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福振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003)

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与监督政府
——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周福振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003)

在近代社会，西方国家逐渐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人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人权。中国社会长期实行大一统的自上而下的管制体制，儒家思想占有统治地位，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新民丛报》学人积极地将西方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传入中国，并用中国文化进行解释，认为思想自由乃进世界文明之具，言论、出版自由要以监督政府为天职。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新民丛报》;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思想、言论、出版自由都是西方社会极力提倡的。英国自由主义者穆勒认为言论、出版自由是思想自由的附属，突出了思想自由的重要性。虽然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产生并盛行于西方，但是这三大自由要想在中国社会中扎根，必须借助中国文化的土壤进行成长，否则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新民丛报》学人从中国文化中找寻三大自由的依据。自从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其他思想都放入儒家思想中，儒家思想在二千多年的社会中占有绝对地位。梁启超却认为孔子之所以是孔子，是因为思想自由的缘故，而自命为孔子之徒者，反其精神而用之，以至于孔教范围日益缩小，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所以在梁启超看来，诚尊孔子宜直接继承其精神，毋拘墟其形迹，使孔子生于今日，教义必更有所损益，“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以是尊孔，而孔之真乃见;以是演孔，而孔之统乃长”。［1］70－73这是梁启超接受西方自由思想之后，用中国儒家思想解释自由。虽然梁启超反对那种用中学解释乃至附会西学的方法，认为这只是一种暗合，但是梁启超经常自己违反自己的原则。在暗合方面，蒋智由说得非常清楚，即：“老子之学主自由，杨子之学主乐利，墨子之学主敢死，又主博爱、平等，多与近日欧洲之学派合，而遂有倡中国之衰弱，为原于墨子之教之不行者，是则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教自由主义之发生而复活者。”［2］79《新民丛报》学人认识到了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的重要性，积极地进行宣传，并从批判专制的角度出发将其与监督政府结合在一起，很有意义。然而，西方人特别注重的集会、结社自由，却没有得到《新民丛报》学人多少介绍。

一、思想自由乃世界进文明之具

法国人贡斯当说：“如果一个民族死气沉沉，那么无论政府有什么作为，都不会得到舆论的响应。它不能使国民保持清醒，只好与国民一起进入梦乡。因而，在一个思想被禁锢的民族中，一切都无声无息，一切都在沉沦，一切都在退化和堕落。”［3］371贡斯当的话并不是危人耸听，它道出了思想自由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新民丛报》学人在介绍西方有关思想自由的学说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新民丛报》学人主要介绍了西方笛卡尔、黑智儿(今译黑格尔)、穆勒三人有关思想自由的理念。

首先，《新民丛报》学人从怀疑论的角度论述了英国人笛卡尔关于思想自由的理念。一般来讲，真正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个人主义是从笛卡尔开始。英国罗素曾评论它说：“笛卡尔的基本确实项‘我思故我在’使认识的基础因人而异，因为对每个人来讲，出发点是他自己的存在，不是其他个人的存在、也不是社会的存在……笛卡尔以来的哲学，大部分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思想上的个人主义一面。”［4］127这是西方学者对笛卡尔的思想的肯定，在中国梁启超对“我思故我在”的评价也很高。梁启超对这句话的翻译是“我能思故是故有我”。在梁启超看来，“我能思故是故有我”是说我自有耳目，自有心思，不能以古人之心思为心思，要有怀疑精神，于是我愈疑我之思想而我愈益思想。梁启超突出了笛卡尔思想自由的一面，并叫人们有怀疑精神，敢于思考。梁启超还把笛卡尔的这句话上升到真理的高层次上，认为“我能思故是故有我”是一切真理之基础，“始一洗奴性而使人内返本心，复其固有之自由”。梁启超为了使中国人更好地理解笛卡尔这句话的意义，把它与中国先古时代的禹相比较，认为笛氏之功不在禹下。［5］12－15禹靠疏导的办法治理好了滔天的洪水，最后舜将位置传给了禹。禹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很高的位置，一直是中国士追求的典范，梁启超将笛卡尔与禹相比，说明了他对笛卡尔“我能思故是故有我”的重视。

除了梁启超对笛卡尔的思想自由作了介绍外，《新民丛报》上还有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对笛卡尔的思想自由作了论述。此文从考察思想的含义出发，认为“思想者，无实在之物存，无界限，无形迹，无据地，无绘象，徒可悬象及之而已”，又说“思想者，居吾人之内界，如知、如欲、如悟、如觉”。于是，此文认为思想与形质不同，即“思想居先，形质居后，吾疑一物而后知一物，夫物固因吾之思想而得也”，也就是说“我思则我是”。这篇文章将“我思故我在”翻译成“我思则我是”，与梁启超的翻译“我能思故是故有我”有一致性，都是讲思想自由。此文还明确指出怀疑是“思想自由之极则”。［6］15－16这与梁启超讲思想自由要有怀疑精神是一致的。如果没有了怀疑，也就没有了思想自由。

