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 蛙

一个初秋的下午，我跟玛戈尔说，我的小说写好了，但找不到出版的地方，据说原因是中国人虽然多得数不过来，可是愿意看我的小说的人大概没有几个。

在橡树的阴影里，玛戈尔的头微微颤动着，犹豫了一下似的，玛戈尔慢悠悠地问，为什么呢？

我说，北京的朋友告诉我，中国人现在正热火朝天地比赛挣钱，出版社也不能例外。卖得好的书叫做“支持力度高的强势产品”，“强势产品”可以优先得到上面批下来的书号，书号本来是为了流通的，但上面管着，领到书号才能出书呢。怎么能事先就知道某“产品”是“强势产品”呢？编辑们的办法是 “做书”，看网上什么人的博客点击率高，编辑就找上门约稿，不会写也没关系，编辑帮着写。编辑那么忙，哪有时间看陌生人投来的文稿，你说你是潜在的托尔斯泰，我还说我是但丁再世呢，空口无凭的事谁肯为你冒险？再说如今托尔斯泰、但丁又能值几个钱？编辑有编辑的道理，中国人忙挣钱还忙不过来呢，哪有时间读书，更别说读难懂的书了，找那不痛快干什么，找几家博客看看八卦就算是很了不起的阅读了，何况还可以即兴交流，也是写作呢。肤浅的争议是获得点击率的捷径，越肤浅，参加争议的人就越多，因为有好脑子的人毕竟是少数，有训练有素的头脑的人就更少了。中国的教育不重人文，也没法重人文。所以被编辑选中的“强势产品”通常都是最俗不可耐的。这样一来，中国的书写文化就成了在通俗娱乐的水平上无穷尽的自我重复，一次比一次浅薄，一次比一次陈腐，就像没完没了地搅动一锅馊菜粥，轮番泛起的不同的烂菜叶构成一时新奇的时尚，然而势必是越搅越烂，越搅越馊。话说回来，好像也难怪那些出版社，既被由上面控制的书号束缚，又得自谋生路，据说，哎呀，玛戈尔，说来话长……我觉得玛戈尔听得快要打瞌睡了，就停住了。

玛戈尔的头微微颤动着，半天，听不见我说话，玛戈尔抬起眼说，那在中国就没有别的方式生活了吗？她指的是像在美国以大学为堡垒和营地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原来玛戈尔没有打瞌睡，玛戈尔半闭着眼睛专心听呢。我知道，尽管玛戈尔听得很专心，但是对我所说的没听懂几句。大概玛戈尔在想，是不是每一个出不了书的人都这样牢骚满腹呢？这么一想，我就很后悔跟玛戈尔说这么一大片话了。

玛戈尔是我的近邻，跟我一“墙”之隔，那“墙”是一溜高大的柏树，玛戈尔跟她的丈夫一起三十多年前种的。玛戈尔的房子是一座五十年代建造的鳕鱼湾殖民式，鳕鱼湾殖民式多为两层楼，方盒子似的木屋顶着一个巨大的屋顶（新英格兰多雪，屋顶高而陡，就不存积雪，否则厚重的积雪会把屋顶压塌），二楼藏在大屋顶里，挤着三四个小卧室。诞生于十七世纪的鳕鱼湾殖民式是新英格兰最古老的房屋式样之一，因其线条简洁，经济实用，况很适应新英格兰的寒冷天气，至今在这一带还很常见。三十多年前，带着一群小儿女的玛戈尔跟丈夫一起买下那座当时还只有二十多岁的鳕鱼湾殖民式，然后在院子四周种下了作围墙用的小柏树。光阴荏苒，不知不觉间，那座鳕鱼湾殖民式木屋已经年过半百，四周成排的柏树均已丈余高，儿女亦成年，到别的地方去谋生了，玛戈尔的丈夫也已经离婚搬走很多年了。白色的旧木屋里，现在只有玛戈尔一人在坚守。

