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敬忠

发展的西方话语说①
——兼序《遭遇发展》中译本

叶敬忠

当世界每个角落的人们都在追赶发展时,阿图罗·埃斯科瓦尔教授1995年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著名作品《遭遇发展》。他在书中指出,“发展”并不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常识性手段,发展是被发明出来的,它是一项历史和文化特异的计划。在世界发展研究中,关于发展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三类:“社会转型说”、“干预行动说”和“西方话语说”。《遭遇发展》正是对发展的西方话语说的最好诠释。通过对世界范围发展的话语批判,埃斯科瓦尔教授构想了后发展时代,他提倡多元模型与混杂模型的共存。所有这些思想对中国当今的发展现实和发展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对于发展的思考最终还需要回归到人的本质和人的概念,以及如何做人的实践与生活方式。

发展定义;遭遇发展;发展研究;话语分析;后发展;混杂模型

人们在憧憬未来时,常常高唱“主动选择,把握人生”的豪言壮语;而在回首往事时,却又每每发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慨叹息,因为很多时候个人其实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原本学习自然科学,几经辗转,又入了社会科学之门,但四十余年的人生路途中,我的生活世界似乎一直没有离开“发展”二字。小学时的每篇作文都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终生”结尾;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科学至上主义指导下,大学进入自然科学领域学习土壤化学,也为的是以实际行动投入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硕士阶段学习的是发展经济学的孪生兄弟——发展规划,即如何制定和实施发展政策和发展项目,随后便投身于在中国实施的大量国际发展合作援助项目。有着这样的成长经历的一代人,也许怎么也不会对现代化发展道路产生半点疑虑。即便是博士期间学习的发展社会学,也没有脱离发展干预这个主题,只是在以往关于发展的线性思维中加入了冲突的视角,认识到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在发展干预过程中的不连续性。其间虽然知道著名学者阿图罗·埃斯科瓦尔 (Arturo Escobar)的《遭遇发展》,但由于语言和理解能力所限,也未能太多关注。直到 2007年与作者相遇,并正式投入该书的中文翻译工作,才发现所译内容竟是对自己以往所形成的发展思维和发展工作经历的彻底颠覆;震撼之余,我深为作者的思辨深度所折服。作者令我为译著作序,我自知力所不逮:作者深谙人类学、哲学和政治学,即便对于受过系统社会科学教育的科班译者,也得费上一番功夫,遑论一个教育经历杂乱无章的人了。然而,既自称是用心迻译,或许可以摘下几滴学习笔记②该文涉及本书内容和思想的介绍文字很多出自原书,但因摘自书中的很多不同部分,因此没有一一标注页码。和心得,待与读者求异存同。

另外,就在本书中文版即将付梓之时,适逢国际发展界的一件大事发生,即以 GDP总量为标准,中国在 2011年 2月正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祖国的百年复兴,大国之梦。在国人欢欣鼓舞,大庆增长盛世之时,推介《遭遇发展》,似乎有点不应时,不应景。但是,也许,此时正是出版该书的最佳时刻,因为很多国家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一般与经济的繁荣相伴相随的是日益扩大的社会矛盾和危机。在中国的辉煌和风光背后,也有不断涌现出来的社会不公平、贫富悬殊、资源耗竭、管理危机、社会风险、贫困固化、生产不安全、群体事件频发等一系列尖锐问题。因此,越是在享受饕餮盛宴之时,越应该保持冷静与清醒的头脑,正所谓“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发展的诞生与普世化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也许都不会不说自己是在发展的道路上奔跑,虽然有的慢些,有的快些,但对旅途选择和前进方向均认识一致,也该算得上志同道合了。这种发展的特点是: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以现代化为主要理论基础,以工业化为主要途径,以英美为效仿和赶超的对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选择并无二致。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物质生产积累迅猛,经济建设成就斐然,发展速度举世瞩目。虽然对国家发展政策和发展计划也有各种讨论,但是我们发现,无论是农业支持工业,还是工业反哺农业;无论是城市化道路,还是新农村建设;无论是又快又好,还是又好又快;这些讨论的话语场域均为发展,不同的只是不同的社会行动者会倡导另一种发展罢了[1]。人们对现代化发展的选择坚信不移。

