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北京100038)

由于历史发展和价值选择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各国对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协调也存在不同的认识。体现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就表现为各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和条件不一致，排除非法证据的态度在坚决程度上存在差异，法律规定与实践做法也可能有所差距。另外，由于各国司法体制的不同，相应的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职权划分的差异同样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所包含的取证主体、排除非法证据的阶段等内涵亦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从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应当包含的内涵要素角度出发，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定义重新予以界定。

一、非法证据的含义

要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含义首先要对以下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即“非法证据”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

对于广义的“非法证据”，何家弘教授将其定义为“违反法律规定收集或取得的证据”。这种定义强调了非法证据的违法性特征［1］。另有学者对“非法证据”的定义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如，非法证据是与合法证据的相对，即凡是内含非法因素的证据，包括获取手段、获取证据的主体、证据内容、证据形式违法和其他违反法律程序所获得的非法证据［2］。

而对于狭义的“非法证据”，笔者认为应当将其限定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即被排除的非法证据。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只是所有非法证据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