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颖

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里提供了两种历史小说的写法：一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二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1]可以看出，在《故事新编》的写作中，作者对这两种创作方法进行有意的兼容：“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是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不免有油滑之处。”[2]早在1936年，林穆发表了《读了〈故事新编〉以后》，从艺术直觉出发，谈道：“在《故事新编》之中，后期的作品较前期的作品更有刺激性，更有意义，使我们读了以后，在我们的脑子里更能留下新鲜的印象。”[3]这种新鲜的印象应该主要来自于“油滑”手法在后五篇中的广泛运用所达到的效果，原生态的阅读体验恰好契合了鲁迅的原意：“给了他们生命”，“没有将古人写死”。虽然鲁迅一方面自认“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另一方面则延续着反讽的笔触和戏谑的“油滑”，表示“此后也想保持此种油腔滑调”，历十三年之久而不改。在笔者看来，这种为“学术界”备受争议的“油滑”手法，不仅仅是作为某种表现手法或叙事手段而存在的，也不仅仅是性质之争、题材之争的由头，尽管很多讨论是沉溺于此的。应该看到，以“油滑”手法处理“故事”并加以新编的确是鲁迅独创的“符合他梦想的苛求”的形式，在服从于作家的艺术表达的同时，自由娴熟地调动他全部的人生经验，出入古今，往来历史与现实之间，在穿越历史时空的精神相遇中显现着时代和个人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