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 斌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战国时期，以论辩、游说见长的纵横家们驰骋辩说，议论风发。“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1]（P31）或三言两语一针见血，或长篇大论纵横捭阖，或单方陈词条分缕析，或双方辩驳词锋凌厉，呈现出蔚为奇观的论辩风采，其艺术特色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铺张扬厉，极具鼓动性和感染力

铺张扬厉的说辞是策士纵横的看家本领。铺张，即把事物各个方面尽可能全面而广泛地论列陈述。扬厉，是将事物的某属性故意夸大强调，旨在创造出无可辩驳的效果。《赵策三·秦围赵之邯郸》中强秦攻赵，赵之盟友魏出于自身利益，派辛垣衍潜入赵国劝赵降秦，赵国情势危在旦夕。谋士鲁仲连分别轻重缓急，先是即刻去见赵国平原君，用激将法表达自己对其的失望，“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尖锐的批评激发了平原君尚义抗秦的决心与勇气。而后，他又找到辛垣衍并直述其意，“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随后，他有理有据地强调助长秦之凶焰的后果只能是魏将为秦所制，失去魏王的庇护，辛垣衍“又何以得故宠乎”。直切要害的精妙剖析，形成一种不容置辩的气势，使对方明辨利害：“吾请去，不敢复言帝秦。”《韩策一》中《苏秦为楚合纵说韩王》与《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两篇，是观点相异而论辩方法相同的典例。苏秦面对韩王先是极力夸赞韩的兵强马壮，接着指出“以韩之劲与大王之贤，乃欲西面事秦”不但“羞社翟而为天下笑”，且只会“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进而讥讽他说：“夫以大王之贤，挟强韩之兵，而有牛后之名，臣窃为大王羞之。”一番摇唇鼓舌，韩主忿然作色，攘臂按剑曰：“寡人虽死，必不能事秦。”[2]张仪则刚好相反，在韩王面前，极力贬说韩远僻乏穷，吹嘘秦的兵强国富，最后危逼恫吓“先事秦则安矣，不事秦则危矣”，而又网开一面，“夫攻楚而私其地，转祸而说悦秦，计无便于此者也”。威逼在前，利诱在后，韩王只好表示“客幸而教之，请比郡县，筑帝宫，祠春秋，称东藩，效宜阳。”苏张的说辞，铺张扬厉，显示出极强的煽惑力鼓动性，因此宋代的苏洵曾感慨地说“苏秦、张仪，吾取其术。”[3]（P86）

二、迂回曲折，布置周密，层层推进

战国策士的说辞善于分析形势，好设机巧，周密布置，迂回推进，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赵策四·触龙说赵太后》是这方面的典型。秦攻赵，赵向齐求救。赵太后对齐提出的“必以长安君为质”的出兵条件拒不接纳群臣劝谏。此时，左师触龙知难而进，讲究进谏的策略，由此及彼，迂回曲折，层层推进。他避开太后的盛气锋芒，先消除她的戒备心理。进门后他一面询问太后的饮食起居，一面向她谈论养生之道，投其所好，缓解了紧张的气氛，为进谏创造了条件。这时，触龙仍未唐突行事，而是采用侧面启发的方式代为其子舒祺求职，巧妙引出太后疼爱儿子的心事，为转入正题铺平道路。触龙的爱子之心，果然引起了太后的兴趣，他抓住时机，用丈夫怜子“甚于妇人”进激太后，诱使对方笑着说出“妇人异甚”。至此，太后怒气尽消，戒心全无，进言的时机已渐成熟。触龙抓住太后的爱子之心，适时而进，先用对比的方法提出太后疼爱女儿超过了长安君，并以太后为女儿“计深远”的事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使太后心悦诚服。接着，触龙又引用历史上的反面事例进行论述，指出赵国三代以前及他国诸侯的子孙之所以垮掉不存，是由于“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从而启发太后懂得爱子的真谛在于“为之计深远”。在进谏时机成熟之后，触龙方托出本意，直陈己见，以恳切的言辞，表明他处处在为赵太后和长安君着想，一箭中的，使其幡然醒悟，质子于齐。大臣强谏，只从救赵出发，而未顾及太后的得失，弊在直；太后不允，则从爱子出发，而抛却了国家的安危，失之隘。触龙则能揣摩对方心理，从父母之爱子讲起，把国家和家族利益相结合，从侧面到反面，运用历史事实，委婉曲折，逐层推进。

