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杰

目前，研究《道德经》英译多样性的学者主要从认知主体、意识形态角度看其差异性，如廖敏（2004:333-336.）、苗玲玲（2002:134-137）等，但缺乏理论性、历时视角与译本对比分析。《道德经》英译多样性的研究迫切需要一种理论基础。笔者经过研究发现，后现代哲学中的解构主义延异理论对解决此问题有较大的理论支撑作用，可以借鉴的代表人物有德里达、爱德华·根茨勒、凯瑟琳·戴维斯等，尤其是运用他们的理论来研究《道德经》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概念之翻译，意义非常重大。

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延异理论奠定了解构主义的基石。他在其专著《哲学的边缘》（1982）的一篇名为“延异”的文章里做了如下论述：“这样，延异（différance）一词对这种意义的缺失进行经济的补偿，因为延异可以同时指涉全部的意义形态，……它以某种方式，或至少较之任何其他的词而言更容易如此地将自己委身于直接衍身于现在分词différant的a，并在它产生某种差异物或差异的效果之前，使我们接近动词différer的行为。”（汪民安，2000：69-84）德里达将法语词“différence”中第二个“e”改为“a”，变化后的“différance”与“différence”在发音上相同, 却多了一层时间的含义。它强迫读者去思索后者所没有言说的声音：意义差异的形成是一个符号相互指涉区分，更是一个时间延宕的过程。而英语“difference”一词却掩盖了这样的声音。翻译在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也被赋予了新的涵义：意义差异的无穷延异，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差异踪迹的延异。据此，我们对历史上的翻译名家对《道德经》翻译中的最重要最核心的概念的处理，例如“德”的处理进行系统的考察，也许会有新的启迪。

据《说文解字》解释：德升也。从彳聲。升，有提升之意。可作高尚之品行、品德理解。老子的德除了有高尚品德的涵义之外，还具有深层的哲学寓义，即它既是“道”的功用的体现，又要通过“无为”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道→德→无为。无为的内涵包括“静”，“朴”，“不欲”即清静、真朴、不生贪欲。下面，笔者将对不同时期译者《道德经》三十八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一句的六个英译本为例，分析其意义延异的过程。The virtue of those in supreme authority is inactive,and does not use action [in government]1（Balfour 23）./（Those who）possessed in the highest degree those attributes did nothing（with a purpose），and had no need to do anything2（Legge 13）./The man of sure fitness never makes an act of it.Nor considers what it may profit him；（Bynner 68）./The man of superior character never acts,Nor ever (does so)with an ulterior motive（Lin Yutang 143）./The Master does nothing，yet he leaves nothing undone （Stephen Mitchell 58）./Truly powerful people don't do anything,but they get the job done.3（Ron Hogan 20）.

19世纪末 20世纪初，Balfour，Legge分别将“德”理解为virtue德行、美德，degree等级。首先，小写的virtue见《圣经·新约彼得后书》第一章：“add to your faith virtue;add to virtue knowledge;”意为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Balfour将《道德经》中的德与《圣经》中的virtue联系起来。这让西方读者以理解上帝思想的方式去理解道家的德。理雅格认为上德之人是位处最高层次的人。这一时期《道德经》的英译者以基督教传教士或宗教学者居多，他们大多结合自身的宗教背景，使德的涵义发生了具有传教功能的变化。

从延异理论看，这一意义的变化表明，老子之“德”本身在原语指涉系统中未有明确的所指，因而具有较大的阐释空间。此时期的两位译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以基督教之德诠释老子之德，以满足教化中国国民的文化殖民需要。德在此时期的译例符合延异理论关于意义差异的形成是延搁的观点，翻译便是凸显历时差异的过程，文学文本的语言在无止尽的解构误读过程中会产生与历史背景契合的附加文本意义，获得在目的语文化中的生存能力，并继续繁衍。

20世纪中期，Witter Bynner与国学大师林语堂将德理解为fitness与character。这就将德的概念诠释为健康与品格。WitterBynner认为上德之人身心必然都达到健康平和的状态，又非刻意追求的结果。这一时期注重自身品格修养的诗人、作家与旅居海外的国学大师加入了《道德经》的英译，使德的涵义发生了具有修身养性功能的延异。这一变化符合延异理论关于概念互为指涉的观点：“从本质和规律上来说，每个概念都刻写在链条和系统内。其中，概念通过系统的差异嬉戏，指涉他者，指涉其他概念。”（汪民安，2000：70）德在《道德经》这一文本体系中包含了很多意义，它只能通过原语体系中的不同其他概念来指涉自身，而其他概念又要通过另外的概念来指涉。所以无论是fitness还是character，都只是译者在目的语体系中寻找指涉德的某一符号踪迹，这些踪迹只是德被延搁的在场，并不能穷尽德的所指。同时，这两个译例也凸显出由于中西文化体系不同而对德的指涉符号选择的差异：西方人更注重身心健康，而东方人更注重人的德行品格。

20 世纪后期，Stephen Mitchell，Ron Hogan等译者将德的概念作了颠覆性的描述：master大师，powerfulpeople有能力之人。这样的译法让德不再抽象，而是具体鲜活的。这一时期不同职业的译者加入到《道德经》的翻译中，德的理解呈现多元化和形象化的趋势，以满足读者期望和行业需要。Stephen Mitchell将上德之人理解为大师，master一词在美国的普及度相当高，凡在某一领域具有领导指挥能力,某一行业有很高成就并且品行高尚的人都可称之为大师。这一译法将德的意义具体到我们的现实社会和生活中，让读者能感受到上德之人的存在。Ron Hogan是实用主义者，他从实用主义角度将《道德经》看作经营之道的宝典，将上德之人具体化为有能力之人powerfulpeople。而getthe job done 这一在美国口语化程度极高的短语暗示读者：真正聪明的管理者善于用人，不身体力行也能成功。这一时期译者身份的多元化与概念理解的形象化使“德”的涵义向着不同领域延伸，发生了体验实用功能的延异。这两则译例颠覆了对原文德的传统理解，创造性地将其与当代人的现实生活相结合。

上述变化印证了延异理论关于符号的死亡经济观点：“延异（différance）中的 a，因此就无法听清；它依旧如同坟墓般（oikēsis）是沉默的、秘密的。……延异在这种坟墓中生产出死亡的经济。”(汪民安，2000：70) 正因为德这一符号本身具有多层含义，它的能指也就掩盖了它未曾言说的声音。这便激励着译者掀开德这一字形的墓穴，不断挖掘其内部多元含义。延异的死亡经济使得解构具备了可行性，文本的解读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译者也从文本的解构性阅读与翻译中获得赋予原文新生的自由。

[1]Derrida，Jacques.Margins of Philosoph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2]Bynner，Witter.The Way of Lifeaccording to Lao tzu[M].New York:John Day Company，1944.

[5]Mitchell,Stephen.Tao Te Ching[M].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