我听人说，玛戈尔的业已离异的丈夫是个在学术上颇有声望的教授，精通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在安城学院任教多年，现在似乎已经退休了。然而玛戈尔从没提过她的丈夫一个字。

不知道玛戈尔自己曾经“是”过什么，知道的是，现在的玛戈尔跟我一样，什么也不是。当我跟玛戈尔解释为什么不再教书的时候，玛戈尔有些不知说什么好，但是并没有接茬告诉我她曾经“是”什么。可我并不好奇，并不想知道。我知道玛戈尔也不好奇，所以听我自动交代曾以教书为生时，她有些不知说什么好。

我不知道玛戈尔到底有几个儿女。玛戈尔的话很少，只提到过她有一个女儿在加州，另一个住在附近什么地方。玛戈尔从来不提她的儿子。我之所以知道她还有儿子，是因为亲眼见到了。一次因为什么事去找玛戈尔，一个健壮的三十岁上下的小伙子来开的门，见到我，有些惊愕，像是没想到竟是一个陌生的东方人来访。玛戈尔随后出来，小伙子已经变得颇有些兴奋了。小伙子也不问我来找谁，也不问我有什么事，只是一味急切地自我介绍，又连连解释他这些天住在母亲家是因为腰坏了，不能干活儿，而不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怕我听不懂似的，小伙子说完了又说，到了喋喋不休不能自已的地步，我就明白了这会儿小伙子的神志不是很清醒。玛戈尔的脸红了，在儿子身后大喝一声：“彼得！”彼得住了嘴，闪身进屋了。玛戈尔就转脸若无其事地跟我说事情，一字不提彼得，仿佛彼得的出现是我的幻觉。

玛戈尔虽然能发出雷霆般的吼声，却是一个羞涩的人。她的话少，是性情的缘故。话一少，很多事情就得猜了。比如，我至今不知道玛戈尔的年纪。玛戈尔很瘦，很高，腰杆挺得笔直，一头暗淡的夹杂着白发的棕色的短发，脸上完全不施妆，虽然有很多深刻的皱纹，却并没有明显的老态，远远望去，玛戈尔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但是要是跟玛戈尔面对面地说话，就会发觉玛戈尔的头不由自主地不停地颤动，还会发觉玛戈尔有一只耳朵聋了。要是你偏巧对着玛戈尔的聋耳朵说话，玛戈尔就不知道你说了些什么。鉴于彼得已经三十岁上下，上面还有姐姐，我猜玛戈尔总有六十来岁了。

有一点帕金森症又聋了一只耳朵的瘦削的玛戈尔虽然六十多岁了，却强壮有力，一个人屋里屋外操持，每天忙个不停。固然，住在乡村的普通美国人家都得自己管理“物业”，冬天铲雪夏剪草，油漆墙壁修门窗，屋里屋外的活儿很多，永远干不完。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人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不会使用油锯的男子汉大概寥寥无几。但玛戈尔的忙碌常别具一格，能看出一些她的性格。

有好几年，玛戈尔的院子靠我家这边堆满了白色的盛洁净水的四升装空塑料罐。冬天的时候，大风一吹扬，就会有一些空塑料罐乘风越过柏墙落进我的院子。我只好满院子捡，然后把收集起来的空塑料罐送还给玛戈尔。如是几次以后，玛戈尔就解释说安城的自来水虽然符合饮用水的要求，但是煮咖啡味道不好，所以她买罐装的洁净水煮咖啡，然后用空塑料罐存洗过菜的自来水浇菜园里的菜，浇菜挺费水的。玛戈尔没说的是，她废水利用的目的是把买洁净水额外用掉的钱找回来（小镇安城位于麻州西部的康涅狄格河谷，距康涅狄格河仅几公里，水源丰富，地下水位很高，地下室的地常有冒水之虞，因此完全不存在公益性节约用水的必要）。

