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学智［宁夏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银川 750021］

断裂与错位：从“启蒙”到“底层”
——60年文学批评的“整数思维”破译

⊙牛学智［宁夏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银川 750021］

相对于热闹、充满友情的80年代，90年代更多体现为冷漠、实利。

同样是十年的长度，伴随“新世纪文学”成长起来的文学批评家而言，他们要获得批评的“历史感”，如何评价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批评思路、方法和思想价值经验，成了必须面对的一个理论遗产。1980年代的文学创作按照通行的文学史书写，其先后交叉进行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1985年“方法论热”、1986年“文化热”之后崛起的“先锋派文学”。“先锋派文学”中的小说形式主义实验不仅在时间上直接延伸到了90年代，叙述技巧、个人化叙事语言和处理情节故事的偶然性、日常性等，再加上1990年代作家已经从知识精英立场滑落但又不十分认同物质欲望的“中性”态度。与其说1990年代的“新写实”、“新状态”小说效仿了“先锋派小说”的某些方法，不如直接说“新写实”、“新状态”的主要担纲者本来就是先锋作家。因为池莉、刘震云、张欣、方方等对物质欲望与精英立场冲突而产生的无奈态度，跟余华、苏童、莫言等由形式而拥抱日常状态的反抗对象都是经典现实主义。他们之间能够通约的价值观就是叙事的小人物化和生活态度的呈现化处理，其哲学源头都可上推至作家罗伯-格里耶的“物化世界”和理论家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所以，至少表面上连接这两个十年的文学批评经验，似乎就是“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这么简单，批评话语、修辞方式也似乎只是民族、国家、家族、整体、复数的我们等等转换成个体、家庭、个人、细节、单数的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