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新伟

(枣庄学院 中文系，山东 枣庄 277160)

闵凡利小说的题材较为广泛，禅悟、侠义、农村、城市及爱情生活等无不涉猎，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小说中有着非常广泛的民间因素。这一因素的存在不仅使小说始终拥抱着鲁南这一片沃土，有着浓郁的地域文化风情与特色，还使小说拥有了一个边缘化的艺术视角和相对底层的特定的广大读者群体。

其实，中国小说艺术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有着民间传统，庄子曾就其民间特质表达过对小说的轻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与大达亦远矣。”［1］(P1)指小说是离真正的“大道”“远矣”的世俗言谈。东汉史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小说家作了如此的阐述:“小说家者流，概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指出小说家只是一些小人物，小说也只是来自街谈巷语的道听途说、奇谈怪论而已。庄子、班固的看法显示了小说艺术的边缘性的民间特质。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使思想启蒙者将小说提升到了社会文化的中心位置，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可谓表达了维新者的共同心声，“五四”新文学更是强调小说“改良人生”的启蒙作用。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期内，小说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因素的分量一直较重，它也因此慢慢失去了中国古典小说亲和于民间文化精神的传统。直到1980年代初，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邓友梅的《那五》、陆文夫的《美食家》等风俗文化小说的出现，民间的理念才逐渐在当代文学场域复活与拓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