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景兰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青海西宁810008)

十九世纪英国女性文学创作意义再思考

范景兰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青海西宁810008)

19世纪的英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繁荣，涌现出大量的女性作家。她们的作品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为女性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深入细致并更加客观地梳理、辨析她们的创作意义，有助于加深对这一时期女性文学创作的客观评价，也将对今天的女性文学创作及研究带来启示。

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父权制;19世纪

19世纪以来，女权运动的高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作为妇女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影响和声势日益扩展，给世界文坛带来一股旋风。不少学者宣称它是结构主义之后的解构批评的重要部分，预言它将是21世纪主要的批评流派之一。［1］而女性主义文学在这方面更是达到了高潮，不仅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女性作家，更重要的是她们宣扬了自己的女性主张，奉行明显的性别取向，把文学作为解构以男性为中心文化的途径和手段之一。英国女性文学创作，就是19世纪文学创作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一是女性作家数量众多，产生了三十多位有影响力的女作家，马克思就高度赞扬盖斯凯尔夫人和勃朗特三姐妹，把她们与狄更斯、萨克雷相提并论，称为“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2］二是她们的作品都通过小说表达了妇女的权利，打破了男性文学一统天下的格局，给文学在题材、内容上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但是，笔者查阅了学界关于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大量资料后发现，人们对英国女性文学创作的评价和分析存在着激情投入有余、理性分析不足的现象。本文力图站在女性文学创作达一个多世纪历程的基点上，对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创作的意义做出相对客观一点的解读。

一

通过从女性真实的感受与体验出发而塑造的女性新形象，对传统文学中以男性为中心视角基础上创作的“天使”与“妖妇”形象的颠覆，还原了女性首先作为“人”尤其是作为一个有主体意识的但又独具个性的“人”的形象。

十九世纪英国女性文学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女性日常经验和心理体验的关注，这种关注让更多的女性作家跨越传统文学分类的界限，写作自己的切身体验。十九世纪以前，大部分男性作家通过自己的臆想，将女性的文学作品与政治主题相联系，塑造了一系列非真实的女性形象。但是，随着十九世纪女权运动的发展，女性作家试图转变这种局面，探索女性自身的人格魅力和所处的社会困境，希望找寻到属于女性自身的一片天地，因而，这一时期大部分的女性作家主要描述关于女性与父权制社会的关系及自由、平等等妇女问题。同时，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还批判地看待传统概念中的家庭关系以及女性在其中的性别识别问题，向文学作品中关于男性与女性的经典表现形式提出挑战，猛烈地攻击传统的以男权为中心的表现形式。

客观上，由于受到启蒙思想和女权运动的影响，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妇女们开始试图走出社会和家庭的困境，希望在社会中找到属于女性自己的一片天地。简·奥斯汀是当时英国女性意识觉醒的第一人，她站在“人”的角度而不是“性别”的角度，对人性进行了研究，她的作品着意表现女性作为与男人完全平等的“人”的性格魅力。她主张男女平等，认为妇女和男人一样智力发达，女性甚至比男性更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其主要叙事策略为:

(一)剥去笼罩在文学中女性形象身上的“美女”构成要素之一的美丽外衣，还原女性的真实形象。

在父权制文化秩序中，由于受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对女性审美主体地位的建构形成挤压和剥夺，因为它以父权社会中主要为男性服务的妇女观去建构“女性美”的社会内涵，进而又以封闭的方式使她们不得不以自身为美的归宿或美的载体。这种男权文化叙事策略最有效的成果就是在“美”的名义下，将女性纳入了以男性为主体的所谓“人类审美活动”，也使女性心甘情愿地以男性的妇女观自觉地进行“自我审视”和“自我塑造”，她们所做的一切也就潜移默化地无一不是为了取悦男人和为父权社会利益服务。简·奥斯汀在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的背景中走出，以还原女性真实的具有“人”的身份的艺术勇气，无情地撕下了千年来罩在女性身上的被物化的、功利化的“美丽”的外衣，以解构者的姿态大胆塑造了并不美丽但又美得真实的人物形象——伊丽莎白和她的姐妹们。

