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连根

(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政治理论部，河南郑州450053)

西方的政体思想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早期的思想家几乎都出身于名门望族，所以大多主张贵族政体。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等都是如此;德谟克里特则举棋不定，既主张共和政体，又主张贵族政体;著名的智者普罗泰哥拉主张民主政体;而苏格拉底基本主张贵族政体。但是，早期和较早的这些思想家关于政体的思想很少、很简单，希腊的政体思想的主要代表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波里比阿。

一

柏拉图的思想集中了他之前的希腊思想家的精华，又深深地影响了后人，其政体思想亦是如此。在他早期的代表作《理想国》中，把政体划分为五种。他认为，最好的政体是贤人政体，这就是他的理想国。实行贤人政体的城邦，必须由哲学家担任国王，或国王要学习哲学，具有智慧。他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顾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我们前面描述的那种法律体制，都只能是海客谈瀛，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而已。”［1］

除了贤人政体，柏拉图把其他政体分为四种。一是军阀政体，以斯巴达和克里特为代表的政体;二是寡头政体，即富豪政体，由少数有钱人来把持政权;三是民主政体，这是由平民所进行的统治;四是僭主政体，或叫专制政体和暴君政体，这是由极少数人进行统治的政体。柏拉图认为，统治者的德性决定了国家或城邦政体的德性。贤人政体的特点是爱智慧，军阀政体的特点是爱荣誉，民主政体的特点是爱自由，贵族政体的特点是爱财富，僭主政体的特点是爱奴役。也就是说，统治者的德性决定了国家或城邦的特点。

柏拉图不仅认为这些政体各有其特点，而且从动态的角度研究其相互关系。他认为，这些政体是依次循环的。任何一种政体，如果其特点毫无节制地发展而走向极端，这种政体就会变成另一种政体。所以，只有贤人政体是稳定的，其他四种政体都是不稳定的，是依照军阀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体这样的顺序进行循环的。这种变动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在他看来，首先是统治者之间的不团结、分裂和叛变造成的。

到了晚年，柏拉图的政体思想有了一些变化。他按是否依法律进行统治把政体划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依法律进行统治的就是正宗政体，不依法律进行统治的就是变态政体。他又按统治者人数的多少，把政体分成六种:一人执政的政体，如果是依照法律进行统治，就是君主政体，否则就是僭主政体。少数人执政的政体，如果是依照法律进行统治，就是贵族政体;否则就是寡头政体。多数人执政的政体，如果是依照法律进行统治，就是共和政体，也叫民主政体，否则就是暴民政体。

晚年的柏拉图似乎认为国王—哲学家这种贤人政体是不太容易实现的，能实现贵族政体就不错了。贵族政体的特点是智慧。他在晚年能够辩证地看待政体问题。他指出，一人执政的政体可能是最好的，即君主政体;但也可能变成最坏的政体，即僭主政体。而多数人执政的政体不可能是最好的政体，也不容易变成最坏的政体。这当然是他对民主政体的偏见所致。其实他对暴民政体的危害也估计得过低了。他认为，少数人执政的政体比多数人执政的政体危害更小，因为少数人执政的特点体现的是智慧。他甚至主张结合各种政体的优势而采取混合政体。他的这些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亚里士多德和波里比阿，为他们所继承和发展。

