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娟

农民工流动的三维解读
——以生态哲学为视角

李 娟

农民工流动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农民工流动与农民问题的解决关系密切,而农民工流动的生态转向是未来农民流动的趋势。从生态哲学的视角对农民工流动进行哲学解读,是进一步建构农民工生态流动模型的基础和前提,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将从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三个维度对“农民工生态流动”进行解读,试图对构建农民工生态流动进行初步的探索。

农民工流动;生态哲学;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

一、农民工流动研究回顾

农民工生态流动是农民流动的一种新模式,是指流动主体在一定环境中,以人的全面发展为重要关怀,以提高其科技素质为重要支撑,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为重要保障,以政府有效的组织管理为重要条件的农民工流动模式。[1]121说到农民工流动研究,下面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外、国内三个方面作一简单回顾。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工流动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明确提出过“农民工流动”理论,但他们对农民工问题的论述为后辈学者研究农民工流动问题奠定了基础。马克思认为中国农民处于社会底层,受压迫、受剥削程度深。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农民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2]251恩格斯对农民的阶级属性进行了定位,认为农民属于无产者。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他们是未来无产者。”[3]183

毛泽东对农民工流动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农村劳动力分配思想中。毛泽东指出“保证农业劳动力是保证农业发展、工业和其他各项事业发展的头等要素”。[4]119毛泽东认为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的出路在农村,应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发展多种经营方式予以解决。[5]74从毛泽东对农民工流动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把农村劳动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提高到战略层面,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的方案。他的这些观点对今天解决农民工流动问题依然有重要指导意义。

邓小平关于农民工流动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他大力支持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民工流动方面。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6]103这个论断突破了传统的、单一的农业观念,确立了非农就业和非农发展的方向。同时,邓小平也大力支持发展小城镇,认为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应对农村劳动力剩余的主要途径。他指出“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6]140邓小平的上述论断对当前农民工流动产生了重要意义。

(二)国外对农民工流动问题的研究

国外对农民工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领域。从人口学领域对农民工流动问题进行研究的主要有雷文斯坦的人口迁移规律、博格的推拉理论等。最早对人口迁移规律进行探讨的是英国学者雷文斯坦。1880年,雷文斯坦针对迁移模式、迁移动机、迁移距离等问题提出了“人口迁移七条规律”,主要是:a.人口的迁移主要是短距离的,方向是朝工商业发达的城市的;b.流动的人口首先迁居到城镇的周围地带,然后又迁居到城镇里面;c.全国各地的流动都是相似的,即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d.每一次大的人口迁移也带来了作为补偿的反向流动;e.长距离的流动基本上是向大城市的流动;f.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相比,流动率要低得多;g.女性流动率要高于男性。人口迁移七条规律在解释人口迁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当前农民工流动的过程也遵循这七条规律。例如农民工流动一般是乡城流动、农民工流动具有阶段性、农民工流入的城市一般是发达城市等。博格在雷文斯坦人口迁移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口学上研究人口流动的宏观理论——推拉理论。博格推拉理论认为农民工流动是由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的推力主要体现为农村经济落后、资源短缺、环境恶劣、发展机会少等,城市的拉力主要体现在城市就业机会多、生活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善等。

从经济学领域对农民工流动进行研究的主要有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乔根森理论等。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刘易斯将一国经济二分为现代城市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而现代城市部门劳动力不足,只要城市保持相对较高工资水平,就能通过扩大规模,持续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乔根森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 1967年提出。乔根森认为只要使人口增长速度与农业产出总量相吻合,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和提高,农业剩余的比例将增大,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逐步转移到相关的工业部门。

从社会学领域对农民工流动进行研究的主要有梅西和波特斯的移民网络理论。梅西和波特斯把流动农民工作为特殊移民来对待,从而将之纳入移民网络理论的解释框架。所谓移民网络是指由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构建起来的“移民或返国移民同亲友同胞的种种联系”,它对流动农民获取流动信息、减少流动风险、降低流动成本具有重要价值。

(三)国内对农民工流动问题的研究

有关农民工流动的国内研究,代表性的著作有王萍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研究》、李强的《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蔡昉的《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王询的《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李佐军的《中国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何处去》、韩俊的《跨世纪的课题: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陈吉元的《21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金浩的《农业过剩劳动二元经济发展》、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以及陈晓华和张红宇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等。

这些研究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从研究背景看,主要是对农民工流动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第二、从研究视角看,都集中在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第三、从研究内容看,多集中在农民工流动的成因、影响、特点、对策等。第四、从研究方法看,往往是从单一学科对农民工流动进行研究,缺少跨学科的交叉分析。