伊丽莎白在《傲慢与偏见》中首次亮相，是出自她母亲之口:“丽兹丝毫就不比其他女人强。我敢说她赶不上简一半俊俏，也没有丽迪亚那样好的性情。”［3］第二次是出自达西之口:“她的长相倒也还过得去，可是还没有美得让我一见倾心。况且此时此刻，我也没有兴趣去抬举那些被别的男人冷落的年轻姑娘。”［4］第三次是出自夏洛特小姐之口:“——可怜的伊丽莎白——他竟然说你的长相只是过得去。”［5］最为重要的是下面这段文字:“起初，达西先生并不认为她怎么漂亮，在舞会上看到她时也没有丝毫爱慕之意，甚至当他们再次相遇时，他都只是用挑剔的眼光来打量伊丽莎白。可是当他认定了她的容颜全无动人之处，并把这一看法告诉朋友们时，刹那间他开始发现，她那双深邃的眼睛美丽传神，整个脸庞因而熠熠闪烁着智慧之光。随之，他又从她身上获得几个同样惊人的发现。虽然他曾经百般挑剔，发现她的身材这儿不够匀称，那儿不够完美，但现在他不得不承认她体态轻盈，令人赏心悦目，尽管他曾断言说她的风度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却被她落落大方活泼幽默的气质所倾倒。”［6］在这里，简·奥斯汀一反传统文学叙述爱情的文本中女主人公首先是“美丽的”这一塑造模式，特别是一反传统式“美貌佳人”的描写，特意为伊丽莎白打造了一个毫不起眼的外貌，而且家境平平，家庭财产还要被他人继承(父权社会的又一隐性逻辑)，从而抽离了附着于“美貌”即资本，女性的外貌被物化等女性形象身上的沉重枷锁，实施了对父权社会视女性的美貌成为可估算的价值这一观念的彻底颠覆和解构。

(二)冲破“淑女”风范的男权文化的预设藩篱，通过女性审美主体意识的觉醒，探讨女性作为审判主体位置的尝试确立与实现之可能性。

在男权社会中，从男性的欲望和审美标准出发，一个女性不但首先应该是“美人”或“美女”，更进一步应该具备诸多美德:忍耐、顺从、无私、内敛、安静、温柔等等。实际上，诸多品质及其特性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淑女。在父权社会，男性通过“淑女”式观念的创立，在其中已将女性也应具备的主体身份、审美主体意识悄悄置换为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文化体系，女性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她已经被男权文化改造成一个彻彻底底的男性“附属物”，并失去了作为一个“人”所有的一切，乃至生命权。奥斯汀却一反这种叙事模式，从女性主义的叙事角度出发，将两性的主客体关系作了置换，以颠覆和解构传统文化及文学中的“淑女”(男权文化视野中的“美女”形成内涵)形象为叙事策略，特意塑造了一个并不“淑女”的形象——伊丽莎白。

夏洛蒂·勃朗特所创作的小说《简爱》里的女主人公简爱也是一个全新的女性形象，一是她有着很坚强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智慧，将自己生存的责任和重担勇敢地扛在自己肩上。二是与伊丽莎白一样，也有一个并不美丽的外貌:个子矮小，肤色不亮，衣着简朴。总之，她改变了英国传统女性温柔可爱、逆来顺受的形象，以坚决反对压抑屈辱的行为，始终捍卫自己的独立人格，使之立足于世界文学人物形象的画廊中。

二

解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观，为确立以女性为中心，建立女性文学的独立王国，以致建立一种为能够完全表现女性世界的文学提供了可能性，并开始彰显女性文学创作的成就。

这一创作追求主要表现为抨击男性批评标准，揭示女性作家的创作困境。女性主义批评家德尔·史班德在《男人造语言》的最后一章指出:女作家自由发表其作品是十九世纪以后才争取到的权利。在此之前，只有男作家才享有公开发表作品的自由，女性只能在私下写作、日记、书信和传记，其读者至多只是生活圈子中的密友和熟人。正如中国古代所提倡的“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样，西方的传统观念也一向认为女人从事创作具有潜在的危及到父权制社会的因素，但要完全阻止妇女进入创作领域也不可能，于是，男性批评给女性写作设置了种种阻碍和限制。比如:像诗歌、戏剧等文体就被规定为男人的专利品，而女性只能写写供女性阅读的小说之类，为了把女作家的影响尽量限制在女人的圈子内，父权制社会千方百计阻挠女作家公开发表自己的作品。因而，在公众的心目中，女作家往往被作为女人来评论，而不是把她当成一位作家。面对批评、舆论和社会大众，女性作家的写作及其作品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诸如平凡琐碎，耽于描写庸常生活，喜欢选择自传与虚构相结合的体裁，缺乏完美的艺术形式，语言修辞稚拙，不讲究谋篇布局和典雅风格等等，都被视作女作家及其作品的缺点或短处。女权主义者则认为:用男人的标准挑剔女性的作品或衡量女作家的作品是否伟大，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女性应当建立自己的批评标准。因为，在一个男女平等的时代，她们应当不再只通过男性的赞扬才能成为创作和批评的主体，而应该以女性自身的模式来构建文学的批判标准，建立属于女性自身的独立王国。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女性文学创作比较充分地发挥了这一理念。

