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海燕

《一千英亩》(1991)是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简·斯迈利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描写吉妮对父亲、丈夫和情人的感情转变，真实客观地再现了美国现代家庭主妇的精神世界和情感冲动，揭示了父权制对女性的压抑和摧残，表达了新一代美国女性要求摆脱传统束缚、获得独立和自由的心声。小说先后获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书评人奖两项殊荣。笔者从存在主义的视角出发，探讨《一千英亩》中女主人公吉妮对存在的认识过程。

一、存在的迷惘:吉妮荒谬的生存境遇

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谬的，是由不可理解的偶然性构成的一片混乱，既无规律可循，也无理性可言。萨特认为外部世界是一个非理性的、杂乱无章、极度不真实的世界，人活于其中注定是痛苦的、孤独的、空虚的。《一千英亩》通过主人公吉妮的生存境遇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荒诞的世界对人压抑、异化的悲惨画面。

第一，物化。存在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在形成伊始就成为一种荒谬的外在力量，强迫人们服从，顺应它。因此，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只能是主奴般的冲突、对立关系，人要么主宰他人和社会，要么被他人和社会所主宰。吉妮周围环境的荒谬深刻地体现在她和父亲的关系上。在《一千英亩》中，父亲对待吉妮的态度是非人性的，他的言行表明他根本没把吉妮看作是自己的女儿，更没有把她看成是一个有尊严、有人格、有需求的平等的人。在一次与吉妮的争吵中，父亲对她骂道:“你这个不下崽的婊子!无论你干什么，你都瞒不过我，你这个懒女人。你这辈子就钻这儿，钻那儿，讨好这个，讨好那个。不过，你真算不上是个女人，不是吗?我不知道你算个什么东西，就是头母狗，对，一头被榨干的浪狗。”(196)①在父亲的淫威下，吉妮被彻底异化成非人性的“物”。吉妮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相当于一个奴隶，一件物品，一只动物，可以毫不留情地随意使用和处理。

第二，压抑。小时候，父亲把她当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对她任意地糟蹋。父亲的乱伦行为夺去了吉妮对“自己身体的记忆”，这几乎对吉妮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造成了伤害，特别是心理上的伤害。在回忆那天夜里父亲进入她房间时，她说:“我躺在床上，意识到他曾经就在那里，我父亲就在这张床上，就躺在我身边，我就这样看着他的头，看着他那渐渐秃去的头顶，看着他头上棕灰色的头发，感觉到他在吮着我的乳房。这回忆刚进入脑海，就使我实在无法忍受，大叫一声跳下床去。于是我尖叫，过去我从来没这样尖叫过，这是拼足了全力的尖叫，是扯着嗓子的尖叫，是那种毫无顾忌不怕别人听见了会注意我的尖叫，我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用在了尖叫上，张开嘴，发出一阵阵尖利的颤音”。(248－49)这份卯足了劲发出的尖叫暗示了她所受的压抑之深，然而小小的她当时只能假装睡着了，受制于父亲。“我还能记得他说，‘安静点，小丫头。你不用同我打架。’可我从来记不得同他打架的事，不过无论在什么场合，谁要想抵抗他，他一眼就能看出。我记得他的身体重重压了上来，感觉到他的膝盖直往我大腿间挤压，我则尽力绷紧大腿，同时又不让他觉得我在抵抗。”(306－307)吉妮一辈子都活在父亲的阴影下，受制于他的权威。父亲对自己的糟蹋让她的精神长期处于压抑之中。从那以后，吉妮对自己的身体就产生了奇怪的疏远感和陌生感。

第三，机械。加缪指出，现代社会里，有许多工匠式的人们，像西绪弗斯一样“每天做着同样的工作，这种命运无疑是荒诞的。但更可悲的是，人们对这种状况还毫无知觉”(Albert Camus 313)。吉妮就是西绪弗斯的化身，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为父亲烧好一日三餐，按时为他浆洗换晒，惧怕他的权威，接受他的统治，成为他最忠实的奴仆。这一切从表面上看，固然只是她为父亲做着普通的日常家务。但根本而言，这是父权制社会下女性受压迫的必然结果。在这一机制下，每个人都是运转着的社会大机器里的一个齿轮。生存，就意味着人必须像机器一样不停地运转，不停地被操纵，没有喘息。

上述的种种环境特征足以证明，吉妮的生存境遇被巨大的荒谬所笼罩。这种环境在决定了她的性格同时，也促进了她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荒谬现实的自觉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是摆脱荒谬和异化的自我的惟一途径。

二、存在的探索:吉妮自我意识的觉醒

小说的主角是故事的叙述者——吉妮。在小说中，她是个好女儿，尽力使父亲满意;她是个好大姐，对妹妹们总是尽量忍让，息事宁人;她是一位出色的家庭主妇，一直努力做个好妻子。然而，她的努力似乎全都失败了:当她极度困惑，极需在精神上得到安慰和指点，前去寻找她所钟情的男人杰斯时，得到的却是彬彬有礼的回答。后来她发现，原来杰斯在同她妹妹罗丝偷情。至于老父亲，他把吉妮为他做的一切都看作理所当然。他不允许她有任何的怀疑，不允许对他有任何限制，哪怕是出于为他安全考虑的限制。