二、农民工生态流动存在论解读

农民工流动的生态转向是未来农民工流动的趋势。农民工生态流动的存在论解读主要是解读农民工生态流动的存在方式和农民工生态流动的本质。

(一)农民工生态流动的存在方式

农民工生态流动是解决农民工流动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非和谐问题的途径,这四重关系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农民工生态流动处于这个网络中。[7]34首先,农民工生态流动离不开自然因素。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农民工生态流动的促进因素。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农民工生态流动是一种生态型存在。其次,农民工生态流动离不开人的因素。农民工生态流动离不开人,依赖于人,同时农民工生态流动也是为了人。从人的意义上说,农民工生态流动是一种人本型存在。再次,农民工生态流动需要和谐的社会环境。农民工生态流动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农民工生态流动的重要支撑。同时,农民工生态流动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看,农民工生态流动是一种社会型存在。

由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复杂性关系,这就赋予农民工生态流动存在方式的特殊性。农民工生态流动实际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农民工生态流动每时每刻需要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是农民工生态流动能够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也是农民工生态流动从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的重要前提。[8]115因此,从系统学的角度来看,农民工生态流动是一种系统性存在。

从人、自然、社会单个层面来讲,农民工生态流动是一种人本型、生态型、社会型存在;从农民工生态流动整体看,农民工生态流动是一种复杂的系统存在。综合这两方面分析,结合相关理论,可以看出农民工生态流动的存在方式是一种人—自然—社会综合型的系统存在。这就意味着农民工生态流动存在及其意义具有分、总特色。农民工生态流动的存在方式的特色提醒人们认识农民工生态流动时,既要给出详细分层解析,增进对农民工流动认识的深度;同时还要注重全面的总层解析,增强对农民工生态流动认识的广度。人们以往对农民工流动的认识注重从一个层面解析,缺少对农民工流动进行整体解析,从而造成实践中过分偏重于某一方面,忽视其他方面,甚至看不到农民工流动的整体价值。从哲学角度看,对农民工生态流动的认识和解析应坚持一种全面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即应该从整体的视角对农民工生态流动进行全面、辩证的分析,反对用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对农民工生态流动做断章取义的判断和认识。

(二)农民生态流动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本质是隐藏在现象背后具有内在规定性的东西。事物是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但其本质不会轻易发生改变。事物本质是这一事物区别其他事物的根本。事物本质发生变化,那么这个事物从根本上已经成为新的事物。

农民工生态流动与以往农民工流动有本质区别。首先,对流动农民工的要求不同。以往农民工流动对流动农民工要求不高,流动农民工出卖的是体力。而农民工生态流动要求流动农民工摆脱仅靠出卖体力的状况,要求流动农民工提高素质,增强技能资本,实现流动农民工由体力型向技能性转变。其次,农民工流动的数量和质量关系不同。以往农民工流动偏重农民工流动数量,以增加流动农民工的数量为重要指标,忽视对流动农民工质量追求,是粗放式的农民工流动之路。而农民工生态流动认为农民工流动不仅流动,而且应该流动“好”,是集约型的农民工流动之路。再次,对于农民工流动的目标不同。以往农民工流动偏重增加物质财富,忽视流动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心理和谐需求,实际上是一种低层次目标。农民工生态流动要求在实现物质财富增加时,更注重对流动农民工精神文化的追求。复次,在人与生态环境关系处理上不同。以往农民工流动偏重单一经济利益追求,忽视农民工流动的生态效应,带来一定生态环境问题。在人与生态环境关系处理上,把经济利益追求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呈现的是一种对立状态的处理关系。农民工生态流动不仅注重农民工流动的经济利益,更注重农民工流动的生态利益和社会利益。要求流动农民工充分认识到农民工流动的生态效应,增强流动农民工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在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处理上坚持和谐理念。最后,在农民工流动的整体特性上不同。以往农民工流动整体上呈现非和谐特性,无论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还是在人与他人,人与自我关系上都存在非和谐问题。农民工生态流动则把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自我和谐作为追求,力求使农民工生态流动整体上呈现出“和谐性”特性。

三、农民工生态流动认识论解读

整体性在生态哲学领域中具有突出的地位。而按照系统学上观点,任何一个开放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认识论的视角对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进行解读,既要关注对农民工生态流动的整体性认识,也要深入解析农民工生态流动蕴含的整体关系,这样才能深刻地、全面地认识农民工生态流动。