其次，《新民丛报》学人从灵魂的角度介绍了黑智儿的思想自由。德国哲学家黑智儿曾对思想自由曾经作过论述。他认为思想是世界之灵魂，当其极至自由时，可破除一切之障碍，冲破一切之网罗，而无所限制，确然自信为有绝对之灵性;既自信为有绝对之灵性，则无所恐怖，无所挂碍，浩然沛然，独来独往，谓之极思想之自由。黑智儿从人类灵魂的角度讲述了思想自由的原因，马君武认为这是“天才之卓绝”。［7］16黑智儿极力提倡思想自由，与他哲学上重视绝对精神和人的意识是分不开的。

最后，《新民丛报》学人从言论、出版自由与思想自由的关系方面论述了穆勒的思想自由。穆勒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顶峰，他的《论自由》一书对思想自由作过专门的论述，不仅影响了西方国家而且影响到了中国社会。马君武先在《新民丛报》第28号上发表了《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救治之方法》一文，简单零星地介绍穆勒的思想自由理论，认为思想自由是无限制的，而议论自由、著书自由附焉。［8］117接着，他在《新民丛报》第29号上专门论述了穆勒关于人为什么要有思想自由的重要学说。

第一，思想自由是无界限的自由，为世人所必需而不可压制，不可放弃。人之心不同，各有其一己之绝对自由主意，不可强同，因而任在一地，任处—事，人人皆有思想自由之权，或于学问，或于道德，或于宗教，以各不同之自由思想，择别去取之。

第二，徒有思想自由，无言论及著述自由，则思想自由无效。专制政府之压制，文明人民之竞争，皆言论及著述自由。关系于他人之事无论，即关系于自己之事，茫然不问合于己身之气质与否，而惟风俗习惯是从，极其弊必至于一切日用当行之事，亦不辨何者为乐，何者为辱，惟从众而已，因是必丧其天然之才能，乃至无嗜欲，无欢乐。

第三，文明发达之国，无所谓异端，攻击异端是最愚之事。与己不同之道，辄诬为异端，是思想学术家之大污、黑暗世界之暗影。真理自真理，非刑罚所能禁止。禁止异端之事，于国人心才之发达大有所妨碍，能使人畏怖而失理性，甚至使国人无强壮独立之思想，而性情易流为柔懦，智识遂难于发达。［9］12－15

马君武介绍了穆勒的思想自由，主要取材于穆勒所著之书《论自由》的第二章“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基本上与穆勒的认识一致，目的就在于说明思想自由无限，从而在中国鼓吹思想自由。

另外，蒋智由还揭示了君主专制国家压制思想自由的原因在于“帝王之大敌非他，即学者”。蒋智由认为学者乃帝王最后之审判，若古今无学者，则帝王之祸必过于洪水猛兽。在他看来，一卢梭出而欧洲各国帝王之根柢皆为动摇，于是他认为一学者出可扫平地球上若干之帝王，帝王之权不过能杀学者于一时，而学者之权却能杀帝王于万世。［10］79－80这说明，蒋智由从学者批判专制的角度出发，把理想自由的主体放在学者身上。虽然一些学者能秉笔直书，但是学者毕竟无相当的权力来限制专制之权力，即制专制最根本的还是靠权力分立与制衡。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思想自由，人们就会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能从众，最终导致无所谓对错，“一错错到底”，“一错大家错”。中国人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他人代自己思考的生活方式，因而，《新民丛报》学人积极地提倡思想自由。他们还将西方思想自由兴盛的近代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相比较，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有思想自由，从而导致人才兴盛，但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思想自由之大义渐以窒蔽”，［5］19这样中国人渐渐丧失了思想自由，最终导致中国社会在近代落后于西方。

二、言论、出版自由以监督政府为天职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所说的“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一语，被誉为描述言论自由的经典论述。在法国大革命前夕，三级会议召开之时，有一些人站得很高，他们是媒体记者，当时被戏称为在三个等级之外的“第四等级”。令人难以预料地是这些“第四等级”却逐渐担负起了监督政府、指导国民的重要角色。甚至美国人莫瑞斯·恩斯特称言论、出版自由是人类的“第一自由”。《新民丛报》学人认识到言论、出版自由的重要性，对西方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学说进行了引介和宣传。

