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 芳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心理健康研究所，山东淄博255130）

先秦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发展，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百家争鸣”的高潮，儒、墨、道、法等各个学派为了解决社会变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各抒己见，他们的思想学说不仅为当时的学术思想繁荣做出了贡献，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先秦，虽然没有心理学这一学科，但是，心理作为人的活动的天然动因和必然伴随物，无论古今，都会存在。[1]（P126）特别是处于当时社会大变革的特殊时期，人们更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复杂心理与情绪，这就为我们研究儒道两家的情绪调节思想提供了孕育发展的土壤。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史专家墨菲说：“……公元前五百年中国的老子和孔子……在哲学和心理学方面都有惊人的创见。”中国心理学史已经在相关方面做了详细论述。当前，随着情绪心理学的兴起与发展，我们发现，先秦时期以孔子和老子为代表的儒、道两家的思想中还具有丰富的情绪调节思想，并且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一、儒家的情绪调节思想

在儒家思想中，强调人们的积极入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比如孔子在《论语.学而第一》中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于朋友交，言而有信。”[2]（P33）但是，在积极入世的过程中，人们的希望与现实之间时刻会出现矛盾冲突，使人们遭受挫折，从而产生情绪问题。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3]（P190－191）这就阐明了德、学、义、善与人的情绪产生之间的关系。面对矛盾与挫折，儒家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正面控制、主动探索解决引发消极情绪的事件，保持心理健康。

在Lazarrus和Folkman所提出的情绪调节的应对方式模型中，他们基于个体企图从外部或者内部改变事件的不同，将情绪调节应对策略分成两种类型：即问题中心应对（problem－focused coping）和情绪中心应对（emotion－focused coping）。[4]问题中心应对是以改变或修改外在事件为指向的，指个体通过使用问题解决策略试图改变情境或者去除引起紧张的威胁，如重新定义问题，考虑替代解决方案，衡量不同选择的重要性等。随着问题的解决、情境的变化，个体消极的情绪状态也从根本上得到了调解，降低或消除了各种消极情绪或压力。情绪中心应对，则是以改变或修改内在事件为指向的，是个体为了降低情绪压力采用行为或认知调节策略，如行动上回避、转移注意力、换个角度看问题等。也就是说，个体更关注自身的情绪调节，而不关注实际问题的解决。

根据Lazarrus和Folkman的观点，从儒家的一系列言论中可以看出，儒家的情绪调节策略正是建立在了问题中心应对的基础上。在积极入世的思想指导下，孔子较多地对如何为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5]（P49－69）

此外，儒家的“中庸”思想可以说是孔子为积极入世而苦心孤诣觅得的方法和准则。特别是中庸思想所具有的调节功能和稳定功能使孔子的思想在情绪调控方面更具创造性张力。“中”字在先秦古籍中有三个常见字义，一是指中间、中等、两者之间；二是指适宜、合适、恰好、合乎一定的标准；三指人心、内心，即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从情绪调节角度看，中庸思想正是儒家进行情绪调控的法规尺度。《中庸》在首章中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准确地阐明了所谓“中庸”，就是要以人的欲望动机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在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寻求“中节”，也就是使个体的情绪和行为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表达与实现。《中庸》所说的“致中和”，是情绪调节的最终目标所在。可见，“中庸”不仅是孔子的一种道德观念，更是一种思想方法。准确地表达出情绪调节的法则，强调内心情绪体验之“中”与外在情境之“节”的准确契合，可以达到情绪和谐的状态。

研究发现，个体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之间密切相关。以下将主要从情绪调节方式与心理健康的角度加以探讨。已有研究发现，在问题中心的应对方式中，问题的可控与不可控，对人们心理健康的影响不同。当人们知觉到的刺激情境为可控时，以问题为中心进行应对，直接解除刺激对情绪的压力，有利于心理健康；当知觉到的刺激情境为不可控时，问题中心应对会表现出较高的焦虑水平，影响心理健康。[6]那么，儒家在任务不可控时，也就是刺激情境不可控时，采用什么策略进行情绪调节呢？

孔子强调知命，他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7]（P405－406）用“命”对重大挫折或人生逆境做出解释——命是神秘的、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人们只能顺应它、接受它。以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为基础，避免强烈的消极的情绪体验，从而在任务不可控时调节自己的情绪，保持心理健康。可见，儒家此时的情绪调节策略已由对事件的外部改变转化为自我内部对事件的认识改变，也就是由问题中心应对转变为情绪中心应对。根据已有研究，当知觉到的情绪情境为不可控时，情绪中心应对通过改变主体的认识或行为而降低情境对情绪的消极影响，有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8]（P51）在孔子看来，“知命”的含义包括两层：一是知道自己的天赋和使命，也就是儒家的入世担责思想；一是认识到客观规律很难依照个人意志为转移，也就是在外界情境不可控制时产生的情绪调节思想。“从心所欲”，则是达到的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在这里，社会道德规范要求与人自身达到了最完美的结合，形成高尚独立的人格。如果我们不从社会哲学角度关注孔子的“知命”、“从心所欲”等论述，而单从情绪调节的观点来看，则该段论述实际上描述的是孔子情绪调节思想发展的基本历程。这也反映出了孔子调节情绪的基本方式的发展演变。