吉妮似乎陷进了一张无形的大网，无从脱身，在荒谬的世界里品尝着痛苦。其实，结网者就是她的父亲。吉妮的生活完全操控在父亲手里，她的婚姻，她与两个妹妹的关系，她同其他人的往来，她自己的生活，处处都能见到父亲的踪迹。吉妮是个极尽孝顺，没有主见，很少用“不”来否定或拒绝他人的一位中年女性。她默默地忍受父亲对自己的辱骂和欺凌，同时还保持着对父亲的崇敬与依赖，极尽所能讨好父亲。父亲对吉妮的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甚至连她连续六次流产，始终未能如愿怀孕，也在某种程度上与父亲有关。在小说后半部分吉妮终于领悟到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真正地位——农场的奴隶，为丈夫服务的机械，被父亲使用的泄欲工具，“被侵害了环境中的被侵害的女人”(76)。

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发现吉妮在变化，她努力以姐姐的身份对妹妹们发出忠告和要求;她严格限制老父亲随意驾车外出惹事，甚至以“没收”车钥匙相警告;她终于敢对自己的父亲说“不”。吉妮的拒绝行为表现了她对异化现实的反抗和对自由人格的争取。人的自由是现代存在主义者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因为自由使人具有终极的尊严。在萨特看来，自由的本质就是否定，“一个人最基本的、最终的、不可剥夺的自由是说一声‘不’”(威廉·巴雷特237)。人的自由是天生和本能，但是人常常屈从于社会和群体意志，自觉和不自觉地逃避自由，使自己沦为异化的存在。萨特积极倡导个人进行“自由选择”，其目的是为了使人勇于接受自由，摆脱异化的存在。从吉妮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自由者的形象，她不仅用思想和行动证明自己的自由选择，而且不断地用语言向所有的人宣布她的自由:“我不愿意”。

此后，她在与情人杰斯的相恋过程中，找回了对自己身体的记忆。在得知妹妹罗丝与情人偷情，吉妮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打算将有毒的水芹根拌在猪肝香肠和泡菜里拿给罗丝吃，不管结果如何，这都象征着吉妮自我意识的觉醒，象征着她要同以往的一切告别的决心。这时的吉妮已超越了自己，不再是一个“失语”的女人了(70)。吉妮在经受了男权在肉体上、心理上、生活上、无意识上的多重压迫后，战胜了心理障碍，获得了自我意识的觉醒，萌发了一种对于自我存在的探索。

三、存在的自由:吉妮对命运的抗争和对自由的追寻

诚如一位存在主义者所说:“人作为一种孤独的生物生活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里，充满焦虑和绝望，直到对自己未来的行动做出了决定性的选择，他的存在才有意义，而通过这样的选择，他才获得作为人的身份、目标和尊严。”(J.L.Styan 118)对吉妮这样一个孤独无助、饱受压迫的女性来说，她所面对的疏离、冷漠和异化的生存境遇是极端荒谬的，它产生令人窒息的沉重压迫。

萨特说，人是自由的，因为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一个人，无论他处在什么样的境遇中，他都应当去做一个自由的人，这并不是说，人可以脱离环境而存在。人的主体自由表明，人虽然不能脱离环境，但决不是必须迁就环境或被动地顺应环境，事实上，任何环境都无法阻止人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去把握自己的命运。人在积极采取行动和环境搏斗的时候，有可能不成功，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他仍然是英雄，是自由的人。

吉妮自我意识的觉醒只能给她带来痛苦，因为她周围的环境压迫和奴役着她，蚕食着她的自我本体，逼迫她堕入异化的深渊;荒谬的现实决定了她的一切反抗都无济于事，每一次自由选择都意味着她在异化世界中更深一步地走向自我沦丧。最后，吉妮别无选择，只有忍痛离开自己珍爱的农场。吉妮毅然的选择体现了她对实现自我本质执著的追求。离开了农场的吉妮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完成了全部的蜕变，从一个受压抑受迫害的家庭妇女转变为一个可以把握自己未来的独立女性。最终，她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份自我，也在这份对命运的抗争和自由的追寻中认识到了自我的存在，找到了自在的存在。

简·斯迈利在这部小说中，用女性主义的视角和第一人称的叙述，对人物心理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呈现了现代家庭妇女在寻找发现自我的过程中，内心所充满的迷茫和矛盾、心里承受的压力和冲突，她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对女性生存状况和境遇的关注，值得人们深思和重视。从存在主义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解读使其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从中我们可以感知:对于人类，特别是现代农村女性存在的思考和关注是时代精神的需要，也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人类存在问题的观照。

注解【Note】

①本文所引用原文均出自简·斯迈利:《一千英亩》，张冲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以下相关引文只注明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Albert，Camus.The Myth of Sisyphus.Cleveland: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76.

Styan，J.L.Modern Drama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杨照明艾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