然而,埃斯科瓦尔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下简称“二战”)后的世界发展战略进行知识考古学分析发现,“发展”并不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常识性手段,发展是被发明出来的,它是一项历史和文化特异的计划。在二战结束后初期,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规模的贫困现象才开始被西方“发现”,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些地区成为了“欠发达”的第三世界。欠发达和第三世界的概念在 1945年之前根本不存在,它们是二战后衍生出来的话语产物,而发明这些概念的西方国家将此视为重新界定自身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作原则,其目的是将穷人和第三世界变成其知识和管理的对象。全球贫困的问题化带来了制定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理念与标准的新战略的需要。特别是 1949年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经济重建中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西方国家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转向如何帮助欠发达地区解决贫困之类的远程问题上。新战略认为消除贫困的方法就是经济增长,因此,发展就成了不言自明的通用真理;现代化是唯一能够摧毁陈旧的价值和制度的力量;工业化和城市化被看作是通往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人们对资本和科学技术顶礼膜拜,而欠发达地区的贫困人口被看成是愚昧无知的。北美和欧洲的工业化国家不容置疑地成为了亚非拉地区仿效的榜样。此时,发展战略成为了将世界标准化的工具。1949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所提出的美国全球战略的“第四点计划”就是这种新战略的具体体现。这种二战后为了西方发达国家特殊利益而产生的特定历史产物被当成了世界人民分享和平和富足的梦想,世界各国也都争相拥抱这一梦想。但其后 40多年的发展结果是,发明这些新战略的理论家和政客们许诺的富足之国并未出现,相反,发展战略带来的是大规模的欠发达和贫穷,是难以言说的社会不平等,是日益增多的营养不良和暴力事件,这些是霸权式发展战略和现代性思潮失败的标志,第三世界的人民群众对它也越来越抵触①自本书。。

作为发展战略的一部分,西方国家通过发展的专业化的过程,在第三世界引入专家知识和西方科学,通过一套技术、策略和学科实践来生产、确认和传播发展知识,包括学科专业、研究和教学方法、专业标准以及多种专业实践。发展的专业化是通过发展科学和分支学科的繁衍扩散而实现的。在发展专业化的影响下,发达国家大部分知名大学开设了发展研究的课程项目,第三世界国家也以此为条件创办或调整了大学结构以适应发展的需要②自本书。。在中国,农村区域发展以专业的形式于1988年被正式引入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是发展的专业化过程在中国的具体体现。

发展的“社会转型说”、“干预行动说”和“西方话语说”

在那些设有发展专业的大学里,面对如饥似渴的求知者,我们经常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回答“什么是发展”。根据安迪·萨姆纳和迈克尔·特赖布 (Andy Sumner and Michael Tribe 2008)的总结[2]11-16,“发展”有三种定义。

定义一,发展是指长期的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过程,可简称为发展的“社会转型说”。这一定义看似价值中立,其实质离不开冷战期间的一种“元叙事”和社会转型的宏大蓝图,即对现代化的渴望和“欠发达”地区的解放,对于新独立的国家来说,尤其是指它们选择的通向工业化社会的路径。截至 20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实践证明,这种元叙事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很多倡导现代化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大多使用这一定义。

定义二,发展是指为了实现短期或中期目标的活动,可简称为发展的“干预行动说”。这一定义显然较窄,带有鲜明的技术统治论思维和强烈的工具性。例如,为了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的反贫困行动均属这里所称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其目标往往偏离广大民众的期望,而变成政府官员和技术官僚的需要,真正的目标人口常常不能从发展中受益。尤其是,这种脱离历史背景的技术专家统治的发展,回避了财富积累和分配的社会过程,从而达到了詹姆斯·弗格森 (James Ferguson)所称的“去政治化 (Depoliticization)”的效果[3]254-256。国际多边和双边发展组织、非政府组织、发展项目职业工作者 (基层实践人员、技术专家等)和为了发展项目的行动研究者多使用这一定义。

定义三,发展是指西方现代性的统治性话语,可简称为发展的“西方话语说”。这一定义与前两种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它是指将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观强加给第三世界或欠发达地区,因而导致了第三世界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很多后现代的理论家和反全球化的行动者坚持这一定义,包括埃斯科瓦尔、沃尔夫冈·萨克斯 (Wolfgang Sachs)、马吉德·拉纳玛 (Majid Rahnema)和范达娜·席瓦 (Vandana Shiva)等,而埃斯科瓦尔对这一定义作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本书就是对这一定义最为全面和最为彻底的诠释。

对“西方话语说”的理解① 本部分内容均出自本书。

二战后,发展的本质一直是有关亚非拉地区的讨论的主题,寻求一种可以解决这些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发展是理论家和政客们的重要议程。整个社会对此深信不疑,即使反对主流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人也承认,需要发展。人们可以批评某个既有的发展模式,对它做出修正或完善,但发展本身以及人们对发展的需要,从未被质疑过。各国政府都在规划和实施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各类机构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和农村实施各种发展项目;各类专家都在研究欠发达现象并创造理论。对此,埃斯科瓦尔心存疑惑。