《新民丛报》学人主要介绍和论述了法国人孟德斯鸠和英国人穆勒关于言论自由的理论。梁启超从专制压制言论自由的角度出发，介绍了孟德斯鸠的相关理论。孟德斯鸠说：“凡专制之国，必禁遏一切新奇议论，使国民聩然不动，如木偶然，其政府守一二陈腐主义，有倡他义者，则谓之为畔道为逆谋。彼其宗旨，固以偷一时之安为极则，故务驯扰其民，若禽兽，时时鞭挞之，使习一二技艺，以效己用，民既冥顽如禽兽，则其中有一极狞恶而善威嚇者，则足以统御之，不宁惟是，乃至不必以人为君而治之有余。”孟德斯鸠说明了专制国家禁遏言论自由的危害，梁启超认为孟氏此弊之论“可谓深切著名”。［11］18

马君武在《弥勒约翰之学说》中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和论述了穆勒的言论自由。首先，言论自由是“无界限之自由”。人们在这方面应该享有完全之自由而无所防制，不可受一毫之压制，不可自动放弃，否则不论政府形式如何，社会都没有自由。其次，天下最大之势力，莫如舆论，任何一人之言论，皆不可禁制，否则是阻遏天下之公理。人间之事业，全由议论而来，如果政府禁制一人之论，其效常至人皆莫敢发言，如是则国之事业不兴，政俗守旧，日趋败坏。就是有谬误，也不能任意禁止，因为世间之真理，每因有伪误者反映而后益明，谬误是产出真理之母。最后，压制舆论之谬有二个原因：(1)人不能决定一种议论确为谬误而压制之;(2)人虽决定一种议论确为谬误，而压制之举，即是大恶。［9］14穆勒区分无界线的自由与有界限的自由，就是讲无界限自由是不容许任何权威或他人进行压制。其中，言论自由就是无界限的自由，是不受压制的，而有界限的自由是行为自由。也就是说，你不去行动时，言论自由是绝对的，当你去行动时不能损害他人的权益。

梁启超虽然没有详细地介绍穆勒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但对这三大自由推崇备至，认为“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并因此起书名为《自由书》，连续发表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梁启超还用英国功利主义的开创者边沁的话来说明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即“政治一切公布，言论一切自由，然后舆论乃有力”。［12］17

言论、出版自由并不只是监督政府，但是《新民丛报》学人感受到了政府的压制，因而特别强调言论、出版自由对监督政府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新民丛报》学人强调报馆、报纸的作用。梁启超在《〈清议报〉100册祝辞并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喊出了“中国各报馆万岁!中国万岁!”的口号。后来，他又在《新民丛报》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引用了西方人的话来说明报馆的重要性，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此两自由苟失坠，则行政之权限万不能立，国民之权利万不能完，而报馆据言论、出版自由以行监督政府之天职。拿破仑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话，也被梁启超拿来作为监督政府的重要性，即，有一反对报馆，则其势力之可畏，视四千枝毛瑟枪殆加甚。于是，梁启超认为言论、出版自由为文明普及之不可缺之条件，甚至认为“文明国与非文明国之差别多端，而言论之自由与不自由其一也”。［13］90

监督政府的权限很有必要。梁启超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受公众之委托，而办理国家之事业，权力重且大，如无限制，则虽有圣智，不免滥用职权，立法、司法两权之独立、政党之对峙，皆监督政府之最有效者，但犹虑其力之薄弱，因而必以舆论为后援，这需要发挥报纸的作用。在梁启超看来，报馆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更是摧陷专制之戈矛、防卫国民之甲胄。［14］2－3

《新民丛报》学人对报纸的作用看得过大。梁启超认为，中国百事未举，惟恃报馆为独一无二之政监，因而中国政治或进化，或堕落，功罪不可不专属报馆。［14］3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明确喊出以监督政府为天职的口号。［15］当时的革命党人也有同样的看法。于右任曾在寄给新民丛报社的一篇书文中指出，“凡文明国之大报纸，莫不操一国最上之权，为民党之机关，作政界之方针”。［16］105《民报》上登载的《美洲华侨致公堂宣言书》指出各报馆应为中国“自由之先锋团体”。［17］12

然而，认识问题是一个方面，解决问题又是一个方面。《新民丛报》学人虽然看到了报纸监督政府、维护国民自由的重要性，但是他们面对政府压制时就变得很无奈。清政府压制《苏报》、《国民日日报》，外国人也代清政府压制《警世钟》、《警钟日报》等报刊，梁启超不免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指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13］91－92，希望能报界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专制政府和西方列强的压制。这说明在专制国家作为言论、出版自由一大象征的报纸在监督政府时面临一个关键问题，即报纸想监督政府，可是政府不让报纸监督时人们又该如何呢?这时就看谁的力量更大。无庸置疑，在专制国家，政府的力量会更大，这就是当时包括《新民丛报》在内的中国近代报纸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只有在思想、言论、出版较为自由之国，报纸监督政府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来。