二

亚里士多德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的政体思想，他也把政体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而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又各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和僭主政体、寡头政体、暴民政体。他认为划分政体有两条原则:一是看这个城邦的“最高治权的执行者”人数的多少，二是看这些“最高治权的执行者”实行统治的目的是否“旨在照顾全城邦的共同利益”［2］。根据第二条原则，凡旨在照顾全城邦共同利益的政体就是正宗政体;反之，如果不是旨在照顾全城邦共同利益，而只是照顾当权者的私利，无论当权者人数多少，都是变态政体。根据第一条原则，凡是一人当政的正宗政体，就是君主政体;凡是一人当政的变态政体，就是僭主政体，也叫暴君政体。凡是少数人当政的正宗政体，就是贵族政体;凡是少数人当政的变态政体，就是寡头政体。凡是多数人当政的正宗政体，就是共和政体，也叫民主政体;凡是多数人当政的变态政体，就是暴民政体。亚里士多德当然对正宗政体持肯定态度，而对变态政体持否定态度。同时他认为，独一无二的圣人几乎是不存在的，而德智兼备的贤者也为数不多，所以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虽然很理想，但却不太现实。唯有由中产阶级当政的共和政体，才是符合实际并且适中的政体。因为共和政体既照顾了贵族(即富人)的利益，也照顾了平民(即穷人)的利益。所以这种政体既能得到富人的肯定，也会得到穷人的支持，因此它更稳定，更现实，是比较完善的政体。

三

波里比阿在亚里士多德政体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这六种政体形式是动态的，是按一定顺序转换而循环的。在他看来，人类最初与动物一样是群居在一起的，这时权力的限度完全由体力的大小来决定，体力大并有勇气的人自然统率着体力小并胆怯的人，这种权力是专制主义的。随着家族观念的形成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人们产生了拥戴君主的心理和义务观念，并且由于对暴力的恐惧或受功利的驱使而服从强有力者，从而导致君主政体的产生。世袭的君主是用理智来治理国家的。由于君主被嗜欲引诱，放纵、奢侈，逐渐同人民疏远并对立，君主为保护其统治地位便凭借暴力镇压人民的反抗，这就变成了僭主政体。当君主纵欲无度时，君主政体即将变为暴君政体，谋杀专制者的事件就接踵而至。其煽动者是一些“高贵和伟大的人物”，即贵族。在一些贵族的领导下，推翻了暴君的统治，于是就建立了贵族政体。贵族子弟继承先人的地位，逐渐变成纨绔子弟，只图私利，而置他人的利益于不顾，于是贵族政体就演变成了寡头政体。寡头政体不久就会遭到人民的反抗，人民通过斗争赶走贵族，自己管理国家，于是成为民主政体。民主政体经几代人之后，就会有人肆意妄为，蔑视法律，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不顾其他等级的反对，这就变成了暴民政体。暴民为所欲为，随意流放、杀人，抢夺财产，挥霍钱物，又到了专制的野蛮时期，这时人们期待“圣人”出现，于是又回到了君主政体。政体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交替出现的。这就是波里比阿的政体循环论。

在波里比阿看来，即使好的政体也会向坏的政体转化，那么怎样才能使一种政体既是正宗政体，照顾到全体人民的利益，并且能够稳定下来而不向其反面转化呢?波里比阿通过考察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混合政体论。波里比阿认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是优良政体。君主政体体现了君主对臣民的慈爱，贵族政体体现了贵族的智慧，共和政体体现了人民的自由。但是这些优良政体也有其缺陷:在君主政体中，公民被排斥在公共立法和协议之外，无法享受实际的政治权利;在贵族政体中，人民缺乏真正的确定的自由，特别是无权自由选择地方行政官，没有人能够保证权力免遭贵族的滥用;在共和政体中，公平本身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在那里不存在任何地位等级，使人们在荣誉和地位上的差别得不到反映，这样其城邦是不能保住自己的荣耀的。这些政体本身所固有的缺陷还会导致一种致命的缺陷，这就是它们都不具有稳定性，它们都会转化为变态政体，君主政体转化为僭主政体，贵族政体转化为寡头政体，共和政体转化为暴民政体，从而陷入这种无休止的恶性循环之中。