综上所述，孔子的情绪调节思想，是以“中庸”方法论为指导的、以问题中心应对为主的情绪调节策略。同时，根据任务的可控与不可控，儒家情绪思想中问题中心应对与情绪中心应对两种情绪调节策略的有机结合使它能更好地解决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各种情绪障碍，促进人们心身的健康发展。

二、道家的情绪调节思想

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老子和庄子。在中国古代经历了夏、商、西周三代的发展，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之后，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危机，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面对当时的社会危机，儒道两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在儒家强调积极入世、解决问题的同时，道家给乱世中的人们指明了一条顺应自然、改变认知，倡导清静无为，实现心身健康的道路。

老子提倡顺应自然，阴阳和谐、天人合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P162－171）意思是说，道、天、地、人都应遵循自然之道。而大自然应该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总体上来看，老子思想的主导就在于人们的所有活动皆要顺应自然。庄子对老子的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学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发展。他说：“何谓天？何谓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10]（P428－429）。庄子在此用比喻说明，“牛马四足”就是“天”，显然“天”是指事物的本性，也就是事物的自然状态，而“落马首，穿牛鼻”就是“人”，这里的“人”是指破坏了事物本来状态的人为。这样，自然与人为之间就产生了无尽的矛盾，这些矛盾将导致情绪与心理问题的出现。为了解决这一现象，老子提出“无为”的观点。“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为无为，则无不为。”“无为”思想通过转换人们已有的积极入世的认知观点，解决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实现了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家的理想境界。

面对乱世中人与人的你争我夺、心理失衡，老子首先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强弱观：“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11]（P500－505）。“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12]（P511－516）。“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13]（P64－68）这些观点彻底改变了人们传统上对强弱的认识，“柔弱处上”的观点从根本上改善了弱者的心理状态，有利于他们的情绪调控。

为了让人们避开各种欲望难以满足而产生的消极情绪体验，老子又提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14]（P51－54）“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15]（P226－228），可见老子对物欲膨胀而导致严重恶果的认识，认为人们在行为欲望方面应加以抑制，“不见可欲，使民不乱。”“见素抱朴，少私寡欲”[16]（P102－106），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道家的上德之目标：“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17]（P348－353）“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与众。”[18]（P870－871）

依据Lazarrus和Folkman所提出的情绪应对方式模型，与儒家积极入世、正面调控的情绪调节思想相比，道家在“明道救时”，帮助人们进行情绪调节时，则强调“无为”，主要通过改变认知、行为抑制的方法达到目标。上述道家对强弱的认识观以及对物欲的少私寡欲说，分别通过改变人们的认知，在行为方面加以抑制，从而实现情绪调节的目的。这种以改变或修改内在事件为指向的，个体为了降低情绪压力而采用的行为或认知调节策略，正是情绪中心应对的策略。

在情绪中心应对的情绪调节策略中，认知改变和行为抑制分别对应于情绪心理学家Gross情绪调节过程模型中的两种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为了进一步研究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人的心理健康的影响，Gross等进行了一系列实验，[19][20]测量研究发现，倾向于抑制的个体具有低的正情绪体验，高的负情绪体验，较少的正负情绪表达行为；倾向于重评的个体则具有更高的正情绪体验与更多的正情绪表达行为，更低的负情绪体验与更少的负情绪表达行为。[21][22]Gross最终通过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与生活满意度、幸福、抑郁之间关系的测量研究，指出善于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个体幸福感、抑郁和满意等反映心理健康水平的指标较积极。而经常使用表达抑制的个体其心理健康水平较低。

三、儒、道情绪调节思想对当代人情绪调节策略的启示

综上所述，儒家以其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念，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的认知观念。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篇中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的这番话激励着人们积极运用问题中心应对的情绪调节策略来调节自己的情绪，正确面对各种挫折磨难，保持乐观健康的心态面对人生。

当个人的力量不能改变某种社会现实，或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时，运用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策略，改变自己的认知观点，往往能较好地摆脱消极情绪，保持心理健康。道家的“无为”观念为纷扰秘迷乱的现代人指出了一条新出路。

已有研究指出，仅使用单一情绪调节策略或者随机使用情绪调节策略的个体，比随着刺激情境的变化而有计划地使用不同调节策略的个体，报告出较高的焦虑水平和表现出较多的身心症状。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和道家思想在引导人们进行情绪调控时，正是运用了上述多种情绪调节策略，并使其有机整合，而达到了促使人们情绪和谐、心理健康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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