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安辉［宁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宁夏 固原 756000］

《寒夜》：生存冲突及其现实指涉

⊙徐安辉［宁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宁夏 固原 756000］

文学的功能在于通过原生态生活叙事，寄寓对人类生存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关怀。《寒夜》在深层结构所呈现的曾树生在生存过程中外部和内在的矛盾冲突，揭开了生命存在本真的精神图像，指涉的是人类现实生存所面临的人性困境和自身不可破解的难题。

社会存在 矛盾冲突 人性困境

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恒久现实意义。回望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启蒙和塑造独立人格与自我意识是许多文化先觉者关注的核心社会问题，于是在文学创作领域便出现诸多关于“人的解放”的话题，他们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清醒者睿智的现代意识“重新估价一切”，探寻人之堕落为非人及生命存在悲剧的根源，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禁锢人性自由的“吃人”文化。时代所成就的大量经典文学作品，激活被压抑和遮蔽的心灵世界，生命被给予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如此书写具有深刻而巨大的思想感染力量。《寒夜》无疑是继承了“五四”所开创的文学传统，其所叙写的家庭生活琐事及其演绎的悲剧，在深层结构中蕴涵的是作家以更具现代的视野和眼光，建构婚姻家庭伦理的形而上思考，从更深的层次破解“人的解放”所面临的困境和难题。

就生命个体而言，其社会生存必然表现为一定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状态，也必然揭示着生命存在的本质内涵。《寒夜》中的曾树生是一个血肉丰满复杂、极具召唤力的艺术形象，作为汪家悲剧的焦点人物，她显然处于极不和谐的关系中，其与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最终发展成为家庭破裂的内在因素，也正是在这种矛盾关系的呈现中，折射出小说深刻而丰厚的内涵。

婆媳关系状态 曾树生受过高等教育，是一个经受“五四”个性解放思想洗礼的新女性，她有知识、有理想，具有独立意识，大胆追求恋爱自由和幸福婚姻。她不愿走传统妇女的老路，争取要主宰自己的命运，所以当她真爱上汪文宣时，丝毫不顾及周围的非议和人们异样的眼光，突破传统方式完全自主地与汪文宣建立了颇具现代特色的新型家庭。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婆媳关系一直是微妙和复杂并影响家庭和谐的一种关系。汪母是典型的传统婆婆，她的思想观念中的旧的媳妇观，使婆媳始终处在对立的状态。传统的文化心理使她看不惯新潮媳妇的做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观念，使她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曾树生，而且婆媳这一新旧对立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战争环境下生活的艰难而不断升级。另外，汪母长期守寡的非正常生活，对儿子汪文宣所倾注的超乎寻常的感情，以及封建传统家长的作风，使母性中的爱子情感发生了错位和扭曲，她越是爱儿子，就越是不能接纳曾树生。天下父母谁不希望儿女婚姻幸福美满，可汪母不能容忍儿子和媳妇的亲密爱恋，卿卿我我、你恩我爱反而让她心里不舒服、让她生气，以争吵中狠毒的冷嘲热讽发泄内心的郁闷，甚至要儿子离婚。曾树生与婆婆的矛盾实质上代表着“自由与保守、现代与传统、民主与封建”的冲突。另外，如果抛开家庭伦理关系，把汪母和曾树生看成两个独立的个体生命，在汪家这一家庭结构关系中，本质上表现为两个女人在争夺一个男人，汪母独占儿子情感的行为表现，是其内隐的爱子心理的变态。汪文宣处于不能平衡的两难夹缝，承受着自我不能消解的巨大压力，在传统孝道和现代情爱的矛盾冲突中，最终只能使他既伤了母亲的心，又失去了妻子的爱。

