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慧林

话剧在中国诞生之初是力求与中国传统戏曲这种老的戏剧样式区别开的。到上世纪80年代，当话剧发展遇到重重危机，不得不重审自身时，以高行健为代表的话剧创作者提出并倡导回归到传统戏曲本身的理论。话剧《绝对信号》是实践其理论的第一站。本文围绕该话剧，通过浅析其中所运用的传统戏曲艺术表现手法，即观演剧场性、舞台假定性和时空的自由转化，来彰显传统戏曲对实现中国话剧长足发展的重要作用。

中国话剧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戏剧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从诞生之初，它就命以“文明新戏”，凭着生活化、写实化和散文化的特点与艺术化、写意化、诗词化的中国传统戏曲相区别开，以期成为一门新的艺术样式。话剧在中国埋下种子后，立刻生根发芽。但在随后的成长过程中，由于缺乏对自身形势的客观认识和精准定位，加之影视的冲击和国人审美趣味的变化，作为“舶来品”和年轻艺术形式的话剧，遭遇到了发展瓶颈。自1980年起，话剧更是创作惨淡，剧场萧索。随后对黄佐临《漫谈“戏剧观”》一文的商讨,以高行健为首的话剧创作者举起了“得从戏剧的‘艺术本身’去寻找自救手段”的探索大旗，倡导“向我国传统戏曲学习”，回到传统戏曲本身,为现代戏剧发展明确了“向传统戏曲汲取复苏的力量”的方向。高行健的《绝对信号》就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在融入中国传统戏曲艺术表现手法后，以国人陌生而又熟悉的身姿应运而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