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晚年的领袖崇拜问题分析

2011-08-15逯艳

淄博师专论丛 2011年4期

逯艳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郭沫若和毛泽东结识相交，历时恰好半个世纪。早在1945年春，郭沫若就跟一位与他亲近的青年说，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这不仅因为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更因为他对毛泽东的才华和人格力量的“崇拜”。郭沫若说：“这个人全面地赢得我的佩服。比如说这个人写的文章，单是语言文字，就远非我郭沫若所能及。你去读读他的文章，例如《论持久战》，真是汪洋悠肆，博大精深，句句是至理名言，而且深入浅出，简洁明了，可以说是现代的太史公笔墨！至于政治、军事的分析论断，当前中国绝无出其右者，所以他堪称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中国现代的非凡的政治家……”[1]有批评者认为，郭沫若晚年与毛泽东的诗词唱和之作及毛泽东诗词的解读文章多为阿谀迎奉之作，认为他写作这类诗文的原因是“文人由士而仕，都难免以出让自我为代价”[2]，是“屈服于权力和政治中心话语”[3]的结果。有人甚至据此给他送上“桂冠诗人”、“宫廷诗人”的雅号。当然这一说法是片面的，的确存在着政治环境遮蔽个体价值取向的先见。本文首先围绕郭沫若晚年的佚作证明郭沫若对毛泽东的崇拜是真诚的，在肯定这个事实的前提下，再推出郭沫若崇拜毛泽东其实只是一种幻象，是一种继承年轻时代擅于编织偶像崇拜的定性思维。

一、对实体领袖的尊崇

心理学将偶像崇拜定义为个人认同与模仿某个人物之言行及其自身价值的过程，是人们将自己内心的“欲求”“理想”等情感和信念向外的投射和放大，本质上是一种深层自我的现实化和理想化。偶像崇拜是人类自身在不断地进化演变过程中所保留下来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心理和行为倾向。每一种社会形态中，每一个年代的人都会有偶像崇拜。在偶像崇拜中，既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也有个人的选择与偏好，也有对偶像人物的神化。二十世纪中后期是一个偶像崇拜盛行的时期，正如胡乔木曾认为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袖崇拜成了偶像崇拜的主体。这种领袖崇拜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自身绝对权威的想象性再现，这体现在领袖与群众之间相互神圣化的互动关系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文革”的政治文化中，毛泽东即是国家政权的化身，有许多象征性的颂歌对毛泽东进行神化的提升，如“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等颂歌。[5]再如“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的出现被看成了具有宇宙本体意义，从而把对领袖崇拜的伦理道德普遍化、客观化为独立于事物之外的存在。

郭沫若热爱毛泽东，崇拜毛泽东，这是确实的。这种热爱和崇拜是发自内心的，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为了个人的权位而刻意为之。从解放前的历史上看，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着意追逐仕途名禄的人，相反，他个性鲜明、特立独行，始终与当时的统治者保持着不合作甚至对立的态度。蒋氏政权时期，蒋介石曾多方笼络结纳郭沫若，以郭沫若的声誉和影响，他如有意于官场，当会有顺利的发展。而事实上，他却一直处于与蒋介石的对立与斗争之中，被蒋氏视为有反骨的文人。郭沫若不仅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写下了著名的讨蒋檄文，并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受到蒋介石通缉而亡命日本。七·七事变后，郭沫若不顾日本军国主义的监控与阻挠，别妇抛雏，回国参加抗战。八年抗战时期，郭沫若仍是当时的统治者笼络利用的对象，可是，他始终以不合作的态度对待。虽然在周恩来的劝说下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职务，却始终保持了蒋氏政权批评者的立场，显示了他独立的人格精神。冯锡刚所著《郭沫若的晚年岁月》记载了郭沫若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8年他去世的晚岁月。郭沫若是诗人、史学家、革命家，同时也是政治家。晚年的他，一直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最终，他选择了学术服务于政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郭沫若同时代的文人、学者、老一辈革命家纷纷被打倒，因为毛泽东的明令保护，郭沫若躲过了一些劫难，他因而更加重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在郭沫若晚年佚作中尤其是他所擅长的诗歌以及一些政论性文章中都传达出对新中国领袖毛泽东的狂热崇拜。

