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信来

（大理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陈亮功利主义思想的历史影响

雷信来

（大理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陈亮不仅是永康学派的创始人，而且以其学术成就和个人努力为浙东学派及其理论学说的创立发挥了重大作用。陈亮倡导的功利主义学说促进了南宋浙江地区的经济发展，推动了清代经世致用之学的形成与发展，并对当今道德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亮；永康学派；功利主义思想

陈亮，字同甫，号龙川，浙江永康县（今永康市龙山镇桥下村）人。生于宋高宗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卒于光宗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他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浙东永康学派的创始人，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春，陈亮高中状元，被任命为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然而未及赴任即辞世。陈亮生活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南宋时代，置身于当时国势极度疲敝，理学高度繁荣的背景下，在现实政治层面上，陈亮坚决要求抗金以收复故疆之半，呼吁实施各项制度改革。在学术探讨层面上，他从谋求实事、实功、实利的观念出发，提倡功利主义学说，反对空谈道德性命之学，注重学术研究的经世致用，努力探求富国强兵的途径。他的思想观点不仅对当世，而且对后世均有重要影响。

一、推动了南宋浙东学派及其学说的创立

陈亮作为永康学派的创立者，与吕祖谦、叶适等人并为当时浙东学派的代表，以其个人作为和思想学说对浙东学派及其学说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他在南宋浙东学派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从总体来看，在南宋浙东学派的发展过程中，陈亮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陈亮之前，尽管有薛季宣等人提倡事功，但是浙东学术界仍然是一盘散沙。在宋孝宗淳熙年间，陈亮的功利主义学说一鸣惊人，永嘉的陈傅良、金华的吕祖谦、台州的唐仲友等人与陈亮共同唱和，他们逐渐形成较为一致的学术趋向，浙东学派遂趋于繁荣，并对当时的社会及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除此而外，叶适“在浙东的学术界中，他居于一个集大成地位”〔1〕，他使浙东学派的理论体系进一步成熟和系统化，这与陈亮对叶适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施加了重要影响是分不开的。“他们的数十年交往情谊无疑是宋代学术史、文学史上的佳话。”〔2〕

从南宋浙东学派功利主义学说形成发展的角度来说，陈亮虽然没有首倡之功却有发扬光大之贡献。功利主义思想，虽在先秦时提出来，但主要是在宋代历史条件下发展完善起来的。在北宋时期，李觏继承了历史上功利主义的积极成果，提出义利统一的观点，王安石则在实践中具体运用和发展了功利主义思想。南宋时期，陈亮与叶适共同成为中国古代功利主义思想发展完善阶段的代表人物。陈亮全面总结了历史上功利主义思想的优秀成果，举起功利主义的旗帜与理学相抗衡，通过与理学家的学术辩论，对理学进行了严肃批判。《宋元学案》指出：“当乾道淳熙间，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崛起其旁，独为不然。”〔3〕可见，在当时理学流行与蔓延之际，陈亮以功利之学反对理学，在反对理学的斗争中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功利主义思想。

陈亮通过积极地学术交流，为浙东学派的发展壮大发挥了建设性作用。陈亮一生与永嘉学派和金华学派的学者交往密切，彼此在学术上互有影响帮助，他们合力推动了浙东功利主义学说的形成与发展。在理学家看来，永康学术和永嘉学术都是“功利之学”，俱为“大不成学问”。客观地说，在浙东学派中数永嘉学派与永康学派学术观点最接近。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陈亮与永嘉学派的学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学术交流和人际往来。陈亮不仅和永嘉学者频繁往来，与金华学者，尤其是吕祖谦更是莫逆之交。吕祖谦身为“东南三贤”之一，非常关心陈亮学术研究的进展，经常给予陈亮鼓励和指导。在陈亮功利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吕祖谦给予了他很多无私的帮助。