波里比阿认为，理想的政体应该是吸收各种正宗政体的优点，摆脱从正宗政体到变态政体的恶性循环。在他看来，吸收各种正宗政体的优点，克服其缺陷，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他把这种政体叫做混合政体。他说，斯巴达就曾采用这种混合政体。在斯巴达的政体中，每一种个别权力都受到另一种权力的制约，而不是受到另一种权力的侵犯。他进一步指出，在混合政体中，公民参政可以防止君主专制，君主可以牵制元老院，元老院是由贵族把持的，较为保守，因而可以预防公民大会的激进。

波里比阿认为，最能体现混合政体完美无缺的是罗马的政体。罗马的政体不是单纯建立在某一种政体因素之上的，而是包含着三种正宗政体的要素。罗马的政体由执政官、元老院和平民大会组成，执政官体现的是君主政体，元老院体现的是贵族政体，平民大会体现的是共和政体，这三者的权力均衡分配，囊括了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优点，这种混合政体有着超常的稳定性，克服了各种正宗政体的缺陷，摆脱了正宗政体向变态政体转化的恶性循环，所以说它是理想的、完善的政体。

波里比阿认为，混合政体的最大作用在于权力分离，各种权力之间相互制衡，这是最早的比较完备的分权学说。这种学说其实就是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实践的写照。罗马政体由执政官、元老院、平民大会和保民官组成。执政官由平民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执政官同时有两位，他们是行政首脑，负责指挥军队，领导各级行政官吏，向元老院引见外国使节，提出并与元老院商讨紧急事务，召集元老院会议和平民会议，提议各种法案。执政官具有君主政体的性质。元老院由贵族和退任的执政官组成，有决定内外政策、审议和批准法案、控制预算及支配国家财产的权力，还有权监督执政官。元老院具有贵族政体的性质。平民会议则有赏罚生死权、官职授予权、立法权、缔约权、宣战媾和权等。保民官代表平民的利益，有权对元老院的决议提出异议。平民会议和保民官具有共和政体的性质。

在混合政体中，执政官、元老院以及平民会议和保民官这三种权力虽然混合在一起，但却是分离的。任何一种权力不能凌驾于另两种权力之上而形成独裁。执政官虽然拥有执政权，但要受元老院、平民会议和保民官的限制。执政官对军队具有指挥权，但是军队给养的筹措、战功的评定则由元老院决定，而宣战和媾和权则属于平民会议和保民官，执政官无法在军事行动方面独断专行。而且两名执政官也是相互牵制的。元老院虽然握有财政、外交权，但平民会议可以运用立法权通过法律对它进行限制，而且保民官只要有一人提出异议，元老院就不能对任何事情作出最后决定，甚至无法集合议事。平民会议虽然具有立法权，但它所代表的人民则处于元老院和执政官的权势之下，涉及民众公共利益的公共建设项目所订立的契约要受元老院的管辖，审理重大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法官要由元老院来指派，作为士兵的民众要在执政官的指挥下行动。这样平民会议和保民官也要受元老院和执政官的牵制。这三种权力是相互联系在一起并相互制衡的。在外患紧急的时候，形势迫使它们团结合作，共赴国难;和平时期，如果有一种权力越权，企图凌驾于其他两种权力之上，必然会受到其他两种权力的限制和抵抗，这样就可以避免任何一种权力独裁专制，即可以避免僭主政体、寡头政体、暴民政体等变态政体。

由此看来，波里比阿的混合政体，其目的在于分权而制衡，使各方的利益都得到体现和照顾，从而避免任何一方的专制独裁。这种学说源于罗马的政治现实，而又对罗马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西塞罗作为政治家、政治思想家，基本上继承了波里比阿的政体学说，从而对古罗马的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古希腊自柏拉图创立比较系统的政体学说，经亚里士多德，到波里比阿，建立了比较系统成熟的政体学说。近代洛克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的分离思想，孟德斯鸠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离学说，都可以溯源到波里比阿的混合政体学说;卢梭的民主共和制，也可溯源到亚里士多德和波里比阿所崇尚的共和政体。古希腊的政体思想通过影响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从而对近现代资本主义的政体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