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小佩［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南宁 530006］

从女强人到强女人
——从话轮解读《我的青春谁做主》中杨尔的形象嬗变

⊙钟小佩［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南宁 530006］

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中的杨尔与前夫、女儿以及姐妹的一些会话样本中的发话和控制话题变量、话轮长度的变量、话轮的引发和应答形式、控制话轮的副语言特征等，可以用于识别杨尔与他们之间的权势关系，解读杨尔的形象嬗变。

杨尔 话轮 权势 形象

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的杨尔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在该剧前大部分的描述中，杨尔展现给人们的是一个十足的女强人的形象。她自恃优越，凡事我说了算。她一心想让女儿实现她自己未竟的梦想——进入剑桥大学读书，但是她的女儿却对她撒了个弥天大谎——不但没有进入剑桥，而且还偷偷回到北京开了个西餐厅，当起了“厨子”。在遭受打击后，杨尔万念俱灰，女强人形象轰然崩溃。通过深刻的反思、与女儿和前夫的沟通以及雷力来的开导，她重新认识了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学会了理解别人、珍惜感情，她的形象也逐渐从“女强人”嬗变成了“强女人”。

虽然“女强人”和“强女人”这两个偏正结构的词组拥有相同的词素，但是它们的中心词一个是“强人”，另一个是“女人”。从杨尔的“女强人”形象中我们看到，她的强势压抑了她作为女人的天性，刚性有余温柔不足，缺乏女性的魅力。从“强女人”的形象，我们看到一个具有女人味的妻子、母亲和女人的光彩。本文选择了杨尔与李博怀、霹雳、姐妹杨怡和杨杉以及雷力来的六个会话样本，从话轮理论的视角，分析会话中的发话和控制话题以及话轮长度的变量、话轮的引发语和应答语形式以及控制话轮的副语言特征等几个方面，识别他们之间的权势关系及其变化，解读杨尔的形象嬗变。话题一、三、五的样本选自杨尔变化之前，话题二、四、六选自变化之后。

一、话轮理论框架

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Hymes的言语民俗学理论的启发下，美国加州大学的Sacks与他的同行以及学生Schegloff和Jefferson采用了民俗方法论的方法来研究社会，1974年他们共同撰写的论文，创立了会话分析理论，并首次提出了话轮转换理论。①话轮理论认为，会话是通过话轮进行的，话轮的分配是有序的，话轮在言语的交际中起重要作用。人物发话次数越多，控制话题的欲望越强烈。

话轮可以是一个句子、一个短语、一个词语甚至一个小品词或一个手势。话轮长度就是每个话轮的词的总数，话轮引发和应答主要是指其语言形式，控制话轮的副语言特征既包括面部表情、头部运动和手势，也包括诸如语调、音量和语速等这些可以表示说话者的说话态度的声音特征。

语言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功能之一，人们借用语言表达身份，并建立和保持其在社会的地位。在我们的社会里，由于官位、出身、财富、职业等因素，决定了人们不同的社会地位，从而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社会差距。我们可以将这个差距称为“等级”。当两个人之间存在等级，就会存在一种“权势”。Brown与Gilman将“权势”定义为:至少两个人以上的不对应的关系。②这是一种社会距离。由于两者之间不对应，他们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语言使用中，这种权势概念会通过现实社会中每个人社会地位以及与他人构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被编码和解码，而这种权势关系势必反映在他们之间的会话中。话轮的分布、控制、长度体现了会话者的社会权势关系和说话者的性格。俞东明提出，话轮作为话语分析的重要范畴常常被用来解释人物间的权势关系及人物的性格。③

二、从飞扬跋扈的女权主义者到善解人意的妻子

由于两位剧作者均为女性，故事具有女性主义倾向。杨家从姥姥到三个妈妈，到三个表姐妹个个精明能干，都是强势的角色。杨尔更是典型的女性主义代表。通过父母的包办，她嫁给了身为博士但却与世无争的李博怀。让杨尔觉得“我一鸿鹄，也找了个燕雀”，这形成了女强男弱的格局，使得李博怀婚姻生活里丧失了自我，在杨尔的女权主义高压下处处受气，没有话语权。话题一和话题二反映了杨尔从一个飞扬跋扈的女权主义者到善解人意的妻子的形象嬗变。