二、促进了南宋浙东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陈亮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及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点我们可以从理学家朱熹对陈亮功利主义思想提出强烈的评判得到反证。由于作为显学的理学依然坚守着传统儒家的三纲五常、重农抑商、修身养性等信条，就使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无形中发挥着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方面是学术功能，即在学术上牵制理学，从而避免了学界的话语垄断。同时，陈亮的功利主义在理论上总结了先秦、汉唐以来的功利主义思想，并把它完善化、系统化，发展成为一个学术流派，即永康学派，从而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另一方面由于功利主义思想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切合了人们的客观要求，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而南宋时期的人们逐渐摆脱了某些封建礼仪的束缚，掀起了一股讲实际、重事功的功利主义思潮。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浙东地区，义利并重甚至重利轻义思想深入人心，似有取代儒家重义轻利之正统思想的趋势。这一思潮既有比较系统的功利主义思想作理论支撑，又为民众所支持，因而极大地推动着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主张农商互利与追逐合理的物质利益，反对重农抑商，提倡发展商品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为商人代言的治学路径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随着功利主义思想的传播，农商并重、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尽快扭转贫弱局面成为社会共识。“重农抑商”观念的改变促使宋代商品经济迅速成长起来，并达到了空前的发展水平。这种情况表现在两方面：其一，随着原有自耕农经济制度的崩溃，不少地主投身商业，并在与商人争相夺利的经济行为中极大地推动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破产的自耕农也纷纷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之中。其二，众多官僚加入商人行列，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形成了一大批与官府争夺商业利益的富商大贾。而官府则运用法律手段，限制富商大贾的经济实力，尽可能使官府占取商业利润。以利润追求为动机的商品经济，比起保守封闭的自耕农经济，更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具有历史进步性。

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珍贵财富，其对社会功利和商品经济的倡导，对利欲功能与物质需求的合理性肯定，对极端利己主义的批判，对理学空谈义理性命、恪守三纲五常的反对等思想都具有社会合理性与历史进步性。陈亮所处时代虽然距今已有800多年，但是陈亮和浙东学派的经济思想一直得到继承和发扬，并且影响深远。许多学者认为，它是“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基因。陈亮和浙东学派学说的影响一直渗透在浙江这片土地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浙江区域文化，与其他地区相比，文化中“功利、务实、创新”的特性相当明显。因此在今天考察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对清代经世致用之学的形成功不可没

陈亮的功利主义学说不仅对南宋的浙东学术影响很大，而且对清代经世致用之学的形成也功不可没，清代“经世致用”之学，正是沿着陈亮实功实事的功利主义思想发展起来。“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的优秀文化传统，主要是在明清之际批判宋明理学的思潮中得到传承和发展的。”〔4〕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在中国思想史及浙东学术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章学诚指出事功学派注重史学，旨在“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5〕这一学派的学风一直影响于明清。王夫之云：“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6〕他们都强调治史是为求能够施治于经世之事业，从中理解把握治国安邦的学问，这是功利主义学派的特色。

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的史学及功利主义思想，历经元明至清，在清朝的浙东地区遂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学术流派——浙东学派。清浙东学派指创于黄宗羲，包括万氏兄弟、全祖望、章学诚在内的以史学为主的一个学派。黄宗羲作为清初浙东学派的大家，学识渊博，在经学、政治哲学等各方面都有建树，尤其在史学方面，他强调经史结合，穷经必兼通史，如此才可经世致用，他著书立说皆期于有用。浙东学派代表邵廷采“有意天下之事，故所发多经世之论。”他曾经说：“文章无关世道者，可以不作；有关世道，不可不作；即文采未及，亦不妨作。”（王揆：《复思堂文集·序》）。章学诚论史，更时时处处言经世。浙东学者反对吟风弄月，在学术研究上提倡具有独创精神的专门之学，他们反对单纯地为前人的著述注释考订。