当代法国最光彩夺目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20世纪 60年代后期提出的话语分析方法使人们可以对这类“现实殖民”进行分析。面对人们从未怀疑的、司空见惯的现实,话语分析可以使研究者“后退几步,绕过现实,去分析它置身其中的理论和实践的背景”[4]107,这样就可以“超以象外,得其环中”②参见 (唐)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论“雄浑”的话。。话语分析工具恰好是为了对这样的一个事实给出解释,即某些表征如何占据了支配地位,如何永无休止地形塑着现实被构想和被作用的方式。对社会现实表征中话语和权力的分析尤其有助于揭示某些机制,通过这些机制,某种话语秩序能够生成一些被允许的存在与思维方式,同时压制甚至抹杀其他方式。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Said)、默丁比 (V.Y.Mudi mbe)和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Mohanty)分别将福柯的这些思想与分析方法运用于东方主义、非洲主义和女权主义的研究,取得了大量著名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表明,我们的社会现实已经被话语所殖民,我们对周围被建构的存在不再怀疑,我们生活在被殖民了的社会现实的桎梏与束缚之中。

而埃斯科瓦尔则将福柯的话语分析方法运用到了发展研究领域,对控制和统治社会的发展体制进行了最为彻底的剖析和批判。埃斯科瓦尔指出,应该将发展看作一种话语,一种历史的产物。当西方的专家和政客们开始把亚非拉地区的某些情况看作是问题,将其中大部分问题视为贫穷和落后,并将亚非拉地区按照西方的概念和标准表征为第三世界和欠发达时,一个新的思维和行动的领域,即发展,就此诞生了。因此,应将发展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和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思想和行动领域来考察,对发展的分析就是对其表征体制的分析。只有通过分析描述发展的知识形式、控制发展实践的制度和权力体系以及由发展话语所创造出来的主体性形式才能厘清发展的含义。也就是说,发展首先是作为一种话语开始运行的,它创造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只有特定的事物可以被言说,甚至是被想象。

埃斯科瓦尔对二战后主导了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路径的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进行了文化批判和话语分析。他指出,发展经济学的出现不是由于认识、理论、制度或者方法论上的进步,而是由于某一个历史局面改变了经济话语的存在方式,从而为新目标、新概念和新方法论的建立创造了可能性。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发展经济学远不是实践者所预想的客观而普世的科学,它就像任何一个全球的或本土的模型一样,只是对世界的一种建构,而并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无可争议的客观真理。发展经济学的话语始终处于不断制造现实的动态变化和转型过程中,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本质永远是为了西方发展话语的整体需要,是为了维持西方发展体制的霸权主义支配体系。例如,二战后初期,配合着对“欠发达”的第三世界贫困问题化的需要,“将贫穷国家的人民从水深火热的贫困之中拯救出来”这样的“贫困与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欠发达的经济学”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成为了发展经济学的主题;而到了新自由主义兴起的 20世纪 80年代,“亲善市场的发展”则变成了世界银行在 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大力拥护的改革战略。而在发展经济学向新自由主义正统回归的过程中,理论家们宣扬,不要为人民的生活标准下降到史无前例的最低点而担忧,这只是进行结构调整时暂时需要付出的代价,此时,人民的福利被认为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哪怕成千上万的人可能会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另外,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转变过程中抛弃了增长和分配这些概念,摒弃了劳动价值论,剔除了分配问题以及阶级和财产关系的问题,将完全竞争和完全理性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再者,在处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关系问题上,经济学家根据权力集团的统治需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对知识和科学工具的运用挥洒自如,游刃有余,唯有是否心手相应令人生疑。埃斯科瓦尔指出,发展经济学的一切话语和话语形变完全是为了霸权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尤其是美国在二战后所面临的种种急务形塑了发展经济学的性质。而第三世界的决策者们也急于喝到经济知识的圣水,好一劳永逸地让他们的人民达到文明的程度,从而实现统治的目的。

虽然理论家们研究了发展理论形成中的各种因素,如资本、技术、人口、资源、财政、产业、教育、文化、组织等,但发展不单是对这些要素加以简单综合的结果,发展是这些要素、机构和实践之间建立了关系后的结果,是将这些关系系统化为一个整体的结果。发展话语能够系统地形成它所讲述的事物,并以某些方式将这些事物分组安排并赋予它们整体性。正是这些要素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体系使对象、概念和战略的系统化建立成为可能,它决定了在发展的范畴内什么是可以思考的,什么是可以言说的。这些关系建立起了一个话语实践,为游戏制定了规则:谁拥有发言权,从哪些角度发言,具有什么样的权威,根据什么专业标准来判断。人们必须遵循这些规则来认识问题、建立理论、对事物命名、进行分析,并最终转化为一项政策或计划。因此,人们,特别是各类专家,不断地发现问题,不同类别的需要服务的对象开始出现。发展正是通过话语生产了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发现和制造了“异常”(如“文盲”、“欠发达者 ”、“营养不良者 ”、“小农 ”、“贫困妇女 ”),从而令世人坚信需要对这些异常现象进行处理和改造,也就是使他们变成发展计划和发展项目中“被发展的群体”,而其中隐含的正是第一世界凌驾于第三世界之上的一整套话语组织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埃斯科瓦尔将国际组织和国内机构为了实现短期或中期目标而规划和实施的各种发展计划和项目 (亦称发展干预)作为载体,分析了发展话语通过实践得以运用的过程,特别是发展话语通过实践进行的扩散以及发展干预行动所生产的相互关联的知识类型和权力形式。在发展干预过程中,发展机器通过将理性技术、专业知识和制度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和权力的组织,进而将政府官僚、各类专家和第三世界的“受益人”联系在了一起。通过特定的话语组织、制度实践和文档现实的创造,发展机构的日常实践很多被认为是合理的而不为人注意,但是这些日常实践并非是完全理性或中立的,事实上,比发展干预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发展机构的日常实践促进了社会关系、劳动分工和文化形式的形成,并有效地制造了不为人觉察的权力关系。通过文档实践、标签化等表面上理性,实质上政治的知识过程,“被发展者”被发展机器和发展专家所建构,并按照发展机器和发展专家眼里的世界再造一个世界。可以说,发展干预就是一种官僚政治,因为它致力于管理并转变人们对生活的认识和组织的方式。所以,那些貌似理性和中立的发展话语体制,其实是现代世界权力实践的一部分。发展机器正是依赖这些实践实现了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支配和统治。