话题一发生在霹雳因为不能接受父母已经离婚的事实夜不归宿。杨尔和李博怀在这个话题的发话和控制话题次数分别是6和3；话轮长度分别是265和90。杨尔在话题一的绝对优势，反映了他们夫妻之间的权势关系。话题二发生在霹雳在父母结婚纪念日给他们安排了浪漫二人晚餐。杨尔和李博怀在这个话题的发话和控制话题次数分别是13和15，话轮长度分别是414和581。从两个话题的发话和控制话题以及话轮长度来看，杨尔与李博怀之间的权势关系发生了变化。在话题二里，由于杨尔的逐渐软化，环境宽松了，以前没有话语权的李博怀才有可能畅所欲言，因此有了大段的独白。而且，他不仅敢指出杨尔的缺点，竟还用了一串排比句表达同一个意思。例如，“你以前太专横、太霸道、太唯我独尊……”这是他的话轮变长的另一原因。控制话题和话轮长度的“量”的根本变化反映了杨尔形象“质”的变化。

在这两个话题中，杨尔话轮的引发语和应答语的语言形式也有明显的不同。在话题一里，杨尔的话轮的引发语，多以一种斥责的口吻反问，而且用了11个反问句来表明自己强烈愤怒，从而加强她谴责的气势。对杨尔气急败坏的指责，李怀博话轮的对答类型顶多也就是温和的辩解或找借口，而且杨尔话轮的对答类型除了狰狞的争辩外，还有诸如“注意你连人带窝被霹雳端了”、“统共几天，不见面会死啊”等挑衅性语言。李博怀唯唯诺诺的窝囊样与盛气凌人的杨尔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在对话二里，杨尔有了善解人意的表现，她体谅和认同李博怀天性知足、自得其乐的性格。在谈到霹雳费尽心机让他们复婚时，杨尔征求李博怀的意见，李博怀将问题抛回给杨尔，说道：“你说呢？”这时她脸上泛起罕见的温柔，说道：“别把难题推给我，我是女人。”这在剧中极为罕见，一句“我是女人”的台词，体现杨尔由衷地想做一把小鸟依人的女人。杨尔让李博怀决定，除了不好意思做出肯定的回答外，还有“我听你的”的潜台词。她不再把自己摆在强势的位置上。

在控制话轮策略的副语言特征上，杨尔在话题一里，语速如同连珠炮，不让人插话和喘气，一种秋风扫落叶的粗暴风格。李博怀则服帖地接受责骂。在话题二里，杨尔声音柔和，李博怀也变得更轻松，一反以往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样子，居然开起玩笑，还有一些诸如模拟拉小提琴等俏皮的副语言特征。他们沟通顺畅,相处和谐，李博怀享受到妻子亲情的温柔。

三、从独断专行的家长到开明通达的母亲

一开始，杨尔在和霹雳的母女关系中也是处于绝对的强势。一句“你的任务就是考剑桥，必须给我考上，没有万一”的台词，将她的独断专行的家长的形象暴露无遗。她将自己的价值观当标尺，强加于女儿。上剑桥不是霹雳的理想，是替杨尔挣面子。但是她必须走长辈规划的宿命道路。霹雳感觉被杨尔强权镇压，曾经发出“撼山易，撼杨尔难啊”的无奈感叹。因此就有了叛逆和一系列的谎言和错误。最终霹雳没有走杨尔指引的“康庄大道”，而是在父母离异的谎言中，追求自己的理想！后来杨尔学会了理解女儿和尊重女儿的选择，从独断专行的家长逐渐转变成开明通达的母亲。

话题三是霹雳在北京开餐厅的事情败露之后进行的。杨尔和霹雳在这个话题的发话和控制话题次数分别是10和3；话轮长度分别是221和92；杨尔占有绝对的话语权势。后来，杨尔尊重霹雳的意愿，给她自由的空间后，母女关系和谐了。而且在杨尔和雷力来共同努力下，餐厅有了起色。在此过程中，霹雳体会到母亲的辛苦。话题四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对话。在话题四里，杨尔和霹雳在这个话题的发话和控制话题次数相等都为4，话轮长度分别是158和211，而且霹雳的话轮明显长于杨尔。