(一)农民工生态流动的整体性认识

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是参与者与周围环境之间持续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形成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包括农民工流动参与者和周围环境两部分。农民工生态流动整体性实际包含两方面,一是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结构的整体性,二是农民工生态流动效应的整体性。

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结构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农民工流动参与者的整体性。农民工流动参与者是由流动群体与非流动群体组成,这里非流动群体是指城市的雇主群体。流动农民工群体与城市的雇主群体之间存在一定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通过两个群体的需求链和需求网连接起来。流动农民工通过提供服务实现个人流动目标,非流动群体通过购买服务满足个人需求。其次,农民工流动与周围环境的整体性。这里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层面。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的存在是通过农民工流动参与者与周围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结果。农民工流动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支撑是分不开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对农民工流动有一定制约作用。同时农民工流动系统中的农民工流动参与者不是静止不变的,在一定时期内通过改变农民工流动参与者的数量和结构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使周围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得以优化或遭到破坏。农民工流动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说明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

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的整体效应有三种类型。第一,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的正效应。当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的整体效应大于各个部分效应之和时,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就出现正效应,意味着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处于高级有序的发展态势,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中的流动农民工参与者与周围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能和谐相处,整个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能从外界环境吸纳新的物质、能量、信息,从而保障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具有生机和活力,推动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从低级向高级有序进一步演化。第二,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的负效应。当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的整体效应小于各个组成部分效应之和时,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就会呈现负效应。当前,能引起农民工生态流动产生负效应的主要因素是“人”。如果处于流动系统中的农民工流动参与者不能合理约束自己的行为,过分追求眼前利益,对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不合理利用,就会使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处于无序、混乱状态,结果可能出现生态失衡、社会失范。第三,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的零效应。当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的整体效应等于各个部分效应之和时,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内部的正效应和负效应相互抵消,呈现零效应,整个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处于一种静止的平衡状态。这种状态对于农民工流动参与者会产生极大危害。如果长期保持一种静止的平衡状态,不仅导致失去更多的劳动力资源,而且对企业的升级换代也将产生巨大副作用。当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的流动农民工处于静止平衡状态时,流动农民工的主动性会大大减弱,流动农民工的创造性也将隐退,最终使整个系统失去生机和活力。

(二)农民工生态流动蕴含的整体关系

从整体论的视角看,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蕴含的整体性关系主要包括有势与无势、有质与无质、有序与无序。

势在物理学上是一种状态、势头。任何事物在一定时空内其变化发展的势态不可能完全相同。这意味着在不同的时空内事物变化发展的势总存在一定的差异,笔者把这种差异称势差,势差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势反映事物在一定时空内具有潜在的运动变化的内在能量。而无势描述事物缺乏运动变化的潜能。有势与无势之间存在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二者描述的状态有根本区别;另一方面二者并非彼此分离,在一定条件下,二者之间会发生相互转化。这就是说农民工流动行为的产生与流动农民工势差的存在是分不开的。在一定时空内,来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态等因素的任一方面都会导致流动农民工势差的存在。这是以往农民工流动和今后农民工生态流动都会遇到的问题。但与以往农民工流动相比,农民工生态流动的有势状态要比以往农民工流动的有势状态更加明显。农民工生态流动的有势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势能状态。这是农民工生态流动与以往农民工流动的重要区别。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中的流动农民工流动潜能的持续发展保障了农民工生态流动能处于一种高层次的有势流动。

哲学视域里,质是一事物区别其他事物内在的根本性差别,是事物的本性或本体。事物的质决定事物外在属性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促使事物的质发生变化。这里提到的有质与无质中的“质”除了有事物根本性区别的内涵,还有深层次的引申意义。有质与无质主要反映的是事物运动变化状态的对比层次,有质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状态处于较高层次,其发展的目标和途径比传统方式有明显的优越性。无质反映事物运动变化处于较低层次,是一种低层次循环变化。农民工生态流动与以往农民工流动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农民工生态流动的发展目标和参与主体比以往农民工流动更具有优越性。可以说农民工生态流动是一种高层次的“有质”流动。

序在生态学里是指生态系统的结构。有序与无序是对生态系统结构状态整体的描述。有序是生态系统结构组成要素之间排列具有组织性,彼此之间能够和谐相处。无序是对生态系统结构杂乱无章排列结构的描述,生态系统结构未呈现出组织性,各个组成部分各自为战,不注重系统要素之间的协调,从而制约系统整体功能有效发挥。有序与无序是辩证统一关系。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首先,有序与无序分别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两者都是以对方的存在为参照标准,二者是一种关系性存在。其次,有序和无序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二者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从无序到有序反映了进步的演化态势,而从有序到无序则反映退步的演化态势。农民工生态流动作为一个“人—自然—社会”的复杂系统,包含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子系统。农民工生态流动是否具有“有序性”取决于这些子系统能否按照一定的内在要求协调统一地发挥各自的功能。整体上农民工生态流动是一种有序流动,要求从无序向有序演化。