文学创作在十八世纪英国妇女中，特别是中产阶级妇女那里还是休闲、自娱的一种方式。到了十九世纪，英国女性主义作家试图改变这种现状，她们针对女性所面临的困境，试图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唤起女性的自觉意识，使创作不再成为一种消遣的方式，而成为女性改变自身困境的突破口。简·奥斯汀就是英国文学史上改变这种状况的第一人，针对当时英国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她集中选择了家庭、婚姻、爱情以及乡居生活作为自己的主要题材，通过将女性放入爱情、家庭与社会环境的两难处境中，揭示女性生存的困境和男权统冶中心对女性的压迫。

夏洛蒂·勃朗特也在创作方面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她的创作目的主要是出于宣泄和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她在小说中所表现的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强烈抗议，也是对传统文学模式的强烈反抗，《简·爱》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要在一个外表并不出众的女性身上展示女性的全部魅力和力量，让男人感到不是淑女的仪态万千，而是来自女性人格的挑战和压力，这种感受对男人而言，绝不是那样轻松的，这个过程说明女性在文学中逐渐由男性的附庸和陪衬，已一跃而成为男性的对立面乃至于拯救者，如简·爱之于罗切斯特。夏洛蒂·勃朗特的女性意识还表现在她对女性性别意识特征的确立。她在作品中着意表现女性作为与男人完全平等的“人”的性格魅力，与以往的女性作家不同的是，她还重视女性自身的发展和自我完善，特别强调女性在生活中的一种文化修养，相信那是女性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样的修养，女性才能在未来的生活尤其是家庭和婚姻生活中从容面对诸多的挑战而不丧失自身的立场、身份和地位，并最终得到男性的尊重。因而，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把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推上了前台，以女性的角度展开了故事叙述，张扬了女性意识。

因此，十九世纪的英国女性文学通过简·奥斯汀、夏洛蒂·勃朗特三姐妹、乔冶·艾略特等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创作，开创了女性新文学的先河，并以此宣告女性的独立和建立属于自己的女性文学的一种可能性。

三

十九世纪的英国女性文学积极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提升女性社会形象，通过争取女性话语权对“女性意识”的张扬和肯定，来体现对女性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

话语是当今学术界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但对它的所指却存在诸多理解。“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当人们通过语言交流的时候，语言不只是人们交流的工具，而是社会影响人对现实的认识和形成观点的一种社会工具。”［7］法国女权主义者认为:语言不仅仅是命名、标志和交流的系统，而且是所有意义和价值得以产生的场所，是权力的场所。她们认为:由于语言是男人创造并为男性服务的，其意指关系是由男人确立的，因而，也就有了诸多不利于女性表达自己经验的缺陷，也就有了妇女“说真理，但以倾斜的方式说”这样的写作困境和人本策略，以及妇女长时间以沉默来抗拒言不由衷的事实。当代法国著名作家、理论家、批评家埃莱娜·西苏认为，社会改革必然是主体的改革，而语言则是控制着文化和主体思维方式的力量，要推翻父权制控制，就要从语言的批判开始:“每一件事都决定于语词，每一件事都是语词，并且只能是语词……我们应该把文化置于它的语词中，正如把我们纳入它的语词和语音中一样……任何政治思想都必须用语言来表现，都要凭借语言发挥作用，因为我们自降生人世便进入语言，语言对我们说话，施展它的规则(law)……甚至说出一句话的瞬间，我们都逃不脱某种男性欲望的控制。”［8］由于语言起着这样重要的作用，西苏认为写作作为一种语言实践活动，也便有了使妇女通过它进入历史的重要作用。在父权制社会里，妇女受到压制被迫保持沉默，因而，她们的历史如同黑暗的大陆，父权制的阳光永远不会也不想照到这块黑暗的大陆上面。西苏说:“写作。这一行为将不但‘实现’妇女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从而使她得以接近其原本力量;这行为还将归还她的能力与资格、她的欢乐、她的喉舌，以及她那一直被封锁着的巨大的身体领域;写作将使她挣脱超自我结构，在其中她一直占据一席留给罪人的位置。”［9］

