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苏生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人类的交往是在产品的交换、生活的交流、信息的传达、心理的沟通等社会行为中实现的，其联系离不开工具、手段、方法等媒介。当人类一切活动都打上语言符号的烙印时，人类就生活在语言世界中，语言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存在。对语言符号的创造，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文学家(包括远古神话、民间传说的创造者)之于语言符号的创作更是如此。正所谓“一切伟大的诗人都是伟大的创造者，不仅在其艺术领域是如此，而且在语言领域也是如此。他不仅有运用而且有重铸和更新语言使之形成新的样式的力量。”［1］(P142)

而当文学家用语言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时候，当他(她)因无限的欲望和超越万物的优越感，试图追索无限意义，言传生命自由的时候，又不由自主地受困于如杰姆逊所谓的“语言的牢笼”［2］。其伴随着文学创造者渴望超越的欢愉与无以名状的隐痛，纠结在“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情状之中。那么，这种困惑是否表征着文学创造者的一个永恒的宿命?

一

其实，文学家的这种文不逮意，意不称物，也是其他语言运用者所面临的有限的语言与无限的意义的矛盾，这是语言符号生成与发展的结果。

作为自然界的一员，人类最初也是使用自然信号来交流的。像鸟儿展翅、蜜蜂飞舞、海豚歌唱那样，人类通过身体动作包括表情、声音来联络、传信、求偶……身体动作经过千万年的反复运用，最终形成了能表达特定意义的“意指性”动作，人类交流的信号才演化为符号，人类从动物中站立起来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