清代浙东学派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是以实学、实事和实功为目的，通过史学研究以达于经世致用，而不是从口头上空言经世的。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这两部书都本着“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精神而写，有极丰富可靠的文献资料，案语都根据史实写成，而且追本求源叙述学术沿革。“先生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7〕与黄宗羲同时的爱国学者朱舜水，在抗清失败后，流寓日本，倡导“实功”、“实用”之学，被日本学界奉为“儒宗”，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这个时期的学术主潮，正如梁启超所说，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排斥理论而提倡实践。

陈亮具有离经叛道色彩的王霸、义利之学说，虽然被以朱熹为首的理学派以“大不成学问”为由弃置道旁，而且“其言不为天下所重”。但是，陈亮对理学的重大责难说明理学自身的确存在一些缺点。因此，陈亮所持的观点实为反对理学的先声，也是清初主张经世致用的先导。清初迭经社会变乱，受到民族战争强烈震撼的知识分子自觉地以兼善天下为己任，矫正理学及王学末流的空疏误国，倡导经世实用之学。他们的治学从多个领域入手，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探究成顺致利之道，讲求天下利病的缘由，“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潘耒：《日知录·序》）顾炎武曾严厉指责王学末流“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结果导致“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8〕黄宗羲、王夫之以经社稷安人民为时务之首，一洗往日空疏之学的弊端。他们以社会问题作自己学术研究的核心，其影响很大。清代经师学派庄存与、刘逢禄等并治《春秋·公羊传》，指出孔孟之学在于实践躬行和经世致用。虽然，经世学者们治学各有侧重，涉及的领域也不同，但其“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9〕的学风却是完全相同的。梁启超也批判了那些于亡国灭种之际只知无事袖手谈心性的清谈之士：“进而考其思想之本质，则所研究之对象，乃纯在绍绍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取极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销蚀达于零度。”〔10〕

南宋事功学派的反理学斗争，对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惨烈的历史反省中，士大夫们已深刻地认识到那些空谈心性的文风及学风是倾覆封建王朝的重要因素，于是，对玄学的空言心性之论进行激烈的批判，构成了清代学术界自戒自省的一种理性自觉。开一代风气先河的龚自珍经常引用《公羊》的微言大义讥讽时政，猛烈批判专制制度。魏源被美国学者称为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东亚最杰出的思想家，他与龚自珍是同时代人，他最早向国人介绍西方并提出中国应向西方学习。他系统编撰了《海国图志》一书，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方针，目的是抵御外侮、挽救中国，同样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针对程朱向往的“三代之治”，魏源指出历史进化的客观趋势是不以圣王的意志为转移，“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鞭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必不舍营伍而复为屯田为府兵也。”魏源与龚自珍一样，用“公羊三世说”将所处之世及鸦片战争时期的危机视为“末世”，呼吁清政府要变法、改革。他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徒使晋人糠粃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11〕

通经致用、明道救世的求实致用精神成为了士子学术研究的灵魂，尤其是清初经世致用之学的崛起，更是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在举国文恬武嬉、沉醉欢歌之时，抱着经世务实、救国济民的理想，关心民众苦难，着力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尤其是那些有一定权势的经世派大臣们为国为民作出了不少实绩。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虽然变幻不定，学习西方走了一条从坚船利炮的有形器物到无形的政教制度、思想文化的道路，但无论是改革内政还是学习西方，其内在深层次的学术文化动因仍是经世实学。

清代学术文化的变化，就其实质来说是社会历史深刻变化的反映，尤其是清代后期社会危机的加剧引起了一些关切时弊的士大夫的担忧，因而士林风气中逐渐弥漫着经世致用的思潮。“由凭虚而趋实证，由个人而至社会，由惟理惟物而至惟行。”〔12〕永康义利、王霸之学这股功利主义新风及其事功思想之流传，皆舍天道而言人事，罢邪说而辟新解，力扫身心性命之空谈，锐意经世治人之实效，直至清代天道性命之说退为学术旁支，最终为经世致用之学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四、为当今道德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够从理学阵营分离出来，不在于他是否坚持儒家立场，是否背叛儒学传统，而在于他走着与理学家们截然不同的学术道路。他的最显著特点是把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因此，他的学说有时也被称为“实学”。陈亮联系南宋社会现实，着眼于抗金以收复失地，他的功利主义思想在理论上的贡献是：第一，坚持从利益、效用来说明道德原则，而不是以预设的“天理”来说明道德，由此，他承认欲望的合理性，以富民求富国。第二，坚持功利主义价值观，把求利置于道义之上，以功利做为价值追求。第三，把功利的实现作为历史的评价标准。第四，在强调功利时把功利规定为天下公利。这种理论品格使陈亮成为当之无愧的功利主义思想家。

