也就是那些无聊的习俗，很快会使她感到烦恼的。别管她!”［5］(P.4)的确，无聊、腐朽的社会习俗让妇女痛苦无比。她们受到过于严厉的限制或置于近似绝对的死寂。那些持有歧视女性的观点并以此来对待女性的人认为女人应该安分守己，她们的活动应当局限于做那些辛辛苦苦却没有什么酬劳的家务活或是其他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她们的职责就是照料家庭，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如果妇女想做些其他事情或多学点东西，则会被认为超越了习俗对女性的限制，从而受到非难或嘲笑。西比拉如此，迈尔斯·弗兰克林如此，千千万万个澳大利亚妇女都是如此。她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得不与歧视她们的人做斗争。

社会等级界限

《我的光辉生涯》对澳大利亚十九世纪末期严格的社会等级持批判态度。当西比拉一家在勃拉格勃朗和宾宾牧场时，由于父亲极有才能，经营有方，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进入了上流社会，母亲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贵族。在那些日子里，迪克·梅尔文一家过着舒适、优裕的生活，家里总是宾客满堂，医生、律师、牧场主、银行家等来自各个阶层的人，常常将他家长长的餐桌围坐得满满当当。此时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那双划分阶级等级的铁一般的罪恶之手，已经确然无疑地伸向澳大利亚社会——澳大利亚民主不过是昔日的传统了。”［5］(P.20)尽管波索姆谷是个十分闭塞的地方，这里的丛林农民也还随和、诚实，然而，他们也未能逃脱那双划分阶级等级的黑手。每当有新的住户搬来时，这里的男户主都要认真查访，“判断一下是否值得允许这位新来者进入邻里的社交圈子。假如他们报告说此人不错，妻子们则进行一次友好的访问，以结束这种初交的仪式。［5］(P.9)西比拉一家也受到了同样的“拜访”。当西比拉一家由富人变为穷人后，以前的旧交彻底和他们划清了界限，再也不和他们来往。西比拉从此难得有幸和上流社会中的文人雅士交往。牧场里繁重的体力劳动让西比拉身心疲惫，犹如过着炼狱一般的生活。虽然她天资聪颖，具有艺术天赋，可是因为贫穷，她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尽管西比拉心高气傲，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可是那种根深蒂固的阶级歧视让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她感到十分伤心和屈辱，不禁愤愤不平地说道:“有人认为，贫穷并不意味着愁苦，那就让他们尝尝没有一个可以做伴的朋友的滋味吧;让他们体会一下被迫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社会阶层里是什么滋味，穷得连邮票都买不起，因而无法给一个朋友写信又是什么滋味;让他们像我一样热切地希望读书、听音乐，但因为穷却什么也办不到;让贫穷迫使他们，就像迫使我一样，去干他们打从心底厌恶的工作。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生活是不是愉快。”［5］(P.22)西比拉说出了成千上万被压迫、被践踏的澳大利亚人民的心声。在那些抱有歧视穷人的观念的人当中，学校的学监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学监表面上衣冠楚楚，骨子里却瞧不起穷孩子，认为他们是典型的乡巴佬，个个愚笨无比，远不如城市孩子聪明。

西比拉强烈渴望文化知识，期盼过上美好生活。然而，当时的社会现实犹如鸿沟一样横亘在她的理想和现实之间，让她难以逾越。尽管阶级、等级的界限在当时的澳大利亚社会划分得十分明显，迈尔斯·弗兰克林却坚决主张社会地位平等，她借西比拉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从来不曾、将来也不会因为某人地位高而对其肃然起敬。对我来说，威尔士王子无异于一个剪羊毛的，除非他在我面前表现出除了王子身份之外的某种品格来——要不，那就去他的!”［5］(P.3)

宗教批判

《我的光辉生涯》还对澳大利亚十九世纪虚伪的宗教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批判。在童年时代，西比拉非常崇拜父亲，在她心目中，父亲像神一样完美无瑕。她曾亲自说父亲就是她的宗教信仰。父亲生意失败沦为酒鬼后，不能尽到一家之主的责任，对家庭失去了爱心和兴趣，对牲畜残酷无情，缺乏耐心。曾经那个雄心勃勃、有着绅士风度的男人变成了一个自私、可悲、毫无自尊和勇气的家伙。西比拉曾经对他的尊敬和崇拜已经变成了十足的厌恶。尽管母亲经常用《圣经》来教导她要敬重父亲，不管他是否值得。

如果说父亲的沦落让西比拉对宗教感到失望的话，主教及其助理的卑鄙无耻则让西比拉看清了宗教的本质，并对此彻底绝望。道貌岸然的主教一方面厚颜无耻地用《圣经》中的内容日复一日地向虔诚的教民布道，背地里却干着卑鄙龌龊、为《圣经》中所谴责的勾当。作为身负神圣责任的主教，他没有将自己手中为教会托管的资金用于扶弱济贫，而是以抵押的办法来放高利贷，西比拉的父亲便是他的放贷人之一。雄心勃勃的迪克·梅尔文本以为从勃拉格勃朗和宾宾牧场搬迁到波索姆谷可以大展拳脚，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结果却反而弄得家财失尽、穷困潦倒。不过迪克·梅尔文是个百败不殆、屡败屡战的家伙。没有钱开设奶牛场，他就将自家的牧场抵押给主教，并偿付给主教高额的利息。不料主教的代理更是一个恶棍，他收了迪克·梅尔文定期支付的利息后卷款而逃，让梅尔文一家深陷官司。虽然迪克出示了付息收据，可主教却拒不承认，并钻法律的空子，从而用法律袒护他。结果主教连宽限筹钱的时间也不给，便叫法警拍卖西比拉家的所有财产，以偿还欠款。要不是亲朋好友的热情相助，正直法警的暗中帮忙，西比拉一家真会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这次事件让西比拉真正明白了“患难见人心”的道理，正如她自己说的一样:“穷困时你可以触摸到人的真实心理，这在富有时是永远做不到的。”［5］(P.29)

