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

从《金瓶梅》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遇到武松之前，潘金莲是没有情感的，只有由“身体”而来的欲念；在真心对待武松、渴望武松的情感过程中，金莲有了对“情”的认识和体味；当遭到拒绝、武松又远远离去后，金莲的欲和情被闲置起来，即生命体被闲置起来，而后碰到了西门庆。青春女子眼中的男子，不同于男子眼中的男子。如果将这样的分析用于潘金莲对武松和西门庆的判断，可以肯定在潘金莲眼里的西门庆除了不如武松身材魁梧外，其他方面比武松要强得多。应该说是西门庆点燃了潘金莲的情欲之火；潘金莲嫁进西门府后，发现了他与西门庆的不同，不同在于她将她的全部给了西门庆，而西门庆不能将全部给她，她们之间的新误会是情欲伦理的不对等性，西门庆背叛了她，而且越来越远离了她的初衷；接着，闲置的身体效仿西门庆，诱奸了小琴童；琴童被打之后，金莲明白了“身体”的所属；不断争宠，要独占鳌头；在争宠的战斗中，明白了对“情”的执念纯属妄谈；放纵“身体”，使之落在“实处”；企图旧梦重圆，而“身体”肢解。

在这样的线索中，可以发现潘金莲的幸福伦理即为“身体”的快感逻辑。正如冯文楼所说，潘金莲的一生呈现为身体的寻找、落实和解体的过程。潘金莲的生命表现出欲望受阻后的破坏性作用，导致一件件恶劣事件的发生，是人性未能经由导引而向“善”的教训例证。人的“身体”先于人的其他降临于世，而后伴随着人的成长、与人的其他合而成为人的整体，所以自有其要求的合理性一面。黑格尔曾说“精神是与自身同在的自由”，如果把“身体”从精神中剔除，那显然精神则成为他样的精神。米歇尔·福柯就曾于此处着力，发现了权力历史的对象就是“身体”，是在对“身体”的不断改造和规训中完成了权力的欲。那么，结合《金瓶梅》的世界，潘金莲的“身体”不就是这样的过程展现吗？《金瓶梅》写潘金莲的学术意义在于写出了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着坚硬真实感的人的伦理，认识和解释她是为首务。

在《金瓶梅》中，作者缩略了李瓶儿生命的感性呈现。在缩略掉的部分里，有几个问题需要交代。

第一，瓶儿前后经历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折，是许多论述者认为矛盾的地方。这个转折是婚嫁西门庆的前后不同：前者，淫荡、谋害亲夫；后者，温顺、相夫教子。也就是说前者坏，且坏透了，后者好，且好到“贤良”。

在分析之前，不妨回顾一下。当李瓶儿偷情西门庆时，对西门庆的情况很了解，也了解西门庆的性事仍频。乞嫁西门庆失败之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你就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奴家没日没夜只是想你”。

此处出现了一个喻体——药。“药”在《金瓶梅》中有重要作用。药最先在除掉武大的时候出现。此处，李瓶儿将西门庆比为医治她的良药，请问她的“病”是什么？西门庆的“药”又是什么？答案很清楚，她的病是情欲的饥渴，而西门庆的“药”就是他的身体，以耗损生命的方式提供药的效力。西门庆成功的提供使得李瓶儿得到满足。而药的一个谐音更能说明问题，“药”通“要”，双方都是在不断索要中达到生命的交融，当然，即构成生命的损耗。“药”在第四十九回，又从一个神秘梵僧那里，递到了西门庆的手中。这一次，非是毒药，而是春药。西门庆很快喜欢上了这种药，时时带在身上。

瓶儿本来对西门庆就绝无误会可言，对她的索要以及西门庆的给予，都非常明了于心。加之，她曾经做过错事，内心也有悔意。当她与西门重归于好，她的“病”得到了西门“药”的治疗，她当然会有所改变。也就是说，身体伦理的对等性要求得到满足后，提供了一条由“淫”而至“情”的途径。她变成了一个温顺、贤良的“良家妇女”，对西门庆只有关切和无微不至的爱护，不争风、不吃醋，常常将汉子推向别的妻妾房内，没有任何牢骚埋怨，还时时拿出私房钱和睦家庭，一心一意地相助西门庆。在瓶儿的转变中，西门庆得到了一种不需付出的爱，这使他警惕的堤坝无须设防，反而使他真心地爱上了李瓶儿，专宠她、依恋她。而李瓶儿很快又给西门生了个男性继承人。生子后，瓶儿更加的宽容、良善了，一心扑在儿子身上，从无理会种种蝇营狗苟，只是在保护儿子上多有留心。