三、巧妙运用意深趣浓的寓言

《战国策》中策士的辩说艺术，还表现在通过有趣的寓言故事加以类比，以增强说服力。寓言，就是用假托故事或以物拟人的手法，使人从相关联中获得有普遍意义的教训或启示。由于双方地位的差异，处于王侯之下的策士在论说中必须考虑对方心理和承受力，避免事与愿违，殃及自身，而在此语境之中达到目的的最佳途径就是巧用寓言形象说明道理。《燕策二·赵且伐燕》中苏代谓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夕而鹉啄其肉，蚌合而钳其咏。‘鹉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鹉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鹏。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禽之。今赵且伐燕，燕赵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故愿王之熟计之也。”惠王曰：“善。”[4]赵惠王将攻打燕国，苏代替燕阻止惠王出兵，惠王对苏代的劝说必存戒心，这为苏代的劝谏设下障碍。若直言相劝，恐难以消除惠王的防备之心，苏代以“蚌鹏相持”的寓言，比喻“燕赵相支”，让赵惠王思考其中的道理，伐燕于赵百害而无利，结果是赵燕难逃蚌鹏一样的命运。《齐策三·齐欲伐魏》：“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倦之苦而擅其功。”[5]以犬兔相逐而田父得利，来说明齐、魏相持，而秦、楚得功的道理，寓意深刻而形象精辟。再如《楚策四·汗明见春申君》：“君亦闻骥乎？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而腑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阪迁延，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苎衣以幂之。骥于是俯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何也？彼见伯乐知己也。”[6]这则故事寓意精深，有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使春申君从“骥服盐车”中发现自己的影子，俯而喷、仰而鸣。

四、善于用形象的比喻去说明道理

有些道理直接阐述，难以把问题讲明白，而借助形象打比方则既提高了言语的表达效果，又为交际方提供了理解的可能。《楚策四·庄辛说楚襄王》中顷襄王不听庄辛劝告，致秦兵破郑，他问庄辛如何是好。庄辛对曰：“王独不见夫蜻岭乎？六足四翼，飞翔乎天地之间，俯啄蚊蛇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饮之。…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将调怡胶丝，加己乎四初之上，而下为缕蚁食也。蜻岭其小者也，黄雀因是以。俯啄白粒，仰栖茂树，鼓翅奋翼。…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倏忽之间，坠于公子之手。夫黄雀其小者也，黄鹊因是以。游于江海，淹乎大沼，俯啄鳍鳃，仰啮菠衡。…不知射者，方将修其磐庐，治其增缴，将加乎百初之上，被槛播，引微缴，折清风而耘矣。”[7]庄辛用蜻岭、黄雀、黄鹊乐尽悲生，终遭身亡来与国事作比，进而论蔡圣侯、君王之事，强调强敌在前，应励精图治才能保邦兴国，若一味贪图享乐、安逸必将身死国破之道理。三个比喻由小而大，步步紧逼，顷襄王听后“颜色变作，身体战栗”，其明理设喻之效，不言而喻。再如《楚策三·苏秦之楚三日》楚王欲知苏秦为何离楚，对曰：“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谒者难得见如鬼，王者难得见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8]（P86）苏秦连用四个比喻同寓一理，步步紧逼，开人视听，形象地论述了难见楚王的处境。策士论辩中的比喻俯拾即是，且多以动物、植物、人体等日常习见的事物，作为表达观念的具体形象，让人心领神会，倍感亲切，如“辱亡则齿寒”，“危如累卵”，“心摇摇如悬旌”，“如使豺狼逐群羊也”，“譬若抱薪而就火也”等。

总之，在处士横溢的战国时代，谋臣策士充分运用简捷明快、犀利流畅、有声有色的语言进行说辞论辩，形成了风姿绰约的论辩艺术风格，成为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有力地推动着中国语言与文学的进步与繁荣。

[1]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

[2][4][5][6][7] 刘向.战国策（2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8] 苏洵.嘉佑集笺注（1版）[M].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