康有为认为在中国国民得为文武官，秦汉时已久去其弊，而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则自汉晋唐以来，法律已具有而久行之，比立宪国听人自由而仍有文部检查且更宽，因而康有为认为中国已久得平等自由，应大呼“孔子万岁”。［18］33－34康有为看到了中国人即使是普通人也有机会当上公卿大员，甚至是丞相，这确实要比西方古代社会更为自由，因为当时西方许多国家实行世袭制，贵族和平民界限分明，不可随便逾越。然而，康有为认为汉晋唐以后中国比西方立宪国的言论、出版更为自由则有些夸大其辞。西方古代社会长期实行世袭制，然而到了近代这一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变，普通人可以进入政府，也可以批评政府，而像英国政府则变成了人们的“守夜人”角色。中国社会表面上很有自由，实际上是在该有自由的地方没有自由，如政治自由、言论自由，而不该有自由的地方确很有自由，如随地吐痰、乱扔杂物等行为。康有为明显是夸大了中国社会中的言论、出版自由，以提倡儒学反对西方的自由，显得有些牵强附会。

数千年来，中国定为一统之尊，压制之力日重，国民活泼之气日降，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从春秋战国时期思想、言论、出版较为自由的阶段向儒家思想日益占统治时期思想、言论、出版日益缺乏自由的阶段发展。只有在变乱时期，中国人的思想、言论、出版才较有自由，但是秩序稳定后虽然素主自由言论者一旦得政，不免出于专横手段而不知自由为何物，必以国民自由害己而竭力裁抑之、扑灭之。这是因为中国人逐渐习惯了专制，忘了曾经的自由，已经是想搞自由却不知道如何搞自由。当《新民丛报》学人看到西方社会中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的兴盛时，才把它们引入中国，才从中国文化中发掘出一些自由思想，以唤醒中国人的自由精神。这对推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的思想解放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不应该过高估计它的作用。人毕竟是现实中的人，习惯了专制的人不会为了空谈思想、言论、出版自由而丧失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

［1］中国之新民.保教非所以尊孔论［N］.新民丛报，第2号.

［2］观云.几多古人之复活［N］.新民丛报，第37号.

［3］邦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M］.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5］中国之新民.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N］.新民丛报，第2号.

［6］笛卡儿之怀疑说［N］.新民丛报，第42，43号.

［7］君武.唯心派巨子黑智儿学说［N］.新民丛报，第27号.

［8］马悔.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救治之方法［N］.新民丛报，第28号.

［9］君武.弥勒约翰之学说［N］.新民丛报，第29号.

［10］观云.君不君者尔汝而已矣［N］.新民丛报，第70号.

［11］中国之新民.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N］.新民丛报，第4号.

［12］中国之新民.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N］.新民丛报，第16号.

［13］饮冰.文字狱与文明国［N］.新民丛报，第63号.

［14］中国之新民.敬告我同业诸君［N］.新民丛报，第17号.

［15］甲辰之新民丛报广告［N］.新民丛报，第42、43号.

［16］于君右任寄本社书［N］.新民丛报，第69号.

［17］美洲华侨致公堂宣言书［N］.民报，第21号.

［18］明夷.法国革命史论［N］.新民丛报，第87号.

Discussion on Freedom of Thought，Freedom of Speech，Freedom of Press and Supervising Government——Taking Miscellany for New Citizens as Object of Study

ZHOU Fu-zhen
(Teaching and Department of Party History and Construction，Party School of Jiangxi Provincial Committe of C.P.C.，Nanchang 330003，China)

Human rights of freedom of thought，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press have been gradually ascertained by laws in Western countries since modern societies were founded.In China，the superincumbent systems were ascertained，Confucianism was absolute and freedom of thought，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press were limited.When freedom of thought，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press were introduced in China by scholars of Miscellany for New Citizens，they explained those freedoms through Chinese culture.They thought that freedom of thought is instrument of evolvement of international civilization，and that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press have the burden of supervising government.To certain extent，this impelled liberation of thought in China.

Miscellany for New Citizens;freedom of thought;freedom of speech;freedom of press

D081

A

1671－5977(2011)04－0001－05

2011-10-12

周福振(1979-)，男，山东潍坊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于民主自由方面的研究。

王 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