这种崇拜首先表现在他对毛泽东思想的恭敬学习。郭沫若在北京物理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高度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意义，他说“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天才地创造性地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指引着中国人民，灾区的了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之后，接着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四十五年，就是毛泽东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四十五年。”[6]接着他对毛泽东论著认真研读，并有诗评价——“宝书传遍四方，第五卷雄文放光芒。是斗争经验，辩证思想，辉煌实践，精锐武装。努力钻研，加强建设，毛泽东岂止高扬。齐奋勉，学英明领袖，治国抓纲。”[7]在对毛泽东思想和著作的学习态度上，郭沫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这样表述：“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用了六天工夫共同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我们学习的非常认真，的的确确是恭恭敬敬地在学，老老实实地在学。……我自己是一位毛主席的老学生，但是对于毛主席的著作学的很差：学的不活，用得更不活。我希望同学们对于我要不断的加以鞭策，是我能跟得上同学们的步伐不断前进。……我们要全心全意地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生为工农兵服务，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是我们永远的精神食粮。……光辉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8]

再次就是在悼念性的文章中的一种私人缅怀：

悼念毛主席

伟哉领袖万民亲，改天换地绝等伦。三座大山齐倒地，五星红旗高如云。

发对霸修防复辟，发扬马列有新人。旰食宵衣躬尽瘁，英雄儿女泪盈巾。[9]

纪念毛主席诞辰

形象思维第一流，文章经纬冠千秋。素笺画出新天地，赤县翻成极乐洲。

四匹跳梁汗社鼠，九旬承教认孔丘。群英继起完遗志，永为生民祛隐忧。[10]

怀念毛主席

满江红

天柱初移，天恐坠，殷忧难已。人八亿，同心痛哭，倾盆大雨。雨过天青云散净，驱除四害朝晖启。满山河，一片大红旗，迎风舞！

学大寨，基础固。学大庆，主导竖。军与民相学，问谁敢侮？努力实行现代化，齐声高唱革命谱。颂导师，与马列同辉，垂万古！[11]

对于伟大导师毛泽东的崇敬，郭沫若在《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中几乎是臣对君的跪拜程度大呼“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万岁！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周扬的文章《悲痛的怀念》中说，“到12日上午我再去看望郭老时，他已在弥留之际……于立群告诉我，郭老在昏迷中还念念不忘毛主席的教导，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示无限的信任与拥护。”[12]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至死郭沫若都还惦念着主席的教导和指示，他对毛泽东的偶像崇拜可见一斑。笔者认为，假如他对毛泽东的崇敬只是迫于环境压力的应时之作，那这种强加的暗示在将死之时也会松懈隐去。所以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他对毛泽东的崇敬是真诚的。

二、领袖是种表象和符号

在郭沫若晚年佚作中存在这他对文化大革命吹捧和肯定的政论，郭沫若说，“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正在胜利进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关系我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大事。这场大革命对于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将发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对于亚洲非洲以至全世界的文化、政治、经济也必将发生伟大而深远的影响。”[13]对于这场革命，郭沫若显然是强烈支持和拥护的，他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中就有表率的言论，他说“我愿意同上海的革命师生一起，和全中国的革命师生一起，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听党的话，贡献我所有的力量，跟着大家，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4]一方面郭沫若对文化大革命领导人大加歌颂。他在《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中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首诗来表达我深刻的纪念情绪请允许我把握粗糙的诗朗诵出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15]，“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冲锋陷阵，是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1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17]另一方面是对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及成绩的肯定。他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是一场挖掉修正主义祸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子孙万代应不变色的伟大革命运动。”[18]他相信这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开展的一场伟大的政治运动，他看到了文革的成绩并感慨道：“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到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胜。”[19]

德国汉学家顾彬说过：“今天我们都知道中国50、60年代有很多问题，但他当时不一定感觉得到。那个时候不止他（郭沫若）一个人是这样，只不过他很有代表性。那个时候不仅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甚至德国的、欧洲的知识分子都觉得中国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所以1976年以前，欧洲几乎没有知识分子认为郭沫若是错的。今天我们批评郭沫若，是因为我们通过回顾与反思历史了解了当时发生的事件，所以我说他代表了20世纪的中国、德国和欧洲知识分子的悲剧。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中国和德国走过的道路。”[20]所以，以上政论材料文革结束后乃至是今天看来都是很无稽的，也难怪有人会给郭沫若“桂冠诗人”“宫廷诗人”的雅号。但是，假如还原到当时那个时代和当时那个时代语境，全国上下都是一片盲从的浪潮，个体在其中难免会被主流意识形态卷走。虽然郭沫若当时已经进入暮年，但是骨子里的那种肆意浪漫的天性是不能掩埋的。我们联系一下他的早年，早在1921年，他28岁时创造了《天狗》一诗：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了，＼我的我要爆了！