夫妻关系状态 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汪文宣和曾树生由过去平静日子里的情投意合、执著相爱，到战争环境中夫妻感情的渐行渐远，固然与战争灾难有直接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生存环境改变后，婚姻关系中爱的失却。恩格斯说：“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①，“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②。爱情要以互爱为前提，稳定的婚姻更要爱情来维护，离开爱情的婚姻只能是“坟墓”，或变成沉重的精神“枷锁”。汪文宣忠厚善良，但他最大的缺陷是软弱胆小而又卑怯，这就像《家》中的高觉新一样，除了深受封建文化的“孝悌之道”的毒害之外，就是逆来顺受，对给予生存压力的环境毫无反抗之意。在汪家，父亲的缺席，并不意味着父权的旁落，在汪文宣成长的道路上，母亲代行了父亲的权力，用自己的价值观和旧文化规训汪文宣，这种“规定性”造就了汪文宣自我意识的缺乏，“不知道应该如何建立起男子汉应该有的威严以及自主，对母亲的爱的回报以及对母亲权威的认同”③，致使他永远停留在孩子的阶段。在孝道的役使下，在夫妻关系的角色定位上，顺从母亲带来的失衡，使本真内心的表达掩蔽成违心行为，对母亲的维护使自我长期压抑，情感关系的疏离必然无法维持正常的爱情生活。小说第二章描述汪文宣的梦境，实质上显现的是汪文宣在母亲、妻子三角关系及婆媳对抗中的情感倾向。试想一个“只会哀求，只会叹气，只会哭”，事事由母亲主宰，被错位母爱阉割的“温顺的孩子”，怎么会赢得女性的爱？现代性爱是以平等为基础的，“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④。婚姻中正常的夫妻生活这一物质基础一旦失却，不完整的婚姻还能维持多久？在巴金的小说创作中，似乎很少有关于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他不像郁达夫那样大胆和直率，肯定人的生命中所包蕴的情欲问题，揭示回归生命本体的灵与肉的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因此可以回避。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论述人的需要，肯定了人的生理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瓦西列夫在其论著《情爱论》中特别强调“生物因素”是“爱情的深刻基础”，弗洛伊德认为健康正常的爱情，需要两种情感的结合，一方面是两心相悦的挚爱的情，另一方面是肉感的情欲。我无意推测汪文宣与曾树生的夫妻生活，但如果站在人性的立场，以现代的眼光审视他们的关系，曾树生健康漂亮，充满青春的活力和激情，富有旺盛的生命力，汪文宣缺少男性的阳刚，被生活挤压和病痛折磨，遇事敷衍，只会疲乏的悲叹、哀怨和求告都与曾树生的人格精神格格不入，让她从内心深处厌弃，只有怜悯而不再有爱的激情。汪文宣与曾树生关系的不和谐，就成为曾汪婚姻关系破裂、亲人离散的深层根由。

自我内心矛盾状态 自我内心矛盾是外在生存冲突的内化。从表象上看，曾树生的内在矛盾是第三者介入生活的原因。婆媳矛盾愈演愈烈，没有了温情暖爱，家成了牢狱，夫妻情爱缺失，婚姻失去了应有的内涵。同事陈主任的主动追求，使曾树生寂寞空虚和“永远是灰黄的灯光，单调而无生气”的生活平添了一丝光亮和色彩。文学的本质属性在于通过感性的生活叙事，表达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曾树生与暗恋她的陈主任的交往，在因“缺失”而觅求“补偿”的表象背后，潜隐的是现代女性本体生命召唤和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本质，但这又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艰难之路。曾树生在“去”“留”问题上的内心矛盾和斗争的心理刻画，不仅是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和手段，更重要的是巴金先生在曾树生思想感情的矛盾中，寄寓自己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思考。

曾树生在是否随男朋友陈主任调职兰州，与丈夫和男朋友主要有五次谈话。第一次在丈夫面前，她极力控制自己不平静的内心，面对丈夫的慌张、哀怜和母亲的责难，嘴上说：“我并没有答应去，我实在不想去”，而心底却产生了“难道我就这样地枯死么”的疑问。当男朋友急切地让她“早点打定主意”时，心乱如麻使她迟疑不决：“我目前怎么走得了”、“太快了，让我多想想”。但当想到没有温暖的家、保守的婆母、争吵和仇视、寂寞和贫穷，便又说“走了也好”，但又不当即做出决定：“我明天回答你。”曾树生“似乎被一只手”从与男朋友约会的美好情境中，无奈地“拖”回到家，“拖”进自己的房间。回到家是另一种情境，尽管阴暗、冷清、无爱和寂寞，但善良的内心使她暂时忘记了自己，更多地想到了病中需要关怀、同情和爱怜的丈夫，想到丈夫曾经对自己的爱和现在的宽容、无私、体贴的时候，她感受到一种来自良知的责备。虽然丈夫也劝她走，来自道德和责任的力量又使她觉得“我不能这样做”，“要走大家一齐走”。如果从内心的祈愿来说，这个在矛盾中的决定并未给她带来问题得以解决的快乐。再次见到陈主任，曾树生坚决地答复：“我决定留下来。”但当面对男朋友的痛苦和失望，看到“那一对火似的眼光”，她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合理，道德与人性的较量煎熬着她的内心，于是她找寻到一个缓解压力的借口：“要是行里一定要调我去，我也会去的。”这种道德责任压力的推脱，正是人性力量的扭曲表现。走在战争气氛渐浓和人皆惶惶的回家路上，仍然继续着内心的矛盾：“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回家去？我的家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为什么不能够决定？我应该怎么办？”回家后与婆婆的再次争吵，使婆媳矛盾激化到“有我就没有她，有她就没有我”的境地，又因为感激丈夫为自己买生日礼物而动摇：“我本来就没有离开你的意思。”母亲嘲骂她不要脸比娼妓不如、是儿子的姘头而非儿媳、“你给我滚”，使她再次反思现存的婚姻家庭生活“没有得到一点满足”，并决定不再迟疑，下定决心离开这个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心情依然是矛盾和复杂的，拿到调职通知书既兴奋又痛苦。病重丈夫的悲叹，看到调职通知书蒙头的哭泣，都几近动摇她的决定：“我也并不想去。要不是你妈，要不是大家的生活……我心里也很苦啊！”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始终撕扯着她的内心。

