荩石晓博

佛禅思想在袁宏道诗文中的体现

荩石晓博

袁宏道是明万历朝中后期著名文学家，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互为推扬，被称为公安派。他们标举“性灵”，猛烈抨击主张文学复古的七子派，在当时的文坛上掀起巨大波澜。袁宏道于万历二十四年吴县知县任上作《叙小修诗》，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无论是才力、识力、胆力还是创作实绩，中郎无疑是兄弟三人中的特出者，他的作品在公安派诸作者中也最具个性意识和时代色彩，是公安派本真精神之所在。

袁宏道从幼年开始，就因父辈亲友和兄长的影响，而对佛学产生了兴趣。而后又受到李贽的影响，再后又对李贽等的狂禅产生了疑问，佛学思想几经变化。在青少年时期，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就对佛禅产生了热烈的兴趣。这其中包括他的外祖父龚春所和舅父龚惟学、龚惟长等人的熏染，即袁中道所说的：“偕外祖春所龚公，及舅惟学、惟长辈，终日以论学为乐。”特别是其兄袁宗道对他的这种影响更为巨大和直接。袁宗道对佛学深有研究，万历十七年(1589)他在京城为太史时，在与焦竑、瞿汝稷的交往中，更受到他二人的佛学思想影响。当时，袁宏道正在京师参加春官之试(即礼部试，考进士)，从而得到宗道的佛学熏陶。同时在与焦等人的相识与交往中，也必然使之受到佛学的熏染。这就是袁中道所说的“时伯修方为太史，初与闻性命之学，以启先生”。后来，袁宏道礼部试未中而归家，袁宗道也因事返里，二人“朝夕商榷”。袁宏道更是“索之华、梵诸典”，“极力参究”，以至“如此者屡年，亡食亡寝，如醉如痴”，可见其对佛学的倾心。

明末佛教显出一定的昌盛，佛学的世俗化倾向更加明显且更具包融性，不但禅教兼通，而且儒、佛、道兼融，显示着不谨守门户，以圆融为尚的特征，居士佛教十分兴盛，很多文人学士也都为之倾迷。这种特点不但表现在被称作明代佛教四大家的株宏、真可、德清、智旭身上，也表现在李贽、袁宏道、焦竑、管志道、屠隆、杨起元、陶望龄等人身上。当时的士子对佛禅十分热衷，袁宏道对佛学的热衷，更深受李贽的影响。

袁宏道在见李贽之前，就已经倾心于佛学的研究，以至“亡食亡寝，如醉如痴”，但在接触李贽之后，他的佛学思想向着更深层发展，这也就是袁中道所说的“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末有涯也”。总之，是李贽促进了袁宏道佛学思想的形成与深化。正因为如此，袁宏道在诗文中一再表示了他对李贽的钦佩与心服。一则说：“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唯禅宗一事，不敢多让。当今敌，唯李宏甫先生一人。”二则说：“自笑两家为弟子，空于湖海望仙舟。”(《送焦弱侯老师使梁，因之楚访李宏甫先生》)把李贽与焦竑并称为师，自居于弟子之列。三则赞李贽的《焚书》是“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的佳作。(《李宏甫》)不仅如此，袁宏道还进一步把当时的天地比作一个大罗网，把李贽的出现比作是要用“无羽镞”解除这个大罗网的“大妄人”，袁宏道在这里依佛教的佛祖之身称颂李贽，这本身就表现出他对李贽佛学思想的尊崇，也表现着他深深受着李贽佛学思想的影响。

在万历二十七年前后，袁宏道的佛学思想发生了变化，对习禅无所获而感到苦恼，在高卧柳浪期间，读经阅藏，佛学思想经历了由禅入净的转变，表示要皈依净土。宏道的禅学思想虽然没有净土思想那样具体、赅备，但是就其对文学思想的影响而言，修净远不及禅悟。