在发展干预最为常见的农村发展、妇女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发展话语通过全景敞视将农民、妇女和环境置于发展机器的有效凝视之下,从而使得农民、妇女和环境成为展览品,成为发展要服务的对象。世界银行、联合国机构等发展组织的话语实践见证了建构农民、妇女和环境的表征体制基础,展示了表征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干预中,规划师和专家运用表征,并通过表征,使发展被赋予可见性,在此过程中,发展话语创造的可见性与权力行使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就像福柯谈到的监狱,它在实现改造犯人这一明确的目标上是失败的,但它却成功地生产出一个规范化的、规训了的社会。发展话语将人们定位在一定的控制坐标上,其目的不仅仅是驯服一个个个体,而且也要将人们的生活环境转变为一个高产的、标准化的社会环境,简言之,即要创造出现代性来。在此意义上,发展机器通过技术化凝视呈现出显著的生产力:它不仅进一步稳固了国家的地位,而且将它应当解决的很多问题去政治化了,变成了纯粹的技术问题,从而可以托付给发展专家来进行理性决策和管理。

发展话语在二战以后操控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地区的表征政治和身份政治,成为了核心的、无处不在的话语。而宣称为真理的各种发展话语与创造并控制社会生活的各种实践和符号相联系,通过知识和权力的结合,创造、控制并统治着“欠发达”地区以及那里的人民。发展构造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因素和力量,新的发展语言从中找到了依靠和支撑,这就是发展取得的成果。

埃斯科瓦尔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话语所进行的解构和批判可谓淋漓尽致,他告诫人们不能被西方发展话语搽在表面的盗名欺世的粉脂所诓骗,其实,发展话语一直最排斥的,也是发展应该围绕的中心,那就是人。它把人和文化看作是抽象的概念,看作是在“进展”这个图表中可以上下移动的统计数字。发展成了第三世界文化的毁灭者,更为讽刺的是,它竟然打着为了人民的利益的旗号。

在对发展话语的解构和批判基础上,埃斯科瓦尔探讨了发展表征体制的转型问题,他指出,改变话语秩序是一个政治问题,它需要社会行动者的集体实践和对既有的真理政治的组织进行重构。对于发展来说,这尤其需要从发展科学中抽身出来,以及部分地、策略性地脱离常规性的西方一般认识模式,以便为其他类型的知识与经验腾出空间。例如,在现代性危机下,拉丁美洲等地区出现的“混杂文化”应该成为文化肯定的模式。而对于替代方案,埃斯科瓦尔认为,我们不应该期冀寻求宏大的替代模式和替代战略,而需要考察在具体环境中可能的替代表征和替代实践,尤其是,这些替代表征和替代实践存在于混杂文化、集体行动和政治动员的背景之中。而对替代方案的探索归根结底在于文化差异,文化差异包含了改变表征政治的可能性和改变社会生活本身的可能性。从混杂文化或少数民族文化以及第三世界人民的实践策略和抵制发展干预的多种形式中,可能会涌现出建设经济、解决基本需求问题以及组成社会群体的其他方式。在此基础上,构想一个具有多元、差异和混杂性特征的后发展时代。