人类漫长的文明史表明，女性处于文明的边缘、处于“失语状态”，是作为被男人观察和欲望的客体而存在的。直到19世纪英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变，女性的主体意识逐渐凸显，女作家得以借助作品大胆地表达自己的心声，才打破男性文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十七八世纪的女作家已有了一些很朦胧的女性应该崛起的意识，即女性不应保持沉默，有接受教育的必要性，并认为学习和写作可以成为向男权统治挑战的手段之一。到了19世纪，女性意识进一步觉醒，女作家运用小说自由地发挥想象，突出自己意识，尽情展现内心世界。试着摆脱来自性别文化冲突及社会现状的种种危机，向男权统治的社会发出真诚而激情的呼声。反映到作品中，女性不但被置于情节的中心，而且敢于大胆表达自己对性别歧视和压迫、对自己声音和意愿被压制的现状的强烈不满，从而反映了她们话语意识的觉醒以及在男权社会中对女性话语权力的争取，如伊丽莎白和简爱，即为这种形象的典型代表。

人格独立意识与地位平等意识。著名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波伏娃曾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10］她认为，并不存在先验的“女性气质”，从生物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看，两性之间的差异，并不比两个单个人之间的差异更大，而从整个社会历史过程看，女人却被降低成了男人的对象，被铸造成了男人的另一性，即第二性，她被拒绝给予、拒绝接受和男人一样的成为具有自主选择和自我设计能力的主体的权力。总之，女人是男人用以确定自己存在的参照物、是一种补偿性事物、是男人的理想和神话……唯一不是的便是她们自己。对于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波伏娃认为是女性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所造成的。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使女性为了生存必须取悦于男性，并因之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价值取向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安于男人指派给她们的地位，不去争取自由。“她被教导、她必须取悦别人、她必须将自己变成‘物’，人们才会喜欢。”因此，她应该放弃自发性。人们对待她，像对待一具活娃娃，她得不到自由。一种恶性循环就此形成:因为她愈不运用她的自由去了解、捕捉她周围的世界，她的泉源便愈枯竭，而她也愈不敢将自己肯定为一有主见之自我。”［11］也就是说，社会各方面都限制妇女同男人一样成为独立自由的人，却要用各种方式证明女性不适宜于独立，只能从经济上和精神上依附于男性。因此，在社会中处于受压制地位的妇女，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和生存现状，必须首先争取独立于男性的经济地位，从经济上的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只有获得平等的经济地位，才能真正成为和男性一样的主体性而非仅仅是对象性的存在。

从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的作品来看，这些女性作家们对此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与把握。无论是《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还是《简·爱》中的简爱，她们都是有主见、独立自信、自尊自强的女性。特别值得一说的是，简爱以自己的知识和才华不但摆脱了女性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地位，而且以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获得了受尊重、有独立平等地位的生活。某种意义上，《简·爱》可以看作是女性争取人格独立与地位平等的人权宣言。19世纪的女性作家们不单单以塑造这种形象表达女性自己的声音，即使是她们自己的生活追求也无不表达着这种女性意识。她们靠自己的写作挣钱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即为再清楚不过的一个有力表征。

综上所述，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创作所产生的不可低估的价值及意义，正在于英国女性文学对男权话语的抗争与女性话语权的创建，不仅为整个英美甚至全世界开辟了女性文学创作的道路，而且为20世纪及以后的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15页

［2］转引自张良村等主编.《世界文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页

［3］［4］［5］［6］［英］简·奥斯汀著，罗良功译.《傲慢与偏见》［M］.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第9页、第18页、第22页、14、19、22、351.

［7］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94页.

［8］Ann Rosalind Jones，Inscribing Femininity:French Theories of the Feminine，from Making a Difference，p85.

［9］［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

［10］［11］［法］西蒙·德·波伏娃著.桑竹影、南珊译.《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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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342(2011)03－32－04

2011－03－12

范景兰(1964－)，女，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