不难看出，玛戈尔不富裕。美国人如果工作，就须纳税和缴纳社会保险金的个人份额（政府和雇主按个人份额的数目各添加一份），不管你什么时候退休（退休是自愿，非强制），现在总要六十二三岁才能开始领取社会保险金。每人领取的数额都不一样，取决于工作时间长短和工资数额多少，社会保险的个人份额数目按工资数目的百分比定，工作时间长和工资高的人领得多些。但个人份额有上限，因为社会保险金是社会福利，不能让强势人群都占了去。结果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工作时间长并工资高），社会保险金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大多数人都不能完全靠社会保险金度过老年，都要加上积蓄才行。要是积蓄少，生活就会有困难。我不知道玛戈尔的财政的情形，但不难想象，玛戈尔得很小心地用钱。玛戈尔穿的衣服虽不褴褛，但都很旧，一看即知已经穿了多年，当然完全不时髦。玛戈尔年年在院子里种很多西红柿和草莓，这两样东西在市场上一年四季都挺贵。玛戈尔没有电锯，为了让西红柿秧和草莓秧多晒太阳，玛戈尔拖着一把宽片大手锯到处锯她锯得动的树。浇水用的长胶皮管裂了，玛戈尔居然想尽办法要用旧轮胎给补上，其实新的塑料管不到十元钱就能买到，总能用上好几年。买一个新的晴纶棉枕头便宜的只要五元，大概很少有人会把晴纶棉枕头用二三十年，以至于需要洗，玛戈尔就用那么长时间，洗了还不肯用烘干机烘干，要晾在院子里，结果要下雨了玛戈尔在外面回不来，打电话请我去帮她把依旧灰呼呼的半潮的枕头收进屋。一个冬天的夜晚，我忽然注意到玛戈尔的房子已经很久没有灯光了，就以为她出门去看女儿了。没想到第二天在邮局碰见了玛戈尔，我问她是不是出门了。玛戈尔说没有啊。我说那怎么你的房子总是没有灯光呢？玛戈尔笑了，说她把窗户全都用毯子遮住了，要不然屋里太冷。然而有一天，玛戈尔要开车带我出去，打开车库门，竟然有一辆崭新的小奔驰停在里面，我依稀记得玛戈尔的车跟她的所有的东西一样，都很旧，玛戈尔看我有些疑惑，就坦率地解释说是她不久前中彩赢来的。我很惊讶，中彩的机率很低，玛戈尔得花多少时间不屈不挠地寻找和尝试才能得到这个结果呀。我觉得没有比百折不挠地赢来一辆小奔驰更能说明玛戈尔其人的了——孤僻，然而积极。

美国文化强调个体的独立，因此美国“江湖”（社会）的水很深，其中的“鱼鳖”形形色色，什么样的全有，只要不违法，爱怎么活就怎么活。既有与世隔绝喝自己的尿以期养生的世界第一流的大文学家，也有任昔日豪宅败破成垃圾堆终日躺在污迹斑斑的光板床上当空头艺术家的破落富孀，也有终生打零工入不敷出然而孜孜不倦地研究多种古代语言的业余学者……。当然，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大多数美国人还是规规矩矩地跟着社会主流走平淡无奇的人生之路。然而，要是没有那些特立独行的古怪“鱼鳖”，美国人的日子就会跟中国人的日子一样枯燥了。这样说，固然有些避重就轻，粉饰现实。真实是，在美国个体自由程度相当高而社会保险系数相当低的“江湖”中游泳，很多人的生活充满了挫折和失败。

我想玛戈尔大概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玛戈尔一字不提她的精通俄国文学的丈夫，大概离婚于她是一个深刻的痛苦。我搬来已经十余年了，从未见到过玛戈尔丈夫的踪迹。一次，我偶然问“玛戈尔”是不是一个俄文名字，玛戈尔断然反驳，说“玛戈尔”是个法文名字。