农民工生态流动内蕴的有势与无势、有质与无质、有序与无序的整体性关系将贯穿于农民工生态流动的整个过程中。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交织关系,综合起来促使农民工生态流动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因此,从这三层关系上看,农民工生态流动实际上是有势流动、有质流动、有序流动的综合反映。

四、农民工生态流动价值论解读

传统价值观认为只有人具有主体性,价值判断的主体只能是“人”。自然除了满足人的需要外不具有任何其他价值。这种观念加剧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无度开采和利用,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随着生态哲学的出现,人们提出了新的价值观——生态价值观。生态价值观认为自然的价值是一个价值体系,包括“内在价值、外在价值”。这种价值观突破了人们对自然价值的传统认识,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把农民工流动纳入生态哲学的视域进行价值分析,实际上就是依据生态价值观对农民生态流动的价值进行解读。下面主要是对农民工生态流动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进行解读。

(一)农民工生态流动的内在价值

流动农民工是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中的主力军,农民工生态流动对流动农民工本身的生存具有重要的价值。农民工生态流动的内在价值是深刻、全面的,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农民工生态流动与“农民”概念异化的矫正

秦晖教授认为“农民是一个职业概念”。[9]61学者陈庆立认为“农民是指在农村从事以农业生产为主要职业的劳动者及其家属所组成的群体”。[10]76可见,农民概念的本意是职业层面的含义,是一个不赋有价值判断的中性词。但这个中性词在现实中被异化了,人们把主观判断添加到对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中,使原本中性的职业概念变成了贬义的价值概念。农民概念异化是造成流动农民工受歧视的重要原因。农民工生态流动是矫正农民概念异化的重要途径。农民概念异化的根源是人们在农民认识问题上持有一种错误的农民观。农民工生态流动有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农民观。农民工生态流动使人们能认识到农民工流动不仅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而且还具有其他价值,如生态价值、伦理价值等,从而在心理上解除农民无用论思想,为全面认识农民奠定基础。农民工生态流动能使人们意识到在社会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有其平等的存在理由和存在价值。

2.农民工生态流动与流动农民工的健康生存

人们对生存的理解主要依据两种生存论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生存论和海德格尔生存论。马克思主义生存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是一种人观意义上的生存论。而海德格尔认为一切存在都是现成的,存在的过程通过人得以体现,海德格尔指出“在它的存在中是通过生成得到规定的”。根本上说,健康生存是人本质的内在反映。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人的生存实际上是一种受制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的实践行为。在这个复杂关系网中,人的健康生存面临四重关系,即人与自我的身心关系、人与他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就流动农民工来说,农民工生态流动有助于流动农民工对这四重关系的处理,有助于实现身体、心理、道德、社会适应等多个层次的健康要求。

3.农民工流动与流动农民工的“现代性”培育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农民工的参与,农民工构成了现代化建构的主体。从现代化建构主体的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化关键是农民工的现代化。而农民工的现代化过程是农民工现代性培育的过程。[11]216如何培育农民工的现代性变成了迫切需要思考的课题。笔者认为农民工生态流动是培育农民现代性的重要路径。农民工生态流动推动流动农民工价值观、思维方式、流动方式、心理状态、生活方式及社会认知的变革与发展,使流动农民工实现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促进流动农民工的现代性日益生成。[12]145农民工生态流动将使流动农民工充分认识到社会的生态化趋势,认识到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关系着流动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潜移默化中引导流动农民工对社会发展的认同,促使流动农民工积极主动接受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二)农民工生态流动的外在价值

在生态系统中,由于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生态系统中的一切生命和自然界在追求生存的同时,也成为其他生命和自然界生存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农民工生态流动系统的有序发展离不开社会、生态、伦理等多个子系统相互作用,从各个子系统来反观农民工生态流动可看出农民工生态流动具有明显的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伦理价值等。笔者把这些价值称为农民工生态流动的外在价值。