“社会转型说”、“干预行动说”和“西方话语说”之间的联系

以上用了较大篇幅展示埃斯科瓦尔在本书中对“发展”的第三种定义的诠释。现在我们应该再次回到“发展”的三种定义。在学习埃斯科瓦尔论述的“西方话语说”之后,我们发现,这三种定义并非相互孤立,而是彼此之间具有深刻的历史和利益渊源。可以说,“社会转型说”是现代性的特殊变体,是二战后各国对北美和欧洲 (西方)工业化发展的价值选择,其中包涵了“人性解放”和“生产力解放”的元叙事。而“干预行动说”则是“社会转型说”的帮手,就如发展经济学与发展规划一样,从一开始就是孪生兄弟,是将理论家和政治家的社会转型蓝图具体化为社会实践和具体行动的过程。而“西方话语说”则是建立在对“社会转型说”和“干预行动说”的研究和分析基础上的,正是由于对二者的解构和批判,才形成了“西方话语说”;因此,若没有此二者,则“西方话语说”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话语说的发展定义”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用语。从前面对本书内容的介绍可以看出,埃斯科瓦尔在本书的第二、三章中对发展的发明和经济学学科变迁的分析正是对“社会转型说”的有力批判;而第四、五章对综合农村发展、妇女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分析,以及对世界银行、联合国组织等发展机器的日常实践的制度民族志分析,正是对“干预行动说”的彻底解构。

在社会学和哲学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社会转型说”和“干预行动说”看成是结构功能性的,是现代性的发展主义,强调的是有计划的社会变迁以及对社会的支配和控制;而“西方话语说”则是后结构主义的,是后现代的后发展主义,强调的是去中心的多元混杂模式的共存和各种形式的抗争。这三种定义可以同代并存,但我们不能将它们仅仅看成是一般的学派之争,而应该看到这三种定义背后的知识体制与权力运行,以及分别倡导这三种定义的知识分子的性质与价值差异。按埃斯科瓦尔的分析,“社会转型说”和“干预行动说”正是发展话语的发明和运用的结果,其真正关注的并非“贫困”、“欠发达”和那些被置于全景敞视下的“被发展的群体”,其真正的目的是种族中心主义,通过催生技术专家治论思维而将社会问题去政治化,从而维护并扩张本身已处于中心的西方的进一步的权力霸权。而“西方话语说”的权力取向则是对现代性霸权和中心主义的抵抗,为差异政治和文化肯定争取空间。福柯指出,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权力制度的一部分[5]206,就分别倡导这三种定义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除了分别从事不同的事业领域并参与其权力生产之外,他们的认识论与价值也代表着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性质。倡导“社会转型说”和“干预行动说”的知识分子 (若还可以使用知识分子一词的话)一般属于葛兰西所指的有机知识分子,福柯所指的特殊知识分子,或国内习惯所称的体制知识分子;而倡导“西方话语说”的或许更接近于葛兰西的传统知识分子[6]11,福柯的普遍知识分子[5]441-442,或国内的非体制外知识分子①作者将知识分子分为体制知识分子、非体制知识分子和反体制知识分子,我认为后两种均可称为非体制知识分子。[7]9。若进一步思考,我们也许会发现,倡导前两种定义的学者不一定接触过或了解第三种定义,其主要原因不一定在于知识面的限制,更多是因为他们对于现代性的唯我独尊和不开放态度,除此之外,也许不乏昏睡未醒者。相反,倡导第三种定义的学者一定对前两种定义的内涵已然洞晓,本书作者当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学者的思想与其人生经历常常是密不可分的。本书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埃斯科瓦尔对自身经历的不断反思和不断否定的结果。他于 1975年在哥伦比亚瓦莱大学获得化学工程学士学位,1978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食品科学与营养专业理学硕士学位,1987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发展哲学与政策计划专业博士学位。我虽然不能与埃斯科瓦尔比肩学术成就,但是也许可以“精神胜利一点”的是,我们的经历原来如此相似。若以我之思想变化来揣度,至大学,埃斯科瓦尔的世界观也是技术与工程至上的技术治国论和现代化思维,这与发展的“社会转型说”应该是一致的。他毕业后留校工作了一年,此后获得 PAN/DR I(国家粮食与营养计划 /综合农村发展项目)奖学金,学习食品科学与营养专业,回国后还为国家粮食与营养计划工作了 8个月的时间②PAN/DR I奖学金的经费来自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而我自己在中国农业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工作了 3年,后获得 C IAD(中德综合农业发展项目)奖学金 (经费来自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前往德国多特蒙德大学学习区域发展规划与管理研究生课程,简称 SPR ING。该课程由德国技术合作公司资助,自 1981年开始设立,目的是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发展规划的人才,目前仍在继续。埃斯科瓦尔参加的美国康奈尔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研究生课程也是在国际发展新战略背景下的发展专业化的组成部分。。这段经历正是当时的国际发展新战略背景下的发展专业化的结果。可以说,他对发展的“干预行动说”也具有亲身的经验和体会。因此,在博士学习之前,埃斯科瓦尔恰好经历了发展的“社会转型说”和“干预行动说”的思想历程。而这种切身的体悟是他在思想上和世界观上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否定的基础,这与他对发展的发明和发展干预的分析一样,构成了其“西方话语说”的理论基础。

