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洲

《李白与杜甫》在郭沫若一生的创作历程上是最费苦心、最令人不解的一部著作，该著既无前言，又无后记，关于这部书的创作情况后人知之甚少。关于这部书的创作时间，一说是从1967年酝酿到1969年写成，一说是在《英译诗稿》完成后，即开始本书的写作，到1970年初夏完成。这部著作正式出版于1971年10月，在当时中国的文化艺术界影响巨大，但鲜有评论。直到郭沫若逝世之后，很多学者才开始注重对《李白与杜甫》的研究，多认为这部著作是郭沫若逢迎阿谀毛泽东的喜好而作，这种观点流传甚广，对郭沫若的人格评价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其实，这种观点并未看到该书中所隐藏的巨大政治内涵与作者的自我人生写照。

一、非议与辩驳

《李白与杜甫》作为郭沫若一生创作历程中的最后一部著作，又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创作与出版，在当时的文化艺术界可谓是“一枝独放”，它的确让后人产生许多联想。该著一反中国文学的“抑李扬杜”的传统，采取了“扬李抑杜”的新观点，大反“千家注杜，一家注李”的局面，这是郭沫若好做翻案文章之使然。如果不是在文革这个特殊时期，如果不是毛泽东喜爱李白而不喜欢杜甫，那么这部著作的创作与出版也就不会让人颇费心思去揣测了。据郭沫若的好友李一氓说：“后来写的那个《李白与杜甫》，也是根据毛主席的一些说法加以发挥写成的。主席好象就说过他高兴李白，不高兴杜甫（夏衍同志插话：‘讲过，主席讲过“三李”，我听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