1.农民工生态流动的社会价值

农民工生态流动在一定社会环境中进行,作为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实践活动,无论是实践主体、实践目标还是实践过程都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因此农民工生态流动所产生的功能和效应必然对社会发展发挥重大作用,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农民工生态流动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首先,农民工生态流动为社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社会发展离不开人的参与,它需要人从各个方面参与社会发展的过程,即社会发展依赖人。流动农民工是推动社会发展重要的人力基础。其次,农民工生态流动推动社会结构变迁。改革开放前,我国是倒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主要由两个阶级 (农民、工人)和一个阶层 (知识分子)构成,其中农民比例较大是突出特点。促进社会结构从倒金字塔型向橄榄型变迁必须逐步缩减农民阶层比例,加大中间阶层比例。农民工生态流动是缩减农民阶层比例的重要途径。再次,农民工生态流动还推动社会法制的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秩序的维护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近年来,随着农民工流动的加剧,国家在不断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流动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农民工生态流动推动了相关社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2.农民工生态流动的生态价值

农民工生态流动作为人口—自然—社会综合性的生态系统,涵盖了众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就是整个综合性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农民工生态流动与生态子系统之间存在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生态因子的优良状况对农民工生态流动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农民工生态流动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农民工生态流动缓解农民与自然紧张矛盾的局面。农民的生存发展与自然关系密切。农民生存发展离不开土地资源、淡水资源、森林资源等的支撑。当农民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处于自然界自我调节范围内时,农民与自然之间关系是和谐的。一旦农民对自然过度地汲取,超过自然界自我调节的底限时,农民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便转变为紧张的矛盾关系。其次,农民工生态流动将减缓农村人口增长过快的态势。生态型流动将变革农民的生育观念,使他们摒弃多子多福的传统思想;变革农民的养老观,使“重男轻女”思想逐渐隐退。再次,农民工生态流动培养了流动农民工的生态意识。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类开始对生态环境恶化进行反思,从而形成生态意识。农民工生态流动从根本上说也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流动农民工在生态流动的过程中,也逐渐培养其独特的生态意识。

3.农民工生态流动的伦理价值

伦理关切的对象是人,解决的是人与他人之间的“应该”与“不应该”的问题,离开人谈伦理没有意义。[13]172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强烈要求把伦理关切的范围从人际之间拓展到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切范围拓展的结果促使生态伦理的出现。整体上说,农民工生态流动的伦理价值主要有三方面,即推崇公平正义、权利平等的人际伦理;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伦理和追求发展“善”的发展伦理。首先,农民工生态流动推崇公平正义、权利平等的人际伦理。“公平正义、权利平等”作为社会最基本的伦理价值,受到农民工生态流动中流动农民工的极力推崇。农民工生态流动过程中,流动农民工内部、流动农民工与非流动群体之间必然会发生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和谐需要公平正义、权利平等的伦理诉求作为调整世人行为的准则和标准。其次,农民工生态流动践行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伦理。农民工生态流动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观念上,要求流动农民工放弃剥削和掠夺自然的传统观念,转向与自然同生共荣,协调发展的生态理念;在实践中,通过培养流动农民工的生态意识,使流动农民工注重对农民工流动生态价值的追求,能够自觉考虑农民工流动的环境效应。再次,农民工生态流动追求发展“善”的发展伦理。从伦理学上看,发展伦理就是探讨如何发展才是“善”的发展。正如哲学家邱耕田所言:“发展伦理学就是关于发展善的学问。”[14]162

五、结语

三农问题是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工生态流动是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选择农民工流动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当前,中国农民工流动遭遇了“流动难”的境况。农民工流动为什么会遭遇流动难和如何使农民工摆脱流动难的困境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两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迫切需要理论的解释和指导。因此,从生态哲学的视角对农民工流动进行的哲学解读就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主要是从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三个维度对农民工生态流动进行解读,本文的研究可以丰富农民工流动理论研究的资料,为树立科学的农民观奠定思想基础,为实现流动农民工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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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62

Three-di 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low ofM igrantW orker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Philosophy

Li Juan

Flow ofmigrantworkers is considered as the social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also creates many heated debates among scholars.Flow ofmigrantworkers is the key factor to solve far mers’problems,while the ecological flow of migrantworkers gradually turns out to be the future trends in the flow of farmers.W ithin the context of ecological philosophy,philosophical analysis on the flow ofmigrantworkers,has certain academic value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build the foundation of ecological flow model and the premise.From ontology,epistemology and value theory respectively,this article used these three di mensions to explore the phenomenon“ecological flow of migrant workers”,and try to construct the related resolution mechanis m.

Migrantworkers;Ecological philosophy;Existentialism;Epistemology;Value theory

2011-03-02

李 娟,山西大同大学政法学院讲师,邮编:037009。

(责任编辑:常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