曾树生内心的矛盾实质上是精神人格分裂的表现，一方面是反叛了旧的传统道德，理性地把握婚姻，自主地追求幸福，享受爱情的甜蜜，实现多彩的人生价值，一方面又不能突破道德原则的束缚，道义使她难以决断，良知使她内心不安，陷入了新的道德焦虑。两种力量的纠缠构成了复杂的矛盾存在，揭开了人类生命存在的精神世界。人是社会的动物，社会的道德法则和价值标准以及作为人的最基本的良知和应承担的责任，都会束缚生命活力的张扬。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人际关系准则中，往往把道德作为首要的标准，尽管在不同的时代其内涵相应的也有所变化，但它确实是一种强大的集体无意识，牺牲个人利益是社会普遍认同和倡导的个体行为准则。中国有重家族伦理的文化传统，曾树生不满足于现存的家庭和婚姻生活，在幸福、自由本真人性的驱使下，最终选择离开家庭、离开肺病日渐恶化的丈夫，与家庭利益高于个人幸福、重视人伦亲情的传统文化心理背道而驰，必然遭致社会斥责并背上追求享乐、残酷自私和不道德的利己主义的骂名。

曾树生自身因袭的传统文化观念，使这个“好心的女人”在“离去”时顾虑重重，难以决断，内心被置于“道德”评价的审判台上，备受煎熬。但问题是她毕竟受过现代新思想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与传统文化制约下的妇女不同，她并非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主动追求自由和幸福，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人的解放和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曾树生有作为人的基本欲求，也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家庭经济在战争中的日渐困窘，家庭生活的沉闷而毫无生机，夫妻感情的疏离和冷落，只有怜悯同情而不再爱，甚至因汪文宣的肺病，致使婚姻物质基础——情爱的缺失，在压抑和寂寞中等待“枯死”，都是正常的愿望不能满足和实现的因素。曾树生选择汪文宣并未举行传统仪式而结合，显然看重的是婚姻的内容而非形式，既然现在的婚姻状况失去了曾经追求的要义和内容，发生了生命需求与实际境遇的错位，生存的压抑致使精神空虚，生命活力被压抑意味着对生命的摧残，生命的意义也即不复存在。追求自由幸福是人的本性，她的“离去”又是合情合理和无可厚非的，是对传统封建观念“从一而终”的挑战。巴金先生也正是在一种矛盾情感中，让曾树生在合理的“调职”名义下，离开汪文宣这个不能带给她真爱和幸福的丈夫，又在“不忍”的情怀中，曾树生人虽然离家，但心还在丈夫的身上，仍然关心着儿子和汪文宣的健康，不仅按月寄钱写信，最后还选择了回来，“道是无晴却有晴”。曾树生的“离去”本质上是在寻求一条新的美好生活之路，做真正独立的人，追求自由和幸福，实现人生理想和价值，是人的本质回归的具象表现。

文学作为人类生存和精神图像的记录，其必然承担自我观照和认识的功能。个体生命作为鲜活的现实存在，都有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都在追寻着激情张扬的真正爱情，但这种回归生命本体的不懈努力，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阻碍因素的挤压，把本然和单纯异化为复杂生存关系而致使的矛盾纠结体。人的真正解放和存在的无矛盾冲突状态、“和谐”和“自由发展”以及“自由幸福”，依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恒课题。

①②④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③刘茉琳.《寒夜》和《儿子与情人》中母子关系的解读》[J].韶关学院学报，2010，（02）.

本文系宁夏师范学院科研基金项目部分成果；批准号：Z070014

作 者：徐安辉，宁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编 辑：吕晓东 E-mail:lvxiaodong81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