我有时想，这样深深埋在一个乡村的角落里，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夏天来了，夏天走了，玛戈尔不寂寞吗？坐在窗前，望着风掠过橡树，望着雨浇在草地上，望着雪地上鹿的蹄印，玛戈尔会想念她的丈夫吗？会想念他们初识的时刻吗？会想念当年她的年轻的丈夫英姿雄发，她则小乔初嫁了的明媚时光吗？会想起儿时的彼得健壮活泼的身影在她心里曾唤起的希望吗？会因为当初和丈夫一起栽种小柏树时所憧憬的未来竟是这样而黯然神伤吗？

我不知道玛戈尔的丈夫为什么走了，也不知道为什么玛戈尔没有再结婚，然而，是也好，非也好，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洒脱，失败了就失败了，多想也无益，接着往下活。更重要的是，何谓失败，何谓成功？

玛戈尔好像正是这样，接着往下活。在妥善安排很有些贫寒的经济之余，玛戈尔努力活得有滋有味。玛戈尔寻求的生活的滋味是新英格兰知识分子式的。在一杯用洁净水煮就的咖啡的陪伴下，玛戈尔花很多时间阅读。玛戈尔读了很多翻译成英文的各国文学，偶尔会问我关于中国的问题，问得很不内行。玛戈尔对于中国的全部知识都来自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倾向的《纽约时报》。“自由主义”在西方的语境中是“权威主义”的对应，意思是坚持彻底的独立思考，绝不盲从任何权威；写《一九八四》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就是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著名代表之一。玛戈尔热爱大自然，除了在院子里栽种蔬菜花卉，源源不断填满挂在树上的鸟食筒，常常去镇属和州属的自然保留地的树林里远足以外，每年开春还要专程去设在安城的州立大学的畜牧场看新添的小羊羔。玛戈尔热爱体育运动，繁忙的“物业”管理之余，三天两头开车到很深的树林里去独自散步；此外，夏天要去女儿家附近的湖里游泳，冬天则一有空就滑雪。玛戈尔上大学的时候选滑雪课学会了滑雪，四十年来年年冬天都要滑，从未间断过。玛戈尔总是能找到最便宜的滑雪场，那去一次也比看场电影贵多了。为了能滑雪，玛戈尔就完全不看商业电影，就把五元钱的枕头用几十年，就自种西红柿和草莓。玛戈尔还热爱厨艺，虽然食客就是她自己，玛戈尔仍然对一切新奇食谱充满好奇，认真照新奇食谱实习，常常为了某一种成分或佐料而在市场里四处搜寻；实习若不成功，玛戈尔就有些茫然，头微微颤动着，说怎么不是那么回事呢？

然而玛戈尔好像并不算是一个知识分子，至少，与学院式知识分子很有些格格不入。一次，玛戈尔又很外行地问我一个关于中国的问题，不知想起什么，大概是想邀玛戈尔深谈吧，我问玛戈尔，听说过东方主义吗？听说过新历史主义吗？听说过多元文化论吗？玛戈尔愣了，摇摇头，有些不知所措，接着就王顾左右而言其他了。我立刻就很后悔问这样的问题，这些匠气十足的僵硬名词在对知识充满信任的天真好奇的玛戈尔面前显得既傲慢又狭窄。

那几天我常想玛戈尔那一脸的茫然和王顾左右而言他。我发觉当玛戈尔被迫与学院知识分子的思想方式对峙时，玛戈尔变成了一个提示，一个窗口，一个向以梭罗为代表的新英格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拒绝体制权威的和非功利的思想传统敞开的窗口。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一生作为“学院”知识分子的全部生涯就是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小学或中学教师。那时候学校时兴体罚，可梭罗下不了手痛打只服打的淘气学生，就辞职了。从此大知识分子梭罗以打零工为生，终生体力劳动，工余阅读写作，或在山林间漫步观察自然。十九世纪的西方知识分子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热爱自然，重视以自然为对象的种种学问，梭罗就是这一特点的最高代表之一。在大自然的浩大深广的形象下，人群内部为虚荣心、自负和贪婪所驱使的种种竞争就太渺小卑微了。所以梭罗对一生一世被排斥在学院体制之外毫不介意，只管坦荡荡走向自己的目标——以有限的生命获取最大的生存价值，那就是最大程度地认知以自然为根源的真理。梭罗的时代真是一个梦境般的时代，我的意思是，在那个时候你完全有理由想象，一个来给你修理门窗的工人同时还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他写的书不仅在等着你来读，而且还等着千秋万代的后来人来读。