陈亮与朱熹之间的辩论成为著名的学术公案，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说明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社会需要，一方面说明宋代理学造成的沉闷的学术空气，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士人们的不满。但更加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在后人看来明显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功利主义思想为什么不能取代理学而成为学术正统呢？究其原因，除了当时理学在学术上的精致，功利学说在学术上的粗糙以外，更深刻的原因在于统治者的没落以及有意倡导理学而造成的蔚然成风的守旧传统，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德倾向导致道义论的强大。现在，没落的统治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但道义论的影响和守旧主义的传统依然积淀在民族心理中，继续发生着深远的影响。

历史上起过巨大影响的道义论，曾经赐予我们民族很多优秀的品格。但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重义贱利倾向带来的种种问题，如法制观念、契约观念、权利观念的淡漠，重视国家和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等。在重新估价传统道德价值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道义论传统带来的负面影响，决不能忘记因其影响而导致的中华民族曾经经历过的贫弱的历史。在中国思想史中，关于道义的资源很充足，相比之下，功利的见解比较缺乏。基于此故，研究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就显得很有意义。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具有偏重效用、忽视道义的内在缺陷，这是我们在借鉴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贵义贱利、先义后利、先公利而后私利乃至无求私利这个价值观念已受到普遍的质疑，社会的广泛呼吁是对个人权益的追求和保护，对“义”的淡忘乃至不屑似乎成为社会的主流。如何使人们在面对内在的欲望和外在的利益冲突时，保持应有的理性，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在当今道德体系建设过程中，回顾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将是非常必要的。陈亮主张在遵循道义的基础上，以功利作为价值追求，把功利的实现作为历史的评价标准，在强调功利时把功利规定为天下公利。从这点来看，陈亮的基本认识和我们今天道德体系建设的理念是基本一致的。跨越道义论和功利论，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二者的互补，应该是道德建设的应有之义。考虑到我国传统文化铸成的重德崇德的民族心理导致的道义论强而功利论弱的历史情况，引导人们回顾历史，发掘功利主义的思想资料，应该有所裨益于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

〔1〕邓广铭.陈龙川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80.

〔2〕朱迎平.永嘉巨子：叶适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88.

〔3〕〔清〕黄宗羲.宋元学案〔M〕.全祖望，补修.北京：中华书局，1982：1850.

〔4〕潘起造.明清浙东经世实学通论〔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16.

〔5〕〔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全译〔M〕.严杰，武秀成，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717.

〔6〕〔清〕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6-157.

〔7〕〔清〕全祖望.鲒埼亭文集选注集〔M〕.黄云眉，选注.济南：齐鲁书社，1982：347.

〔8〕〔清〕顾炎武.日知录〔M〕.长沙：岳麓书社，1994：134.

〔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13.

〔10〕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32.

〔11〕〔清〕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47-49.

〔12〕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5.

（责任编辑 袁登学）

The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Chen Liang's Utilitarianism

LEIXinlai
（DaliUniversity,Dali,Yunnan 671003,China）

Chen Liang is not only the founder of Yongkang School,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undation of Eastern Zhejiang School and its theories with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personal efforts.The utilitarianism initiated by Chen Liang boosted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promot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sing ideology in Qing Dynasty.Italso provides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oday'smoral system.

Chen Liang;Yongkong School;utilitarianism

D64

A

1672-2345（2011）01-0030-05

2010-09-16

雷信来，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