另一个与西比拉相关的宗教人物是她的母亲。西比拉的母亲出身贵族，原本像天使一样温柔、迷人。然而世事弄人，成为梅尔文太太不久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在贫困中徒劳地挣扎。不过她十分认命，从不怨天尤人，并且笃信上帝，还经常用《圣经》来教导西比拉。西比拉认为母亲那种忍让、听天由命的基督教方式过于消极，因而难以接受。于是，母女之间的争吵便难以避免。迪克·梅尔文、主教及其助理以及西比拉的母亲是小说中的三种主要宗教人物，他们每一个都代表一种被西比拉最终抛弃的宗教典型。西比拉在她十岁以后，就再也不信什么宗教了，在通篇小说中，有很多地方表明西比拉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一次和母亲争吵时，她就凶狠地说:“我不相信上帝，要是有的话，他也不像人家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仁慈的人，要不，他为什么总是以折磨我为乐呢。”［5］(P.33)西比拉甚至诅咒上帝，咒骂他让自己承受了根本无力承受的重负。到16岁时，西比拉已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的异教徒。

爱情与自主

西比拉不仅坚决主张男女平等和社会地位平等，还主张爱情平等。为了追求平等、真挚的爱情，她遇到了重重困难和一个又一个威胁到自己自主性的人，但每次都成功地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保持了做人的尊严和品德。当西比拉在外婆家时，有三个男人向她求过婚:埃弗雷德·格雷、弗兰克·霍登和哈罗德·比彻姆先生。在西比拉眼中，格雷先生是个十足的绅士，一个文学、音乐和艺术样样在行的潇洒男人，是她心目中那个世界的男人。西比拉喜欢和这样有教养的人交谈，并以对等的身份和他交朋友。不过，格雷先生居高临下的态度使她有种被征服的感觉，让她感到极不舒服，她可不想让人瞧不起，更不愿意受人驾驭，哪怕她再喜欢他，也不能接受这种在心灵上不平等的爱情。为了不惹恼格雷先生，她冷漠地拒绝了他的求爱。对于霍登先生的求婚，她更是嗤之以鼻，认为纯粹是孩子气的胡言乱语，令人作呕不已。她瞧不起他、讨厌他，对他的死死纠缠厌恶到极点。虽然霍登先生即将继承一笔遗产成为富翁，虽然外婆苦口婆心地劝她，虽然在当时社会金钱始终是传统婚姻的支柱，可西比拉认为真正的爱情不应该建立在金钱之上，于是坚决地拒绝了他。不过，西比拉对哈罗德·比彻姆却是一见钟情。他那显赫的财富、魁梧的身材、迷人的风度、自信的谈吐无不让窈窕淑女春心萌动。西比拉在他们第一次相遇时就被深深地吸引。比彻姆具备了一切男人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英俊、善良、勇敢、热情，就连他的沉默寡言，在西比拉看来也是一种智慧的缄默。比彻姆对她的赞扬，她觉得很是受用，而出自格雷和霍登之口的赞美之词却被她当作挖苦、讽刺。种种迹象表明:西比拉已在不知不觉中爱上比彻姆，不过最终因为强烈的自尊心(或许自卑感)以及地位、等级的悬殊没有答应比彻姆的求婚。但她是真心喜欢比彻姆的，她亲自承认比彻姆是她的初恋，是她一生中唯一爱过的男人。然而，西比拉并不是因为比彻姆迷人的风度和他显赫的财富而喜欢他，而是因为他对女性的尊重、纯洁的品格以及身处逆境仍能谈笑风生的乐观精神。因此，当比彻姆失去财产变得一无所有时，西比拉向他敞开了爱的怀抱。西比拉最终还是拒绝了时来运转的比彻姆的求婚，因为她不愿意以不对等的身份嫁给他。

综上所述，《我的光辉生涯》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以来那令人压抑的社会观念，尖锐地批判了当时社会歧视妇女和穷人的行为，主张妇女勇敢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作者借其书中主人公的语言，尖锐地表达了对虚伪的宗教、严格的社会等级以及性别歧视的不满和挑战。

1.Carole Ferier(Ed.)Gender，Politics and Fiction:Twentieth Century Australian Women’s Novels［M］.St.Lucia，Australia: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85.

2.Dale Spender.Writing A New World:Two Centuries of Australian Women Writers［M］，Pandora，London＆New York，1988.

3.Miles Franklin.My Brilliant Career［M］.Sydney:Augus＆Robertson Publishers，1993.

4.Paul Brunton.The Diaries of Miles Franklin［M］.Sydney:Allen Unwin，2004.

5.迈尔斯·弗兰克林著.我的光辉生涯［M］.黄源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6.朱迪思·赖特(澳).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妇女形象［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1).

I109.9

A

1004－342(2011)03－36－03

2011－03－05

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澳大利亚妇女小说研究”(W07211062)，以及澳大利亚政府下属澳中理事会资助课题的成果之一。

邱世凤(1966－)，女，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