当然，玛戈尔对我的遐想毫无察觉，对自己与梭罗还有联系并不自觉；大概玛戈尔还以为那些名词的确都很了不起呢。玛戈尔只是坦然地依据自己所驾驭的知识和判断力来规定自己的生活。玛戈尔是新英格兰人，在辉煌的十九世纪新英格兰知识分子的一线余息中长大，是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在浮泛无用的多元文化论横扫美国人文学科之前毕业），虽然没做过大学教授，但是一度嫁给了一个大学教授，在被山林环绕的大学的附近住了几十年；可以这么说，玛戈尔是以大学为营垒的美国知识分子的外围群众中的一员。站在这个位置上，玛戈尔可以使用一个知识分子能梦想到的最充沛的学院文化资源，同时又不受体制化的学院知识分子群体的僵硬的思想方式的限制——玛戈尔可以随时走进大学的图书馆，也可以随时在深林里的小路上独自行走，在玛戈尔和她的信念之间，别无他物。我这才想到深深埋在这样自由的人生里其实非常好，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夏天来了，夏天走了，只恨人生短暂，玛戈尔为什么非要认为自己寂寞呢？

那个秋日的下午，玛戈尔请我过来跟她一起在院子里喝下午茶。所谓“下午茶”，是英国习惯，有点像广东人的早茶，是以茶佐的一顿点心，通常在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吃。美国人并没有这个习惯，仅偶尔为之，为的是给朋友闲谈提供舒适的场合，而且常常不以茶佐，代之以咖啡。坐在玛戈尔的院子里，我们两人安静地吃玛戈尔自制的点心，喝冰镇咖啡。不时有一、两只金花鼠从草丛里跳将出来，看见我们俩，又自惊自吓地“吱吱”大叫着跳将回去。见我半天不再继续发牢骚，玛戈尔转了话题，问，你那儿也有这么多金花鼠吗？我说有。然后两人就又不说话了，只觉得满院子的草木都在夕阳中遥望夏天的背影。玛戈尔很少请我，偶尔请我坐坐，都是这样，安安静静地，没有很多话，从不掏心掏肺地互相倾诉。这次我因为刚从北京回来，正怀着一肚子的中国人的寂寞，就对玛戈尔发了一通开篇写到的牢骚。

玛戈尔虽然被深埋在美国乡下的一个角落里，形影相吊，无声无息，然而玛戈尔有永远也读不完的有趣的书围绕着她，有鼓励个体在精神上顶天立地的文化传统的支持，使她能冲破寂寞的窒息，在智性的广阔空间呼吸。美国的知识分子的数量，学院式也好，非学院式也好，至今还足够支持在同样高度商业化的美国出版业体制内连年绵绵不绝地出版大量好书。一个有好奇心的人，只要扫一眼介绍非通俗性文学艺术书籍的《纽约书评》双周刊，就会深恨没有时间看许多有意思的书。难怪玛戈尔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出版社编辑们宁肯自己捉刀。

我认为向西方人解释中国的事情纯属费力不讨好，所以明知玛戈尔非常愿意听我谈中国的事情，我仍然聪明地三缄其口。

什么时候，倘若一个像玛戈尔那样普普通通的人，独自被深埋在中国的乡下，形影相吊，无声无息，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夏天来了，夏天走了，也能不寂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