后发展主义与混杂模型

在本书中,埃斯科瓦尔将二战后的发展战略、经济学、发展干预行动和发展机器解构得支离破碎,最后他提出要摧毁发展,构想一个后发展时代。我认为,作者所批判和要摧毁的是一整套的发展话语体系,包括发展话语所控制的表征体制,发展话语所生产的真理体制,话语实践所制造的秩序体制,发展话语体制所实现的对发展对象的客体化凝视,以及发展话语所实现的西方对第三世界的软殖民和霸权性统治体系。因此,他指出,摧毁发展意味着与过去四十年话语实践的决裂,想象着有那么一天,我们将不再接受,甚或不再言说那些造成四十年间极度不负责任的政策和项目的思想。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能把埃斯科瓦尔对发展的批判狭隘地理解为对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排斥,甚至是置第三世界人民的生活福祉于不顾。事实上,他所批判的发展话语体系,以发展之名义,打着为了人民利益的旗号,所导致的结果却是少数特权群体的财富飞速增长和社会不平等的进一步加剧。

在后发展时代,埃斯科瓦尔十分强调多元模型的共存和混杂模型的出现。与现代性一样,发展主义的典型态度是“霸道”,霸道者之所以霸道,是因为自以为自己是道,也就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8]19。而且,“同一性”思维和“齐一化”概念非常猖獗,极力以一元吞并多元[8]27。发展主义试图建立一种普世的发展模型,并忽视或压制本土模型。埃斯科瓦尔指出,不管是本土的还是普世的,任何一个模型都是对世界的一种建构,而并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无可争议的客观真理,例如发展经济学。因此,我们应该提倡多元模型的并存,只要打破普世模型和宏大战略的乌托邦桎梏,给丰富多彩的本土模型以存在的空间,那么我们也就不需要为替代方案而发愁了,因为一方面,各式各样的本土模型就是要寻找的替代方案;另一方面,在多元并存的后发展时代,替代战略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了。

例如,农业生产中的小农模型,它来自这样一个观念,即地育万物,量力而出。人类必须通过劳动“帮助”土地孕育物产。人类和土地之间存在一种施与受的关系,这种关系被塑造成了互利互惠。农民认为需要“爱抚”土地、要跟土地“说话”,等等。这样的本土模型是构成人们世界的基本部分,我们应该尊重民众自创的这些本土模型,这一认识不单单是一种政治上正确的态度,而且,它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哲学和政治选择①自本书。。这就要求后发展主义对他者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即要“使差异拥有立足之地[8]22”。

但是,这些本土模型也不是以单纯的状态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与“主流”模型共同构成的混杂体中,有时甚至会赛博格化。这里,需要抛弃要么一概拥抱现代,要么一意固守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例如,有些地区的农民已经形成了一种既不受现代农业的逻辑控制,也不受传统实践逻辑的支配的混杂模型。再如,在文化方面,今天的拉丁美洲既没有悲戚地根除全部传统,也没有得意地迈向进步和现代,而是处在复杂的文化混杂化过程中,包含着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现代和传统。这一混杂化过程体现在城市和乡村的文化之中。无论是城市文化还是乡村文化,都是一种社会文化的混合,且难以辨清。在这种观点下,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的差别失去了明显的棱角和必要性②自本书。。

然而,虽然文化政治学需要对处于统治地位的发展话语和第三世界保留下来的多元本土模型一视同仁,但在现实中,我们不能幼稚地忽视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就在此时此刻,发展仍在埋头苦干、专心破坏。发展话语仍将继续它的元叙事,即发展仍会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技术专家治理的方法,发展仍会被看作是一个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技术干预制度,以给“目标”人群送去“急需”的产品③自本书。。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埃斯科瓦尔对发展主义的批判和本土模型的倡导,与利奥塔对现代性知识的批判和小叙事的支持不谋而合,殊途同归。现代人普遍把科学知识、思辨理性和人性解放当作人类的救星,而利奥塔对现代社会的现代性以“科学知识”、“思辨理性”和“人性解放”为标志的“大叙事”或“元叙事”,及其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他指出,西方社会追求普遍性的救世方案,结果不但没有救世,反而成了迫害人性的工具。西方的现代社会尽管自我标榜为自由民主的社会,但仍然存在大叙事压抑小叙事的现象。大叙事把自己视为“正统”,对小叙事加以排斥。其结果是抹杀了差别性和异质性。利奥塔站在许多小叙事一边,对大叙事进行质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叙事会就此却步,也不意味着小叙事会代表历史发展的新方向[9-10]。

为了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埃斯科瓦尔的后发展主义,我们还可以参考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从而得出这样的判断,即后发展与发展并非是在时间上的前后序列关系,这里后发展的“后”既不表示后发展与发展是一刀两断的关系,也不意味着发展之后的阶段或崭新的历史时代,而是表示对发展主义的深刻的再反思[10-11]。这样,后发展也许可以看成是发展的一个部分[12-13]。