从话轮的引发语和应答语的语言形式看，杨尔在话题三的话轮引发语中用了“你老实交代”这种警察审问犯人的口吻，显示出家长的绝对威望，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此外，在指责中，杨尔还使用了语言暴力，将霹雳攻读的烹饪专业贬损成“厨子”、“做饭的”，将霹雳开的餐厅称为“水坑”，呵斥霹雳是“刽子手”和“敌人”，似乎他们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霹雳完全处于劣势，对所有指责毫无辩解。而话题四杨尔的话论语言全然没有显现出家长的威风。

在副语言特征上，在话题四里，由于关系融洽，杨尔没有使用以往教训人的口气和反唇相讥来控制话轮，她的口气和语势等都很平和，甚至还帮女儿捏腿，幽默地称女儿“李总”，使母女交流更融洽，双方话轮的控制权也就更均衡。最后霹雳竟恣意地像对小同志一样拍打母亲的肩膀，赞扬和感谢母亲一番，控制了话题和感情的交流。

四、从恃“财”傲物的企业家到从善如流的“小女人”

杨尔在姐姐杨怡和妹妹杨杉面前也具有话语权。她信奉“经济基础决定家庭地位”，认为自己是家里的主心骨。无论是在她父亲病危就医的医院的首次亮相，还是随全家人给父亲选择墓地，在控制话轮和话轮长度上占有很高的比例，占据了绝对的话语优势，而其姐妹杨怡和杨杉则以较弱的姿态面对杨尔的剽悍。

话题五是父亲去世后谁来陪伴母亲。在话题五里，杨尔的发话和控制话题次数是6，而杨怡和杨杉仅为1和2。她们的话轮长度分别是杨尔275，杨怡57，杨杉55。杨尔占有绝对的话语权势。但是在话题六里，杨尔和雷力来发话和控制话题的次数相等都为5，但是雷力来的话轮长度410，明显超过杨尔的196。

在话题六里，杨尔话轮的引发语不再是以前在公司和家里那种盛气凌人的质问，而是虚心的请教。如果说经受了打击和反思使杨尔变得开始有女人味了，那么在她生命的历程中，接触到的屈指可数的“大男人”雷力来的出现，是使她向“小女人”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里的“小”是褒义词，指的不是低贱，而是温柔，具有女人味。由于雷力来无论在经营事业，还是处理生活问题都堪称楷模，都令杨尔这个“大女人”心服口服，甘拜下风。此外，每当雷力来一个话轮结束，她必定给以积极的反馈。她赞扬雷力来五次，赞同两次。在RobinLakoff1973年和1975年发表的以《语言及女性的地位》为标题的论文和著作里，她提出了女性语言男女使用的六个不同处：其中之一，就是女性喜欢用，主要是用于表达佩服和赞同情感，而含意义信息较少的形容词。④杨尔从女强人的外壳走出来后，女性语言特征也更明显了。例如，在话题六里，她多次用“相当”、“伟大”、“太”等形容词和副词。她的女人腔强化了她的女人身份。

杨尔在副语言方面的变化也很明显，在话题六里，她语调恭顺，目光柔和，鼓励对方控制话语权，雷力来的话轮超过杨尔的一倍多。在这个对话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不可一世的大女人，而是一个从善如流的小女人。

综上所述，在话轮理论视角下分析戏剧时，量化分析会对人物形象提供数理依据，控制话题和话轮长度的“量”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物形象“质”的变化，但如果我们还进一步分析话轮的引发语和应答语的方式、控制话轮的副语言特征等方面，就可以避免量化分析的局限性。

① Sacks,H.,Schegloff,E.A.&Jefferson,G.A.(1974).“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in Conversation.”Language,50,696-735.

② Brown,Roger and Gilman,Albert.1972 The Pronouns of Power and Solidarity.In:P.P.Giglioli(ed.),1972:252-81.Language and Social Context.Harmondsworth:Penguin.

③ 俞东明.英语戏剧文体学的范围、性质与方法[A].王德春.英语百人百论[C].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④ Fasold,R.W.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M].Oxford:Blackwell 1990.

作 者：钟小佩，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

编 辑：钱 丛 E-mail:qiancong081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