分析至此，瓶儿转变的缘由，或者说前后矛盾的逻辑统一，基本找到了。冯文楼老师指出，李瓶儿的改变是人性欲望得以通达后的体现。人的欲望不可取消，不能经由压抑而灭除，只能通过导引加以疏通。能够疏通，欲望就会导向“善”的途径。

另外，笔者隐约感到，西门庆和李瓶儿在其交往和生活中，偶尔地碰到了正常的伦理生活，让两人都感到莫大幸福，并深深依恋。但这样的正常伦理生活，在西门庆的世界是不正常的，是陌生的，让我人觉得非正常的伦理，才是《金瓶梅》人物所处世界的正常状态。所以，尽管《金瓶梅》中的这一段写的温暖感人，也透着人性的光明，但它的很快破灭则更有意义，更令人发省深思。

第二，这个富得流油的女人为何处心积虑（摔掉花子虚）、小心翼翼（转移财产）、低三下四（交好月娘、金莲等）、忍气吞声（金莲等人的恶言诋毁）地要嫁给西门庆？什么是她追求的幸福？分析这个问题，除了上述她所找到的对等性身体伦理的对象就是西门庆外，还需将她与潘金莲做一简单比较，似乎才能部分地说清楚瓶儿所追求的幸福。此二人都重视身体伦理的对等性，所以一个毒死武大郎，一个气死花子虚，都嫁给了西门庆。但二人还有着明显区别。

她们两个都出身于侍妾，而后潘金莲被送与武大，李瓶儿盗财逃走。说明起先李瓶儿对钱财的认识就深刻于潘金莲。潘金莲也爱财，在于西门庆交往中每每索要东西，在于月娘的争执中也都因财而起，但金莲实际要的是能够展露其“身体”的饰物。那些物件也正是她身体的外化。她虽花枝招展，而财力处境实实堪怜。武大在时曾经谈及搬家之事，金莲曾典当首饰以付房资。潘金莲没钱，对钱的认识也浅显得多。李瓶儿则不然，从梁中书府盗财而出后，又找到一个更有财力的花太监，将皇宫的许多财物罗致于她的箱笼中。在财力的支持下，李瓶儿养尊处优，一副从容不迫、运筹帷幄的富婆形象。李瓶儿懂得钱财的好处，且会用钱，常常打发零碎钱给丫鬟、仆人，赢得上上下下一片赞誉。甚至在死亡迫近时，尽管如冯妈妈、吴银儿淡忘了她，可她还是给其留有财物，致使世故之人悲哭嚎啕，求其因，皆是瓶儿钱财使的结果。瓶儿深知俗世世界里，常人大都利欲熏心。而金莲不同，她处处尖酸刻薄，在对待王婆、潘姥姥的情景里可见一斑。

小说曾颇费周折地叙述了瓶儿从相遇西门庆到嫁给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瓶儿做了嫁进西门府的所有准备——笼络小厮、交好众妻妾、转移财产、处理宅院（将紧挨着西门府的宅院送予西门庆）、气死子虚，临到跟前儿了，却搬居到遥远的狮子街住。这里，搬居狮子街有分较，从狮子街到西门府有一段路程，瓶儿希望她能在这段路程中完成她想要的婚礼，吹吹打打、迎迎送送、排排场场地嫁给这个清河县的豪门领袖。这反映了李瓶儿对世俗社会的理解和尊重。她是个社会性的人，她要的幸福不单是自我体验的幸福，还包含了社会认可的幸福。反观潘金莲则根本不同，金莲要的幸福就是她自我体验的幸福。

可以这么说，潘金莲展示的是一种原始激情的女性，而李瓶儿体现了社会文明驯化的人格。《金瓶梅》以这样的两个女人，平行交构，成为西门庆色欲世界最重要的姬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