中国的发展与发展研究

本书对发展话语体制的霸权统治和发展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对分析和思考中国的发展现实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中国已经成为 GDP总量意义上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时,如何清醒地面对增长的成就和繁荣背后的危机,对中国读者也许可以拓宽许多思考和分析的视角。若将发展的“话语说”运用到中国的发展研究中,在面对发展所加剧的城乡间的差距、群体间的不平等、地区间的不平衡、经济与社会的断裂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等问题时,我们或许可以打破思维的禁锢,在那些习以为常的技术思维之外,将关乎人民大众的发展问题再政治化 (Re-politicization)①发展问题以及广泛的社会问题原本也是一种政治问题,而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实践成功地使得这些问题去政治化了,因此,我们需要回归到这些问题的本来现实,即重新回到“这些问题仍然是一种政治问题”的认识上来 ,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再政治化 ”。“再政治化 ”中的“再 ”有“重新 ”、“回 ”、“归 ”、“复 ”、“返 ”的意思。,此时也许会豁然开朗,我们将揭开覆盖在权力支配和控制结构上的那层薄薄的发展话语的面具。追求现代性的发展话语在中国也制造了同样的知识形式与真理体制,通过一个个国际或国内发展项目的制度化实践,它使得民众按照发展话语的指示,重新创造了一个发展话语所描绘的世界,人们信以为真,将其视为代表了真理的真正真实的世界。身处其中,人们也就自然会接受发展话语所部署的那些新的劳动分工、社会关系和权力配置,虽然有时会心比天高,但也只是同时叹息命如纸薄。这样,发展话语体制也就维持和强化了权力集团对普通百姓、城市对农村、东部对西部和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控制。

纵观中国近 30年的发展路径,可以发现,我们其实并没有脱离西方话语和西方思想的权力支配,因为我们践行的一直是西方支配下的发展主义道路。我们所追寻的仍然是埃斯科瓦尔所批判的现代化的普世模型,而不留给其他选择任何空间。理论家和政治家充分利用了发展问题化和技术化的策略,任何发展计划与发展项目都是建立在对问题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的,而且经济学家主导了这一游戏过程。支配这一游戏的是 GDP、增长和快速的经济逻辑以及“数字出政绩,政绩出干部②参见王东京,“我赞成给农民每人补贴一万元”,http:∥wangdongjing.blog.sohu.com/124780494.html),2009年7月 28日。”的政治逻辑。而对于那些内聚生活方式、制度和文化于整体的地方性模型,被以“发展”之名的挖掘机、钻井、烟囱、现代生产所摧毁。在人们的眼中,自然的价值在于效用而不是存在。人们生活的很多方面变得越来越经济化,包括人类生活、自然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产、市场和消费的话语完全渗透到了每日生活的语言中。创造和积累财富的主要手段已不再是劳动,而是资本,且更为有效;劳动则变成了维持生计的手段。人们对增长、财富和资本顶礼膜拜、惟命是从,结果是人被异化了。人自以为是物质的主人,却遭到了异己的物质力量的奴役。而那些处于权力结构中的有机知识分子们也推波助澜,利用他们的“知识”来制造一种真理——即“为了国家的发展,有些人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一代或几代人的代价!”——掩盖了发展中普遍出现的“利益私有化和代价社会化[14]191”的真相。在崇尚知识的中国社会,人们接受了这些知识分子创造的真理,因此,即使“强拆”是当下人们最痛恨的字眼,现代人仍处于对资本横行的社会结构之无意识状态。对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虽然学界和政界也多有讨论,但是就如面对发展中的生态危机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样,其目标只不过是从“增长的极限”转换成“极限的增长”,是发展话语为了统治目的的一种话语转型,但对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主义元叙事仍然奉若宝典。

在普世化、主流化和中心化的一元模型越来越强烈地统治人们的发展意识时,我们应该再次思考如何给埃斯科瓦尔建议的本土模型和混杂模型以生存的空间,这就需要我们打破发展主义的思维定势,以更开放的态度对待他者,对待历史和人类社会几千年的生活与知识积累。萨林斯的研究指出,物质财富的积累观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并不是原初社会的价值。原初社会的狩猎者和采集者虽然没有什么固定的物质资产,但他们并不贫穷,他们生活在物质的丰裕之中[15]56-57。摩尔根 1877年在《古代社会》中就指出:“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和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16]400-401。”卡尔·波兰尼在1944年出版的《大转型》中就指出,19世纪出现的图利动机,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几乎未被认为是有效的动机,这种动机也从未被提升到促成人类日常行为和行动的高度[17]25。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对现代社会的研究也阐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并不取决于我们的财富,而是取决于我们的自由[18]。而且,即使有 GDP的迅速攀升,那也只是经济学的统计游戏罢了,并非民众的实际感受,人们经常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即基层人民倍尝日益增加的挫折感、疏离感和不安全感[19]18。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地方性模型生存空间的强调并不是要否定经济的增长和人们对财富的期望,特别是在西方支配的世界体系内,我们必须获得自主性[20]11。但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是在民族自主性之外的社会观和生活观,其中包括两种相对的价值取向,即“我为物转”和“物为我转”。前者纵有万贯家财,身居豪宅,衣食无忧,但还会继续索取,不论有道还是无道,人变成了物质或者现代的奴隶,结果是骑驴找驴,这山望着那山高,永远没个结果。而后者,“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也不改其乐”。正如梁启超所言,其实“苦乐全在主观的心,不在客观的事”。