袁宏道真正的以禅论诗是他关于不落理障的“趣”与“韵”的理论。“趣”与“韵”在袁宏道看来具有相似的内涵。首先，都是本于自然的美学范畴，“韵”是“自然之韵”，“趣”则“得之自然者为深”。其次，是与“理”、闻见知识相对立的。再次，是“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是依审美感悟而获得的。

中国古代文论中，较早提出诗歌“韵”的理论者是唐人司空图，袁宏道与司空图相类似之处在于，都受到佛教思想濡染。司空图的“韵外之致”有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神采，明显是由禅宗“言语道断”、“不立文字”，庄子“得鱼忘筌”的理论衍化而然。袁宏道的“趣”、“韵”说，除了明显具有老庄自然论的痕迹之外，所谓“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的特点，则与禅学重直觉体悟的思想正相契合，可见“趣”、“韵”之论是佛禅与老庄思想融合的结果。当然，司空图所说的“韵”主要是指诗歌的文字，他所强调的是所谓“韵外之致”而不是“韵”的本身，即追求文字之外更丰厚深远的意蕴。而袁宏道则强调“韵”（或“趣”）的本身，强调其自然之态。司空图的“韵外之致”是纯粹的文艺美学观念，而袁宏道所论则包含文艺美学但又不止于此，与“理”对举，更多体现了与明代后期人文思潮之间的联系，既是文学、美学观念，又是其追求崇尚的人生态度。

袁宏道所说的“趣”、“韵”与通常所谓“理趣”不同，“理趣”是寓哲理于形象之中，这种哲理，读者在诗文言辞的感悟中可以获得。袁宏道所追求的“趣”、“韵”的美学范畴是与“理”对立的。因此，他认为富于韵、趣的诗作，与受禅学影响甚深的、深潜禅理于其中的王维的诗作，或直接用禅语理语的苏东坡的作品不尽相同，而平淡自然的陶渊明的诗作似乎更符合其审美理想，这也显示了宏道融摄庄禅的思想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袁宏道提出“色里胶青水中味”的审美追求几乎与“信腕信口”（《袁无涯》）的文学主张同时，但前者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前者主要限于理论陈述，虽然前期也间有含蓄蕴藉的诗作，但主要体现的是“信腕信口”的风格，因此前者理论显得苍白无力。

值得一提的是，袁宏道诗禅之论为后期诗风的改变提供了理论准备，后期的诗作体现了疏淡自然而又蕴含禅趣的风格。他致力于这种风格的诗歌创作与当时文坛“王、李之云雾一扫”有关。这样的诗作如《书所见》：

落日淡秋容，游云忽自重。斜披四五树，乱点两三峰。马顾横桥水，僧归别路松。岩深不见寺，烟里忽闻钟。

这首诗与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体现了灵动与静寂、实景与虚空的统一。虽然画面中比常诗多了一僧、一马，但也是以实写虚，以动写静：山中别无它物，归僧是寂寞的，只得与松树揖别；眷马是孤索的，唯有回眸于流水。乍起的一杵钟声使人顿悟到了虚无的永恒。幽隐的禅趣深藏于秋阳初落、淡云缕缕、僧人独自归去的画面之中。

这与袁宏道早期写过的与佛禅有关的诗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早期的诗作如《感兴》：

俗尘近不得，远之亦为尘。扰扰色界里，具足清净人。何方超梦幻，无法过贪嗔。曹丘一滴水，了然智慧津。

此诗作于初晤李贽之后，“曹丘一滴水，了然智慧津”以示对李贽的仰慕之情。全诗明显表达了禅宗“人性本自净”，“动静常禅，成就自然之理”的随缘任运精神。说理直露，禅偈的痕迹犹在，与后期的风格迥然有异，原因则在于前期的诗禅之论以及“韵”、“趣”的理论深化了对诗歌艺术内涵的理解。因此，艺术风格、审美旨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石晓博，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