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梅

我们知道，维柯有关“诗性智慧”的论述是站在史学与哲学联系基础上的，更注重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他在《新科学》中指出，原始人的诗性智慧最能与诗性联通，想象力最为发达，“原始人在他们的粗鲁无知中却只凭一种完全肉体方面的想象力，而且因为这种想象力完全是肉体方面的，他们就以惊人的崇高气魄去创造，这种崇高气魄伟大到使那些用想象来创造的本人也感到非常惶惑。”这种诗性智慧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各种有关西域的典籍中频频出现，也常成为民族叙事的重点。其影响的广度与强度在当下语境中不仅没有削弱，反倒决定着人们对西域的想象性言说。当我们提及“西域文化”时，扑面而来的是久远的历史文化传统，即便是现今在诸种场合展现的民俗以及各种形式的歌舞表演，也都是以与现实生活构成距离和反差的生产生活方式为想象的基点。从一定层面上说，这是对一种地域与民族的浅层认知，阻隔了对真实社会状况的读解，但换个角度看，则说明这种表达在民族性的阐释上的深刻根由。本文对“现代背景下的诗性智慧”的读解即意在此，从现有的诸种元素反观诗性文化的原始表现，并将之置于现实语境中，来考察其接受与言说特性。

诗性智慧之原始表现

对于西域文化，这种“诗性智慧”与草原游牧文化和绿洲农耕文化构成最基本的互为表达关系。游牧文化彰显出的力度、强度、强烈的主体性，以及具体生活中对自由、骏马、猎鹰、荣誉的高度重视，都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游牧传统获得了对话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