精神分析学家荣格认为：“对偶像的崇拜就是对自己的崇拜。”天狗本就是神物，是通灵的神犬，是年轻的郭沫若精神世界恣肆狂傲的一个偶像。要是说“天狗”还不至于做偶像世界的领袖，那“凤凰”绝对够格。凤凰，亦称为朱鸟、丹鸟、火鸟、鹍鸡等，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异动物和百鸟之王。因为神话中说，凤凰每次死后，会周身燃起大火，然后其在烈火中获得重生，并获得较之以前更强大的生命力。如此周而复始，凤凰获得了永生，故有“不死鸟”的名称。传说中，凤凰是人世间幸福的使者，每五百年，它就要背负着积累于人世间的所有不快和仇恨恩怨，投身于熊熊烈火中自焚，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与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后它们才能得以更美好的躯体得以重生。在这里，“百鸟之王”的称号足以具有领袖偶像的资格。所以，联系他早期对于凤凰的尊崇，我认为郭沫若崇拜毛泽东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是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至高无上的领袖，这里就必然包含了文人看待事物夹杂着感性成分；其次凤凰是人世间幸福的使者，是每五百年才出现的神物，以此来看待毛泽东，作为文人的郭沫若会不会存在对神物那种天然的喜爱和敬畏之情呢？或多或少的，肯定有。分析到这里，如果主席不是毛泽东而是别人，郭沫若还会不会一样狂热的追随呢？笔者认为会，也就是说郭沫若真正尊崇的其实不是毛泽东这一活生生的人，而是具有“主席”头衔的领袖。所以他对江青等人的赞美，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除了迫于主流政治氛围的阻力，其实只不过是他对于“主席”尊崇的一种辐射和延伸，爱屋及乌或许就是这个道理。要是这算是牵强之论，那再请看以下材料：

宝书传遍四方，第五卷雄文放光芒。是斗争经验，辩证思想，辉煌实践，精锐武装。努力钻研，加强建设，毛泽东岂止高扬。齐奋勉，学英明领袖，治国抓纲。[21]

高举旗，齐步伐，再长征。九亿大鹏展翅，飞散满天云！英明领袖英明，协力抓纲治国，遍地是东风。二十三年后，煮酒论英雄。[22]

两首诗中都出现了“领袖”字眼，假如没有说明，我们在读这两首诗的时候肯定会把两处的领袖当做是同一个人。事实上前者是指毛泽东，后者是指华国锋。所以我认为郭沫若在乎的只是“领袖”这个虚指的称呼，对他来说谁是主席谁就是他的偶像。有了这层心理，再看这些材料：

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23]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紧要关头，采取了英明果断的措施，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真是大好事、大喜事，大快人心。为党为民立了不朽的功劳。有力地正面了毛主席选定华国锋同志作为接班人，选得好，选得对！……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协力，锄奸除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党不变修，国不变色。[24]

读完这些材料并不觉得这些赞美和歌颂比毛泽东的溢美之词逊色，其实其中的“英明果断”“功绩辉煌”“俊杰”等字眼完全都是在重复使用。假如你果真喜欢一个事物超过其他，我认为你肯定会用最独一无二、最与众不同的词语去修饰和表述它。从此角度出发，笔者认为郭沫若对“主席”是怀着一样的崇敬心态的，也就是说他尊崇和追随的是“主席”这个称谓，而不仅仅是毛泽东或者是华国锋这样的实体。

[1] 谭解文.论郭沫若与毛泽东的诗词之交[J].中国韵文学刊，2007，（l2）.

[2] 丁东.从五本书看一代学人[J].黄河，1996，（4）.

[3] 唐晓渡.郭沫若和新诗的现代性[J].文艺争鸣，1997，（1）.

[4]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5] 李松.“样板戏”的领袖崇拜[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3）.

[6] 郭沫若.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毛泽东同志[N].人民日报，1966－08－01.

[7][21] 郭沫若.捧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N].人民日报，1977－04－18.

[8][15][16][17] 郭沫若.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N].人民日报，1967－06－06.

[9] 郭沫若.悼念毛主席[J].人民文学，1976，（7）.

[10] 郭沫若.纪念毛主席诞辰[N].人民日报，1977－12－27.

[11] 郭沫若.怀念毛主席[N].人民日报，1976－12－26.

[12] 邢小群.从凤凰涅槃到炉中之煤——郭沫若晚年行为的心理动因试探[J].自由评论当代文坛，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