怀疑和批判是科学进步的结果,这种进步也是以怀疑和批判为前提的。在本书中,埃斯科瓦尔超越现实的表象来剖析遭遇发展的本质,这正是在践行社会科学应该具有的批判性精神。作者试图摧毁一元的、普世的宏大战略,目的就是为了给五彩缤纷的本土模型争取空间,这本身就是一种建设。我们不能期望在解构一种普世战略的同时再建构另外一种替代的宏大战略取代过去,并再次主流化、一元化和普世化,否则,我们就再次掉入了同样要被批判的现代化陷阱。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批判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共谋和结盟盛行,极力以一元吞并多元的现代社会里,某一种存在模式往往极力贬低、抹杀甚至吞并其他模式的现代社会里,社会批判可以使一元主导的社会保持某种张力,使得社会能够向更加健康和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正如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里,幸亏有了鲁迅,才形成了某种张力,才留下了未被规范、未被收编的别一种发展可能性[21]3。鉴于一些人对“解构”的误解,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一连串反问也许可以给我们些许启示,他说:“在我看来,解构就是履行责任,为什么人们一味地把解构看作是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呢?为什么如果有人就理性——它的形式、它的历史、它的兴衰——提出问题,就会被说成是非理性主义的呢?为什么如果有人就人的本质以及‘人’的概念之建构提出问题,就会被说成是反人道主义的呢?”[11]348而关于责任和人的本质,也正是埃斯科瓦尔所思考的,正如他在本书结尾处所提出的,“等待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或许是在后人文主义景象中学会如何做‘人’”。

[1] 叶敬忠.发展、另一种发展与发展之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7(1):5-8

[2] SumnerA,TribleM.2008.InternationalDevelopm ent studies:Theories and M ethods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London:SAGE.2008:11-16

[3] Ferguson J.The Anti-PoliticsM achine:“Development”,Depoliticization,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254-256

[4] 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07

[5] 米歇尔·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6] 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1

[7] 黄平.知识分子——在漂泊中寻求归宿∥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9

[8] 王治河.《后现代交锋丛书》汉译前言∥乔治·迈尔逊.哈拉维与基因改良食品.李建会,苏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0] 张庆熊,孔雪梅,黄伟.合法性的危机和对“大叙事”的质疑——评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浙江社会科学,2001(3):93-96

[11] 夏光.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2] 贺旭辉.利奥塔“后现代”思想阐释.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13] 杨艳萍.论利奥塔的“科学游戏”与“合法化”.哲学研究,2001(3)

[14] VisserO,Don K.Financialised Capitalism Soviet Style?Varietiesof the State Capture and Crisis.A rch.Europ.Sociol.L(2010):191

[15] 塞林斯.原初丰裕社会.丘延亮,译∥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56-77

[16]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400-401

[17]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25

[18] Sen A.1999.Developm ent as Freedo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李华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18

[20] 汪晖.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打破发展主义共识寻找新出路.绿叶,2008(2):11

[21] 钱理群.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 (代序)∥孔庆东.正说鲁迅.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Development as A W estern D iscourse——Preface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Encountering Developm ent

Ye Jingzhong

When people at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are pursuing development,Arturo Escobar published his well know book EncounteringDevelopment,which has made far-reaching impacts.He affirmed that development is not the common means taken for granted for solving globalproblems,instead,development is an invention,and a spe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pecific program.In the field of development studies,there have been mainly three types of definition for development,i.e.,development as a process of structural societal transformation,development as an intervention action,and development as a dominant discourse ofWestern modernity.The work by Escobar is the best illustration for development as a Western discourse.By critically examining development discourse at a world level,Escobar has imagined a postdevelopment era,and promoted the co-existence ofmultiplemodels and hybridmodels.All such thoughts are of high relevance and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reality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 China.The ultimate examination of development may have to come back to the examina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human concepts,as well as the ways of being human and the styles of life.

Development;Encountering development;Development research;Discourse analysis;Postdevelopment;Hybrid models

2011-04-05

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100083。

①本文为即将出版的《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Encountering Developm ent:TheM aking and Unm aking of the Third W orld)的中译本序,应编辑部的邀约,将原文在此刊发。

(责任编辑:连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